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年轮，镌刻着古人兴衰荣辱的足迹，它为后人烛照出前人不懈前行的身影，又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精神智慧和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五千年来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处于主导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哲学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对中华民族的悲剧观念的形成和民族悲剧精神的塑造起着主导作用。它与老庄、佛教哲学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促成了中华民族悲剧意识的形成，深深影响着历代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内胜外王的人生观、温柔敦厚的美学观，决定了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内向型文化、达观型文化的基本性质，中国文化的这三个整体特征，通过各种层面，以各种方式表现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物质产品中，中国传统的悲剧意识和悲剧艺术都深深地烙上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烙印。[14]中华民族就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感受、体验和解决现实困境与人生苦难，并将它们表达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形式，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中。儒家的原始人道主义、忧患意识、救世情怀所持的积极入世精神，带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影视艺术家以极大的滋养。彭吉象认为，凡是优秀的影视作品，都会体现出时代风云与社会变迁，反映出我们民族的生活与民族心理，表达出民族的情感和民族的意愿，呈现出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传达出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深层集体心理”。从总体上讲，五千年中华文化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范式，是一种“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这种“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文化给个人指出的自我实现理论。正、诚、修成为个人自我完善的追求，仁、义、礼、智、信则成为维系群体、完善自我的思想体系。倡导人们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避世，体现出重视守道、修德、遵从生活规范和社会规范、“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性人生观。儒家的伦理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则，渗透在现实生活的总体秩序中，成为制约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并引导人的实践活动的理性力量。人们在处理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首要考虑的就是情理统一和个人的意志与行为是否符合儒家的伦理规范，进而做出“善、恶、忠、奸”等道德评判。在《窦娥冤》《赵氏孤儿》《清忠谱》等古典悲剧作品中，贯穿人物行为始终的常常是人物的儒家伦理人格，主人公往往是“忠”“义”“孝”等道德规范的化身，抗争精神也常基于人物自身的“忠”“义”“孝”等信念之上。所以悲剧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震撼力，一般是他们在超凡的苦难中显示出来的抗争精神与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的融合。
苏珊·朗格在《悲剧的节奏》中曾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理解为：个人一直与家庭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不仅社会，而且连自己也将个人的存在视为公共的财产，为了公众的利益随时可以牺牲。在这里，个性的发展还是一种缺乏自觉意识的生命形式。儒家理想是文化给个人指出的自我实现理论，作为个人的自我完善的正、诚、修，意在培养一种与文化要求和理想相一致的主体人格。即培养出孟子所言的道与义的浩然正气，具备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主体精神，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去实现个人的理想。这种主体性就是要齐家，做到父子、夫妇、兄弟、姐妹秩序井然，情深意笃；做到君君、臣臣、官官、民民，四方太平。这种个人理想的自我实现又是文化理想的实现，是文化按照个人意识的实现，也是个人按照文化意愿的实现。诚如张法所说：“这种个人理想的自我实现，同时又是文化理想的实现。在这种理想、这种主体、这种自我实现中，个人没有任何纯个人利益的要求，只能克己复礼、为义忘利、舍生取义（即使客观上为了个人，也要从主观上认为是为了仁、义、礼）。因此我们称这种主体性——即自我实现和文化实现合一的高度自觉性——为集体的主体性。”[15]与中国文化重视天人合一、主客体合一的立场截然相反，西方文化则把自然作为人类认知的对象，把自然宇宙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强调人要征服自然，主客两分。西方文化以海洋型、商业型的希腊文化为开端，崇尚的是一种个体的主体性。希腊英雄都是些个人，他们根据自己性格的独立自主性，服从自己的专断意志，承担和完成自己的所有事务。如果他们实现了正义和道德，那也只是显示出了他们个人的意向，西方文化个体的主体性与中国伦理化文化传统及悲剧意识集体的主体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希腊神话中的赫克里斯，他就是本着个人意志去维护正义，与人类和自然中的妖怪作斗争。但他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英雄，因为他在一夜间强奸了第斯庇乌斯的50个女儿的故事可以作为佐证。再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他可以不遵从部落首领的命令，凭着个人情绪变化拆伙独立，不参加战斗。法国的查理大帝和他身边其他英雄的关系，犹如阿伽门农和希腊诸将的关系一样，是一种自由自愿并不牢固的关系。查理必须时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不得不听任他们去满足私人的欲望，尽管他像天帝在奥林波斯山峰上那样咆哮，他的英雄们却独立地去干各自的冒险事业，把他的事业置入功亏一篑的险地。西班牙的熙德也是这样，他也依附一个国王，要尽他臣僚的职责，但是和这种君臣关系相对立的是他的荣誉观念，这才是他的特殊人格的决定因素，他为这种特殊人格的光辉、高贵和光荣而斗争。所以这里的国王也要得到他的臣僚们的意见和同意，才能发号施令，进行战争；如果他们不愿意，他们就不帮他作战，并且他们也无须服从多数，每个人都独立自主地根据他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行动。[16]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在悲剧中，更强调一种人物性格的伟大，他们把荣誉或爱情等确定为自己的目标，不是依据伦理原则，而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方面的主体性格，去满足自己个性中的特殊因素。比如麦克白的勃勃野心、哈姆雷特的踌躇犹豫、奥赛罗的偏颇嫉妒、李尔王的顽固疯狂、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渝的爱情等。就像黑格尔所认为的，这些人物遭到毁灭，正是由于他们坚定顽强，始终忠实于自己和自己的目标。他们并没有伦理的辩护理由，只是服从自己个性的必然性，盲目地被外在环境卷到行动中，凭自己的意志力坚持到底，即使他们迫于需要，不得不和旁人对立斗争，也还是要把所做的事做到底；正是他们这种性格的光辉，才让人们理解卡门、麦克白等为何能成为感人肺腑的悲剧主人公。霍布斯比把西方文化比喻为人和人像狼一样，人人都发挥自己的思想情感才能，在维护和发展自己的个性自足中与他人、与环境碰撞、竞争、拼斗，或由理性而发展为一种社会契约，或由毁灭而产生新的和谐，个体的主体性是与动力型的文化相适应的。
稳定型的中国文化产生的是集体的主体性。集体的主体性典型地表现为符合礼的本位追求。本位就是文化给自己规定的位置。
尹鸿认为中国历史电视剧中的英雄体现了更鲜明的伦理精神，他们虽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浩然正气，但是却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宁愿蒙冤受屈，也不愿作叛臣逆子。[17]比如电视剧《杨家将》正是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理解和塑造杨家英雄形象的。他们体现出一种高度自我牺牲的、九死不悔的忠君爱国精神。国难当头，他们总是义无反顾、拼死战斗、前赴后继、浴血疆场，即使最后仅剩下12个寡妇也仍然慷慨出征。尽管杨家赤胆忠心、战功显赫，但却屡遭皇帝误解、冷落，甚至迫害，然而他们仍然忠君报国、矢志不渝。该剧充分展示了杨家众将高度伦理化的道德意志和人格风貌，从而为电视剧带来了一种鲜明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派。再如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再现了刘备集团失败灭亡的史实，描绘了代表社会理想、实行王道仁政的刘备集团被代表社会现实、实行霸道暴政的曹魏集团所毁灭的过程，造就出“扶汉有志，回天无力”的悲剧态势，其间注入一股悲剧性的伦理力量和情感力量。杨义认为，刘备行仁德于乱世而柔懦不合时宜，在超越乱世哲学中显得鹤立鸡群。即便他由于三让徐州、两让荆州，失去最初的立足点，却能在奸邪肆虐、礼法荡然的糜烂局面中，交关、张以义，托诸葛以信，以至于他携民渡江，贻误战机，白帝托孤，难以排遣对扶汉灭曹事业的身后迷惘，也被人们认为落魄英雄的行为。作为蜀汉势力的代表，刘备的悲剧在于其道德与世态的背离，诸葛亮的悲剧在于其智慧与国力的错位。他才华盖世，未出茅庐就已知道凭刘备的实力是不能与曹操争锋的。他神机妙算，借赤壁战机，掩有荆益，平定南蛮，实行联吴伐魏的举措挽救危局。尽管他事先预测到荆州之失、虢亭之败、上庸之陷、街亭之挫等一系列的战略失败，但他却没有足够的谋臣良将和兵力运用于千钧一发之际，这是由他第一流的智慧和第二流的国力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所致。[18]这便完成了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讲成败利钝去实施兴汉灭魏大业的千古良相形象，以及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悲剧。该剧大力渲染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道德优势，刘备集团越是符合当时人们的道德理想和要求，就越能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与缺陷，它所带来的心灵上的痛楚和情感上的重负使人产生沉重的道德失落感甚至幻灭感，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政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产生强烈的悲剧性心理体验。
二、民族精神的文化艺术载体
儒家思想以伦理中心、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为核心，强调“君子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主动意识，基于人本思想追求的是道德教化、人格塑成、建立良好的生活规范和社会规范。所以，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养成了务实、求真，努力于实际、现世的生存观，塑造一种与文化要求和理想一致的主体人格。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说法和孟子的“忧患”概念，是儒家对国家民族观照的博大情怀，是面临困境和苦难毫不畏惧的积极参与、勇担重任的忘我精神，是为拯救民族危亡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是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理性思辨精神。忧患意识的彰显，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源自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入世品格，是儒家文化的思想准则。诚如冯友兰所言：“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有巨大影响，帮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中国人深信这个理论，因此经常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即使处于极端困难之中，也不失望。在刚结束不久的抗日战争中，这种希望成为中国民众的心理武器，即使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还深信：‘黎明即将到来。’正是由这种信仰形成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19]
尹鸿教授说：“悲剧意识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中的核心意识，作为对民族生存遭遇的精神反思，它积淀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整体中，存活于丰富的文学艺术中，申诉着中华民族浩大而沉重的苦难，也表达着中华民族坚韧的文化性格和对自由幸福的热切向往。”[20]文艺以其既非逻辑所能穷尽，又非信仰所能容括的特性，恰好成为悲剧意识的载体。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曾体现在各类文艺体裁中，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曾言：“《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21]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悲剧意识和悲剧艺术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厚德载物”“忍辱负重”的承担精神。中国文化提倡君子应以深厚的德泽承纳万物、化育万物，故有一种“忍辱负重”的精神。《老子》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是道家提倡的“忍辱负重”的精神。孟子把这种君子人格提升为一种大丈夫勇担大任的自觉意识。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极为重视发挥主体精神的哲学家，他认为要想承担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在主观上有充分的准备，必须先磨炼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的体魄。他提出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去实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目的。这种精神向来被认为是仁人志士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理想、坚持信念的高尚品质和传统美德。张岱年提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集解》引干宝对“自强不息”解释为：“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这种积极向上、有容乃大的精神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一直鼓励着中华儿女、有识之士敬业进取、不断向前、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已经锤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张晶教授认为民族精神是指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总体精神气质。它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一种超越阶级、阶层的全民族的精神支柱与凝聚力，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念的总体概括。它是形而上的，有着高度抽象的哲学品格，是对民族性格的理性概括；它又是形而下的，体现在一些杰出人物的行为之中。其精神要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信条，激励着人们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奋斗不息。其二是对正义价值的认可与执着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要义之一。其三是忧患意识。感受忧患、超越忧患，并最终达到‘不忧’‘不惑’‘不惧’的境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的普遍观念。其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超越个人的衣食之利，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是一种主流意识。其五是力行务实。‘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命题，学以致用是中国人思想中最受重视的部分。”[22]“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方面的结合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中华民族的高尚精神。这种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因为它能积极地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所以又是立国之本，即我们国家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宝贵思想的总结和提升，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它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也在中华文化史上谱写了一篇篇的动人乐章。如果说“自强不息”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那么今天应该理解为发扬民族主体精神，使中华民族以独立、富强、民主、自由、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要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就要在民族文化传统中增强民主、自由，发挥人的个体积极性，调动全民族的劳动热情、奋发向上的精神，实现“自强不息”的现代转化。如果说“厚德载物”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宽容、和谐待人，对各种意见做到“和而不同”，那么今天应当主要理解为用宏阔的民族气度兼容并蓄中西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消极成分，进而实现“厚德载物”的现代转化。[23]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精神达到与全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同步发展的境界，成为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生活的现代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源泉。正如张岱年所说的那样：“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坚强不屈的，不向任何外来势力屈服，坚决保卫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反对扩张主义，我不向你扩张，你也不要向我扩张，互相保持和平，‘协和万邦’。”[24]
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形态在生存和发展的历程中必然会形成自身独有的审美文化。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注重和谐，信奉天人合一，讲究顺其自然；不突出个人，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对国家和集体的无私奉献等。季羡林先生把中国文化的特点归纳为：“唯求实用，不尚玄虚，貌似浅显，实亦邃密，整体思考，枝叶兼及，允执厥中，不务偏激。”[25]中华民族是虚怀若谷、善于吸纳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民族，有着容纳百川和吸收涓涓细流的大海气魄，她兼容并蓄，携精纳华。“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开发以及各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26]文化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是其动力源泉之所在。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黄会林认为：“就是在今天，中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自强不息、至大至刚、讲仁义、重气节、尚礼仪的伦理价值观，追求顺其自然、因性而行、顺性而动、保持人性完美无缺的生活原则，求仁得仁、反身而诚、乐以忘忧、目击道存的生活方式，以及追求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强调人的自觉与奋斗等，不断通过学者文人，而且通过对广大平民百姓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的渗透、潜移默化、代代相传，而最终熔铸进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并决定着民族审美心态的构成。”[27]民族审美文化与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建构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人格，文化产品和文化设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理想人格的确认主要表现在对人生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取向上。鲁迅的历史小说曾被看作是中国古代一部完整的文化史和精神史。在这部历史中，有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他们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象征，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人物。“在这里，有中华民族的创始者女娲的形象，她用自己本能的创造力量创造了中华民族，也为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有像后羿这样的英雄人物，他用自己超凡脱俗的技能为中华民族消灾除难，进行着诚实劳动；有眉间尺和宴之敖者，他们是中华民族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的象征，用‘吾与汝偕亡’的意志抗拒着残暴统治者的压迫；有禹，他是一个具有实践精神和革新精神的政治家，起着组织社会和大自然斗争的社会作用；有为社会和平进行不倦斗争、用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的知识分子墨翟。”[28]中国历史电视剧创作承袭这一美学追求，其劝教和娱乐的功能与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共同完善着对社会与个人生活的视听诠释。历史电视剧以充分挖掘民族文化精神、弘扬民族正气为己任，将逝去的英雄人物复活在荧屏之上。电视剧《北洋水师》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再现了中国近代史上屈辱悲壮的篇章。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糜烂腐朽，导致了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以邓世昌为首的海战将士们，在战局处于极为弱势的情况下，毅然表现出誓死报国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镌刻着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电视剧《刀锋1937》共产党人黄旭初被捕入狱后曾说：“我可以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也想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活着，可是我有了另外一种选择，我想做一名烈士，每当我内心脆弱的时候，我回想起这些人的故事，凭着一腔热血一把刀子敢刺向秦王的荆轲，用生命写下千古名句的文天祥，甘为变法流血的谭嗣同，还有身为女子却侠骨丹心的秋瑾，没有他们没有今天的我。……他们的血液还在我的血管里奔涌不息，他们的斗争和反抗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我愿意做他们那样的人。”英雄的号召力是巨大的，他至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慷慨赴死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顶针，在他慷慨赴死精神的感召下，顶针最终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艺术创作的主体成为人类灵魂的关注者和文明建设的促进者。电视剧《杨靖宇将军》的编导曾这样要求自己：“我们有幸拍了一部充满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正剧，我们理当心存感激，怀揣敬畏。拍出杨靖宇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的目的。”[29]该剧真实再现了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势下，杨靖宇将军带领一支只有十几人的游击队伍，辗转奋战，后发展至上万人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奋战在林海雪原，牵制50万关东军，为中国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靖宇将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冰天雪地里艰苦卓绝地与日寇周旋，展开殊死惨烈的搏斗，他爬冰卧雪，满脸霜雪，以棉絮、树皮、蒿草果腹，冒风雪，钻山洞，一次次机智地甩掉日寇的追捕，最后弹尽粮绝，以身殉国。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面对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铮铮铁骨，气壮山河，生动地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撼人心魄的史诗般的英雄赞歌。他始终坚持唯一的信念：打鬼子，打鬼子，还是打鬼子。为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精忠报国，舍生取义，时刻不忘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重任，他的名字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象征，国魂、军魂、民族魂融为一体。观众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铁血风骨和浩然正气，为这样顶天立地、光照千秋的民族英雄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
一个民族的历史伟人是这个民族精神文化的代表，伟人身上必然折射着民族的优秀思想的精华，代表着这个民族的神韵。电视剧《长征》真实且全景式地展现了特定历史环境下领袖人物的风采。王朝柱在《长征·前言》中认为，该剧重点写出了毛泽东高明的斗争策略，周恩来的顾全大局，以及全党、全军奋斗的高尚风格。以革命领袖的精神火花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进征程，以历史伟人的人格魅力升华当代观众的精神境界。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不求浮名，不尚私利，不向强权低头。他虽身处逆境，却自强不息，敢于坚持真理，力排众议。遵义会议后，他肩负重任，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周恩来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一方面他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虽不赞同李德、博古军事上力主的“左倾”主张，但又不得不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违心地去执行错误的组织决定；另一方面，他又无权决定采纳毛泽东正确的军事主张，虽然对同志有着深切真挚的关爱，但又不能为瞿秋白等人的去留仗义执言。他常在两难的困境中挣扎，但他还是尽最大努力不断协助毛泽东把红军的失败逐步引向胜利，遵义会议上他主动让贤，请毛泽东指挥红军。他顾全大局，主动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野心勃勃的张国焘，自强不息的毛泽东与厚德载物的周恩来两种不同文化性格的伟人荧屏形象便脱颖而出了。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人格魅力，折射出中华民族文化与思想的光辉。仲呈祥教授说：“如果说，《长征》中的毛泽东形象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耀眼的精神火花，那么，《长征》中的周恩来形象则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子以厚德载物’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灿烂的精神火花。二者相得益彰，互补生辉，显现出革命领袖伟大的人格魅力。”[30]长征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壮举，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是特殊年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智慧和意志书写的不朽篇章，闪烁着人类思想与精神的灿烂和辉煌。长征精神给中国人民输入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过去它鼓舞激励了共和国几代人，将来也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它像一首突破时代和国界的神曲，在全世界广泛长久地传扬。历史电视剧艺术作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镌刻过的历史坐标，汲取着前人创作的历史文化营养，让观众在厚重的历史感中走近崇高，是重新审视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必然。仲呈祥教授说：“长征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在最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排除万难、挑战生命极限的典范。长征是中华民族精神和灵魂最壮丽的写照，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如果说，20世纪中华民族的奋进精神，可以用长征精神来概括和体现的话，那么，走进21世纪的中华民族，更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长征精神，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便是荧屏上的《长征》所闪耀的光照千秋的精神火花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31]
彭吉象说：“中华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血浓于水的民族凝聚力，‘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的主体意识，具有强烈社会性的人文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超越意识，始终贯穿在历朝历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中，乃至于作为‘舶来品’的影视艺术，一旦踏上中国大地，成为中华民族的影视艺术时，也同样概莫能外。”[32]在符号和影像大量复制、充斥的复杂环境中，中国历史电视剧吸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倡导悲剧意识，歌颂悲壮崇高，引导更多的观众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灵魂的诗意栖居。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和影视艺术家们一起，主动承担新一代传媒人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创造出更多能深刻感化观众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影视佳作。导演潘小杨认为电视剧工作者肩负着创造一个新的精神天地，为民族、为社会、为时代、为历史、为人类的未来构建新的素质的责任。他说：“艺术家应该置身于发现和发展真理的前沿，带给先驱者们以烛照、以温暖。中国历来有文艺载道的传统。前段时间很多人对此有所非议。我认为，如果我们的作品所载之道，不是浅薄的功利主义产物，而是振奋民族精神、激发人民奋斗开拓进取，这就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最大的荣誉。如果一个艺术工作者创作的作品能多少载一点这样的‘大道’，那么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也会一天天得到改善。”[33]电视传媒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承担传播传统文化、普及历史知识的使命，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宝库。施拉姆认为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他特别强调电视等大众媒介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巨大影响，他甚至认为：“我们让各种媒介，特别是电视担负了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长大成人的任务的主要部分。虽然我们可能无法说出任何特定时间的特定节目所有的特殊效果，但长期的效果将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所有时日之中。”[34]历史电视剧除了具有一般的文学功能外，也必然肩负着传播历史精神、挖掘民族智慧、塑造民族灵魂的重任。年轻的一代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加上缺少辨别真伪的能力，而他们又处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历史电视剧更应该展示出真实的历史精神和历史文化，引导、教化他们。历史电视剧的创作者虽不是历史教员，但他们也没有权利传播错误的历史知识。相反，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应充分发挥创造艺术的历史真实的聪明才智，使历史电视剧真正做到以史实鉴人，以优良传统育人，以民族精神鼓舞人。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新世纪，各民族都希望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特征。我们的历史电视剧创作者和研究者应该积极参与这个历史进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崇高的人文传统，为重铸我们民族的灵魂注入新鲜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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