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面对的几个问题

前言：试图面对的几个问题

又有一种冬夜，时间的指针不紧不慢

进入室内，打开电视——

亮暗不一的光点重构了生存

你坐下去是孩童，站起来已老态龙钟

这是1995年我在一首题为《冬天》的诗中偶然地写到电视的一节。我翻检了自己的差不多全部诗作，电视这个词似乎只出现了这么一次。的确很少有诗人在诗句中描写到电视，博尔赫斯写过许多神秘故事，在他笔下出现跟人类的技术有关的事物包括指南针、迷宫、无字的书等等，但他不曾关注过电视所具有的神奇性质。布罗茨基在他的诗作中有关现代的制造物，写到过飞机，他写道：“飞机的圆窗里我看见一棵棕榈”，布罗茨基没有顾及到现代人更多的恰好是从电视屏幕上看见一棵棕榈。连最喜欢描述现实生活中事物的美国诗人亨利·泰勒，他一再地写到除草器，还有拖拉机，直至水管、澡盆和钳子，可他也没有写到电视。

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诗人，他们肯定在看电视，生活中需要电视，可似乎他们的诗歌一点也不依赖电视。这种情况后来常使我感到疑惑，包括对自己写作的思路。我在一篇《诗歌与时代》的文论中探讨过这一问题：“处于新机器时代的一个诗人的立场，似乎必然地站在对抗的位置上”，但我也考虑到了：“工业或后工业方式，没有像某种权力那样强迫要求用制造成批产品的方式来生产诗人与诗歌。人可能成为‘数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及其计算机的牺牲品’（勒内·豪克引霍豪夫语），但也不一定非成为牺牲品”。“由一般的、全体的角度认识，新机器时代，机器与科学在导致实用主义高度泛滥，扼制了人的思辨的自由与可能性。譬如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被广告、影视、画报、大众摄影图像化了，却消解了多重启示的形象性；广泛流行的、庸俗的艺术显示出技术化、缺乏创造性与商业化的特性等。但从个别、具体的角度认知，机器与科学又给了人的思辨以更大的自由和可能性。正是现代科学在粒子领域的新发现，促成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建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文学艺术中非理性领域开拓的直接启示，分子生物学、科学的系统理论与文学艺术批评中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紧密关联；相对思维与解构主义之间的联系，一一说明了现代科学技术对人性发展的正面作用。可以说科学技术也给艺术对现实存在俯视性的怀疑和非理性的体验与表达提供了依据。我们从构成、犹疑、追问等词汇中，就能感受到强烈的现代诗性意味”。“新机器时代并且提供了新的语言方式”^[1]

我现在所引用的这些论点仿佛表明了我试图对新技术及其构造的世界方式抱一种乐观的态度，尽管我不无谨慎地其实是在矛盾中跋涉，起码是在言语的逻辑与现实的物象之间。对于电视就是这样。

1995年，我应《电视月刊》杂志约稿，书写了一篇短文《电视的意外以及诗歌与电视》，这是我首次直接来谈论电视。从文章的标题看，它的内容与论述的方式有着一点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感。我表达了对电视的一种期待，那就是它要能让人不时地感受到意外。而产生这一期待的前提正在于我将电视看做一个不断面临的全新的世界，因为它的确在将一整个世界推向我们面前，而这个世界的性质应该是这样的：它对事实的生活来讲，是一种重构——它应当能够赋予事实另外的意义。正是这一层意义的收获让人感到出乎意料，世界呈现了可能是原本的、或者深藏的面目，它是智慧与想象的成果。

关于电视，我在1995年的诗作和文论中都用了“重构”这个词，说明我企图在哲学与美学的范畴来界定新技术的力量。我至今认为这个出发点是尤为关键的，它包含了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新的技术意味着一种力量，它构造出一些新的言语，直至新的语言方式，并授予它们独特的形态与功能，但它并不会使新生的语言简化成单纯复制的机器。实际上它没有，我坚信这一点，我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在本书的核心章节，我使用了“重述”一词，它比“重构”更加看重电视这一技术产物的语言属性。

而当电视的语言重述性质被确定，它的原创、创新、想象等诸种可能性就迎刃而解了。即便单纯地从叙述上认识，电视以图像代替了文字也不是一个问题。图像与文字一样具备表述力，如隐喻（隐喻是空间上的结构组合，它由这一事物到达另一事物。因此隐喻是更适宜于影像的方式）等等指向深度叙述的语言能力。在这一向度，电视犹如是一种艺术，当它旨在发现意义且具有深入思考和批判的方法。问题倒在于在事实的传播中电视是否失去了这一能力，著作中对此已多有述及。

电视是电子新技术（信息）时代或者视觉时代的表征，在后工业、后商业化社会中，它自然被纳入文化生产的形态范畴。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电视的表述能否达到公共性与个人性，而不是习惯所认为的单纯的利益性与消费性；即（大众）文化工业进化为“创造性产业”^[2]的可能性；在产业生产的过程中，现代传播完成其本体功能。在市场性运动中，公共性与个人性的话语抵达，依靠着种种力量的组构与运行的碰撞结果，尤其依据于都市、边缘等等文化与思维的活跃区域的生成和加入。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实现是当今趋向民主与多元利益共存时代的一个指标，是文化新版图的构成内核，也是电视在其中生存与活跃的既成语境。举例来说，作为媒介的电视是信息的窗口，也应是辩论的平台，是当今时代的公共场域，并且电视叙事的明喻功能也十分适合民间深刻意志的表达。对于电视的新的观念，某种程度上源于对当代新的社会与文化语境的认识和体会，这也是本书涉及的一个重要话语。

可以说，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都在促使电视的方式在每一个层次上作出新的定位。对于受众资源的理解就建立在这样的定位上，即电视的传播者与接受者间的沟通，本质上应在相当的文化层面上完成。任何信息都具有价值的倾向，电视所传播的信息的结构形成可看做对事件直至事件所依存的世界的解释与理解的重述文本，观众正通过此对世界作出自己的领悟。电视传播以及电视言语的多层性因此一方面来源于每个观众所处社会的地位、角色性质、学识素养、人格个性与思维习惯等，另一方面就取决于电视采取的表述方式。

譬如为了取悦心目中的大众而变得平庸一点，降低失去观众的风险，实际也就失去了以深刻与创新获取观众的机遇。又譬如为什么我们偏执于习惯与流行的观念，犹如我们对后现代的偏颇与简单化的认识，我们通常将无中心、拼贴、复制、解构认做是浅俗与平庸的代名词，是通俗与深奥界限的消磨器，却未能辨识它们之间在这个时代更趋微妙和深刻的区别。这就像荒诞派戏剧与“无厘头”制作、现代派笔下悲观的人物与电视脱口秀中的沮丧平民间的差异所在。

受众的阐释力被普遍低估也是值得思虑的一个命题，如从收视率出发对受众貌似真实的考察，实际却是对受众接受能力的平面阉割；更多的是运用传播者的话语权强行安排与制造受众所需，甚至虚构数以亿计的传统社会中的一体化受众。当电视所体现的视觉语言的垄断（虽然是不完全的），把上级指令与商业考虑放在首位，寻求真正属于由多元群体组成的公众的内容就变得复杂与困难。在这样的言语现实中，电视引起知识阶层的忧虑不仅在于其通俗化的问题，而是这种大众视像文化在极权环境中可能与某些利益结合，形成压制性的存在^[3]。而由于电视的这种片面，导致新格局中的知识分子中间言语（相对于权力指令和大众消费的声音两端）的缺失，亦为本书所关注。

可能眼下的电视图像已在显示出一种时代性的分裂，一方面是批量生产，标准化，另一方面是碎片性，丧失中心与权威；一面是平庸与无个性，又一面则是杂乱和多元化；它蕴含着现代性、科学性与民主，又挟带了过多的传统权力欲望和等级向往。这不得不使人想到中国本土文化言语与电子技术、现代社会格局支持下的电视的天生不适应性，同时向我们的理论读解提出了挑战。

可以确定的是，本书的全部分析最终都指向电视的本体和实质认识。既然我们的一生注定在新的技术原则及其力量的笼罩下漫步而行，我们体验的世界最巨大的部分就是这种语象的重述，所有目光所能及的物象世界几乎都已被置于这一重述的范围，留剩的事实经验对于人生的建构已无足道；既然一生就在这面对电视的起坐之间；那么，我们总得弄明白我们所阅知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或者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的影像。

最后我想顺便谈论这样一个问题，表达本身的问题。我常感觉到的是理论的沉重甚至艰涩，而我将这两点当做理论的本义。我知道在现实中、特别在电视理论的圈子内可能正流行着所谓“深入浅出”。常有人与文章在刻意贬低有难度的理论表述，贬低学术新词的使用等。有人就借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理论家偶尔使用了一个比喻，试图说明任何学问都可以变成通俗有趣的样子：“相信这些有趣的文字要比读理论原文轻松得多，也更易于理解和把握”。爱因斯坦不过是对那些不能够深入阅读、了解相对论的人做一个简单的启示而已。从另一方面讲，大师并不就是那些“千方百计地‘化简’自己的学问”的人，或者“大师就是那些下最深的功夫研究，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研究成果的人”，因为深奥、艰涩是由事物本身的学理决定的，而理论新词语的层出不穷及其必要性，就建立在语言本身的动态进程之上。

【注释】

[1]南野：《新幻想主义论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6页。

[2]所谓“创造性产业”话语，参读金迈克：《阿多诺的绝望：大众文化如何重振其创造性》，《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177页。

[3][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