4.2.1 译者的个人风格
由于各种原因，不同的译人可能会在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用语风格。汉译佛经的开山鼻祖安世高，总体译经语言“模糊至极”(14)，因为其“术语表达未标准化”(15)，随意而自由，首尾也相对简略。如例［1］。
［1］是时贤者阿难，独闲处，倾猗念，如是意生，未曾有。是意是微妙本，生死亦微妙，中微妙，但为分明易现。便贤者阿难，夜已竟起到佛。已到，为佛足下礼已讫。一处止已止一处。贤者阿难白佛:“如是我为，独闲处，倾猗念，如是意生，未曾有。是意是微妙本，生死亦微妙，中微妙，但为分明易现。”（后汉安世高译《人本欲生经》，T01no14p241c25-p242a3）
此例很能代表安世高的翻译风格，没有重复某一处散文的偈颂，句式参差不齐，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随意用之，文言、白话、外来成分一应俱全。试比较与此段互为异出的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
［2］尔时，尊者阿难，闲居独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缘起甚奇，极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观见，至浅至浅。于是，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闲居独处，宴坐思惟……”（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二十四，T01no26p578b9-15）
东晋僧伽提婆对此事的重新叙述，主要是以四字句为主，间以三、五言。《人本欲生经》中“独闲处，倾猗念”，僧伽提婆与时俱进地将其双音化了，“闲居独处，宴坐思惟”，从两处“猗”字我们尚不能肯定世高是否对“猗”与“倚”通假了然于胸，但同样非汉地出生的罽宾三藏僧伽提婆以文质兼备的语言技巧，结合成熟的四字格，巧妙地拉近了“佛教混合汉语”与同时期中土文献的距离。
从异出经中可看出不同年代的译人的翻译风格，但即便是同一时代的不同译人，语言分格亦迥然有别，比如同为东汉的康孟详，就与安世高的翻译不一样，康孟详的译经文字整饬，节奏鲜明，四言格式趋于成熟，东晋道安就对孟详赞不绝口，“孟详所出，奕奕流便，足腾玄趣”(16)。
译人不同的用语风格也表现在译名上，译名是每位译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个人的用语习惯亦由此得以高度体现，如同表“涅槃”义时，安世高用“泥洹”，“人或有百劫生死者，或有千劫生死者，尚未能得阿罗汉道泥洹”（《七处三观经》，T02no150Ap880b13-15），支娄迦谶更多用“般泥洹”，“佛言:‘是诸菩萨会者，悉度生死已，是优婆夷后当作金华佛，度不可计阿罗汉令般泥洹。’”（《道行般若经》卷六，T08no224p458a25-27）支谦用“灭度”，“佛在世若灭度后，亦当随明度无极如是”（《大明度经》卷五，T08no225p503c9-10），竺法护才用“涅槃”，“白世尊言:‘诸比丘众观察如来无身口意过……不涅槃者令得涅槃。’”（《受新岁经》，T01no61p858b26-29）
因为存在译者不同的用语风格，就可通过对确切的同一译人的译经的考察，归纳译人各自的用语特点，以此作为区别性语料来考证其他译人被误题之经，这种方法已经被有些学者运用，如史光辉在考证被误题为支谶所译的《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时，大致就是这种方法。
对译人用语风格的整理，还可用来区分同一译经中，哪些语料被后人窜改。如《增壹阿含经》，梁僧祐载其为苻秦译经，《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晋孝武时，兜佉勒国沙门昙摩难提，以苻坚时入长安。难提口诵胡本，竺佛念译出。”(17)但文献语料在成书和流传过程中窜入和杂糅的情形往往会很复杂，《增壹阿含经》在为时不长的流传过程中就掺入了不少后来成分，东晋的僧伽提婆对此作过修正，以至于后人误为《增壹阿含经》是僧伽提婆所译，可见被僧伽提婆修改或直接加进的语料不在少数。王云路在论及《晋书》、《南齐书》等史书语料时，曾指出“一书内部的语料也应区别对待”(18)，哪些语料是苻秦昙摩难提的？哪些语料是东晋僧伽提婆加进去的？尚需进一步区分。“应该更深入地比较它们的差异，全面、准确地判断出哪一条中哪一些句子是经过加工的”(19)，这样全面的语料比较就关乎译人整理，我们可在分别整理出昙摩难提、僧伽提婆确切译经的基础上，归纳两者译经的个人用语风格，用以区分《增壹阿含经》的语料，尽管难度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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