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文集折射的儒家文化

十二年前念大三时，曾在学校图书馆借阅过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其书表彰明朝遗民的民族气节，始知有长洲（今属江苏省吴县市）徐枋一人，徐在明亡后，“二十年不入城市，二十年不出庭户，非故衣冠者不能登其堂。……家贫至日不再食，一衣外无他衣，子若女衣不蔽体，然不改其操，一丝一粟，不轻受于人。”邓将他归入隐不忘世者一类。2009年4月，华东师大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徐枋的文集《居易堂集》，赶紧买了一部来读。

《清诗纪事初编》列举的隐者很多，徐杂处其间，起初没引起我的重视，这次看文集附录，才知道他在明遗民群体中的地位之高、名声之大。清朝顺治、康熙间的名臣汤斌曾微服造访，全祖望、袁枚、王鸣盛、梁同书、王昶、卲晋涵、洪亮吉、陈鳣、孙星衍、伊秉绶、黄丕烈、阮元、林则徐和冯桂芬等名流为他的故居、祠堂和遗像题过词，不谓死备哀荣不可。

徐枋年谱是罗振玉编写、他孙子罗继祖校补的，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另外还编辑了《订补涧上草堂纪略》，进一步收罗关于徐的一些材料。据罗振玉写的徐谱序言，连王国维也曾“为举正三事”。罗振玉赞扬徐“志贞学醇”, “吴中唯顾亭林可与比肩”，更援引子舆氏评论伯夷的话，说他是“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焉。”罗振玉和王国维也是遗民，——清朝的遗民，罗、王没有夷夏之辨，和徐有区别；但二人坚守封建正统，这和徐一样。

徐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国恤家冤萃于一门，他父亲徐汧，崇祯元年中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顺治二年清兵攻占南京后，在苏州虎丘山后的长荡投水殉节。徐少年时代的老师朱集璜也在同年昆山城陷后自沉。清朝统治严酷，对南方汉族文人迫害不断，徐每用“先人”做挡箭牌，以“文靖公”代替前朝，以孝感掩护忠心。

《居易堂集》的开头四卷为书信，有借题发挥的长篇大论——这是它的主体，也有日常的信件。以书信作为主打，是徐集比较特别的地方，和大部分集部书籍比比就知道；内容尽是地方官、亲友劝他出山、放弃隐居生活的来往信件，徐将劝说要么视为威胁利诱、要么视为不明形势，一概严词拒绝，借机表明心迹。吴纳《文章辨体序说》:“盖议论知识，人岂能同。苟不具之于书，则安得尽其委曲之意哉？”徐集前的“凡例”对此也专门作了说明，更挑明“似一生之尚微系焉”。正是那些特立之操、出群之姿的言行，体现了儒家文化最重视的忠孝节义，才使徐得享大名。

徐集以书为首、为主，我认为恐怕和他不是学问家也不无关系，他的两部史学著作《廿一史文汇》和《通鉴纪事类聚》名不见经传，我虽然没有读过，但从他自我介绍性的《书成告家庙书》和《通鉴纪事类聚》的序言看，所谓撰写，其实不过是将相关材料进行归类编排而已。《书成告家庙书》写于34岁，后半生的39年中再没有提到它们，徐也显然从此和史学告别了。清朝学者对徐的气节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没有一个字提及他的学问，也可以反证徐这方面并非翘楚。当然，读他的小论文，论封建、论井田、论范蠡、论荆轲等，看到他还是有自己的思想和很好的见解的。徐虽然死忠、正统，但非拘士曲儒，反对复古，主张变通、进化，论封建提出形势比人强，论荆轲批评行动过审、备多。我想这应该和徐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环境有关，明朝中叶以后，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级形成，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到影响。但徐又不如陈子龙、顾炎武等，陈编纂《皇明经世文编》，顾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著《日知录》，徐却没有经世致用的理念和钻研。这是由明亡时徐年纪还轻，还没有机会接触中枢和与闻朝政的情况所决定的。横向比较，谈迁也是“布衣”，但传记说他“尝游学两京，两京士大夫咸重之”，诗文每见有和“太子太保”、“相国”、“司寇”等交往的内容，结果谈的视野和胸怀都非徐所能及。徐的文采也不突出，诗文根本无法与谈迁、归庄比，更无论钱谦益、陈子龙。徐枋在明亡后主要靠鬻书画为生，从他议论书画的书札、序跋和文集所附作品影印件来看，造诣确实较深，倒并非因身份、名气而得虚名。

作为一个历史学徒，我首先在徐集中看到了明末清初江南的社会政治，看到士大夫阶级对那一种民族战争、改朝换代的强烈反弹和始终不合作的态度。如果说徐的高蹈和三缄的榜样，是夏馥、申屠蟠、阮籍、陶潜等古人；那么，他以气节矜式士林的楷模，就是方孝孺、沈炼、杨继盛、左光斗等本朝先烈。随着近代西学东渐，“自由”、“民主”思想输入中国，这种宋、明士大夫愚忠、死节的现象，到清末民初就很少见了。清末有遗老，但已无“烈臣”、“隐逸”，有，也只“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的王观堂一人而已。

徐枋并不是做秀，沽名钓誉，有道是殉节为易、守节为难，几十年过“饘粥不给”、“祁寒无裩”的生活，某年“除夕晡时家人犹未得午饭”，穷饿终老，没有坚贞和意志，谈何容易。从第一卷第一篇《答苏松兵备王之晋》中的文字看，徐的名声在国破家亡后不久就传开了。书信不知是否按照年份编排，凡例既没有说明，年谱中也无从查考；如果是按照年份编排的话，夹在复杨维斗信（杨死于顺治四年）和复姜荃林信（写于顺治十一年）之间的《答吴宪副源长先生书》，应写于徐隐居四五年、他二十八九岁时，看它附录的来信，到那时，徐“高遯林泉，坚守先人之志”，士林已“莫不诵之”。

徐为真烈士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他给长男孟然的《戒子书》。顺治十四年，孟然将入赘妻家，开始独立于父母的生活，徐送了反复万言的训戒，中有十“毋”，毋荒学业、毋习时艺、毋预考试、毋服时装、毋言世事、毋游市肆、毋预宴会、毋御鲜华、毋通交际、毋渎尊长。厉害！这是断送爱子前程，造成他一辈子没得官做，也就意味着和他自己一样，将穷苦一生、老死牖下，为父于心何忍。结论只能是，徐枋并非伪善。

读历史难免联系现实，于是产生两个疑问：

信仰、牺牲、气节，已经都是故事，还是永远是当代问题？在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在珍惜生命、保护自身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必要时为国为民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还要不要提倡？用怎样的思想教育人民、青年，才能让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威武不屈？

第二，在自私、现实和利益交换成为普世价值的当代，还存不存在苦心峻节之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背十字架谁背十字架之士？今天的人好像连清高也做不到。

儒学的特点正是不能专在文字上去求，而要存养体验，反求诸己。孟子尊德性，《参同契》提出“体用”，宋儒发明自做功夫，总之要身体力行。身体力行的就是义、礼、智、信。

儒学的还有一个特点，是钱穆指出的，宋以后的士大体退在野而不竞于朝，政事败于上，而士风则正于下。

徐在最有代表性的《答吴宪副源长先生书》中，自称“与世日乖”，说“世人视之将同怪鸟”, “一与世近，则群起而逐，弋人之慕，须臾莫避”, “入城则祸速而必无幸”，所以要“排众而守其独”。这些话不是骂敌人，骂清朝，矛头所指是甘当亡国奴、不忠不孝的“时人”，即一般老百姓。这和另一个有名的明遗民、徐的朋友万寿祺骂“狗世”，是一样的。儒家文化是精英文化，认为广大民众是“下愚”“后觉”，甚至是“小人”。封建时代还没有“国民性”那样的概念，但历代儒家对于人性的普遍的弱点，还是有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的。

包括徐在内的明遗民起先把复辟希望寄托在南方桂王政权和郑成功身上，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水师大举进入长江口，江南遗民纷纷响应，陈寅恪披露的钱谦益投入复明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通海”。而“招”引郑师的不是别人，正是徐枋的姐夫吴祖锡。顺治十八年，吴逃避清朝名捕，从南京来到苏州，徐和他“篝灯对语彻夜”。徐本人没有投入复明运动，主要是用态度来对抗清朝，还有“修辑罔移，踰涉十年”，成《通鉴纪事类聚》和《廿一史文汇》两书，“褒贬是非”，以“春秋之大义”声讨异族入侵，邓之诚将他归入隐不忘世者一类，理由即在此。

徐自称“不入市”“不出户”，其实并非没有社交，交往人数还不少，自然，都是些明遗民，即所谓的“故衣冠者”。清朝严禁结社，甚至不准结拜兄弟，但不能禁止交友，禁止串门。清初的明遗民都有联络，有一个他们的地下小圈子。徐和他们中的某些人，原来就认识，如陈子龙、杨维斗，更多的是遗民圈子形成过程中，别人听到传闻或经中介介绍，寻访上门来的，如漳浦黄道周、吴江朱鹤龄、余姚黄宗羲黄宗炎兄弟、昆山归庄、宁都魏禧、吴江潘耒等。陈寅恪有名的文章《赠蒋秉南序》一开头说：“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捡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天下至乐大幸不可也。”这里的“九子”和“魏丘”中，就有魏禧。

儒家讲“狂狷”“进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不是悲观和无所作为的。从文集中看，徐枋的处境那样险恶，生活那样贫困潦倒，身体和家人那样善病，所谓“采薇充饥”、“衰病浸寻”、“日与世远”，但仍读书、著作不辍，交友、作画雅集、赏花，生活内容丰富而不乏情趣。“集”“过”“宴”“谒”“有客”“见访”“寄居僧寮”等词不绝诗题，看梅、食蟹、登高，苦中有乐。《与葛瑞五书》云：“八月秋凉，广庭嫩桂数枝，幽香满屋，兄弟能策杖一过敝所，则甚乐甚乐”，于此，又迥能得见另一不峻色而冲和的徐枋和别种非严酷、凄惨而安详、轻松的景象。

明遗民这种两面人、双重生活的特点不只表现在《居易堂集》中，在《归庄集》、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的诗文中，也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而通过对徐枋等明遗民生活、思想的研究，我的体会，只有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观察他们，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儒家知识分子，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

最后由20世纪90年代后风行的“新史学”想到，还有一句题外话，《居易堂集》和明、清几乎所有的集部书一样，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社会史资料，内篇中的佛寺募捐序文、人物传记，附录中的官府禁示、田契、合同议单等，无不让人窥见六百年前苏州士庶的家庭经济、社会关系、司法纠葛，乃至日常生活，喜怒哀乐。21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由法国史学带来的转型，正是由宏大叙述、英雄史观、只着眼于重大政治事件，转向文明史、社会生活和寻常百姓。这一转型，终于使历史更清晰、更具体，因而也更生动。徐集附录中的吴县正堂禁示六道、得圩田绝契二件、揽田文契二件、承揽二件、笔据二件、合同议单一件等，单从清初法律文件书写格式一项而言，都是第一手的宝贵史料。

（本文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