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识
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兴起既有其时代要求，又有其文化的历史积淀，历史电视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样式，继承着我国文学艺术中深厚的悲剧意识传统，它同时借鉴国外某些悲剧艺术的特点，使其文本体现出博取广收、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
对生命的珍惜、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是一个民族具有悲剧精神的人生基础。悲剧抗争性正是人对生命的自我保护欲望和对平等自由的热切向往。中华民族对人生的态度极为现实，对人生中的不幸与苦难反应相当敏感。当文明曙光初照之时，远古时代的中华文化就已经充满了悲剧意识。古代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刑天舞干戚”等神话故事，揭示着世界的物种起源，充分表现了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对死亡的超越意识。比如在“精卫填海”中，大海与小鸟的巨大反差使人感受到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剧力量，展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助。但精卫口衔木石填海不止的壮举，正表现出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和搏斗，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刑天不畏强暴，誓与黄帝一争高低的悲剧形象，表现出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和无畏的斗争精神。神话英雄的命运履历，作为主体意识的载体折射着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生存境况，人类生命意识共有的深沉的悲剧意识便在神话中得到显露。可以说，中国神话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只是中华民族的神话是零散的、简单的只言片语，孤立记叙，表现为简言不详和系统整体性的缺乏，不像古希腊奥林波斯山上的众神一样组成庞大的神系宗族，但它们的存在却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生成、发展、演变的过程，其中蕴含的悲剧精神透视着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生命意志，流露着昂扬奋发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崇高、悲壮的美学意味。中国的神话以尚力、尚冲突为特征，积淀着具有主动精神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其蛮勇执着的气概、无穷扩展的生命意识等，表现了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对死亡的超越意识，它们所象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格、坚强意志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长河，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蕴含着强烈悲剧意识的远古神话一直影响着后来的文学作品，诸如《诗经·国风》《离骚》《国殇》《哀郢》《涉江》《孔雀东南飞》等。屈原的《离骚》概括了前朝后代无数忠臣志士、英雄豪杰壮志难酬甚至无辜被害的悲剧。《离骚》的悲剧意识集中代表了我们民族最优秀的品德和追求正义的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力量的象征，铸造了我们的“民族魂”。《国殇》热情讴歌了为国捐躯战士的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马晖说：“从这些优美的神话传说和诗词歌赋里，我们不仅感受到悲剧英雄的壮美和崇高，而且感受到先民对苦难现实的迷惘与追寻。正是从这些崇高的悲剧英雄的身上、从这种问询与困惑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理性最初的光芒，这也孕育了我国早期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2]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悲剧故事，如伍子胥复仇、申包胥哭秦庭、程婴和杵臼冒死营救赵氏孤儿、高渐离的易水别、荆轲刺秦王等，都为后来的悲剧题材提供了故事蓝本。
《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赵氏孤儿》《牡丹亭》《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等戏剧文学也蕴含着强烈悲剧意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其目的在于探讨“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复社文人侯方域与青楼歌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贯穿全剧，但其主旨却在于总结历史兴衰之教训。《长生殿》和《桃花扇》等作品不仅塑造了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还揭示出人生沉浮、世事无常、历史演化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悲剧感，蕴含着理性的文化反思和人生反思。刘新生认为：“在中国，悲剧意识的出现是有史已久的，并且在神话、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悲剧小说在中国小说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从神话形态的萌芽到明清的成熟，从只言片语的简单记事到内容丰富的繁复叙述，书写着人生历经的苦难，体现着作者对悲剧人生的艺术感悟，真切、形象地表现着生命的悲剧存在。”[3]中国传统小说中也有着强烈的悲剧意识，明清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通过历史的高潮迭起呈现出有限生命与无穷时间的对比，它的悲剧意识正是透过悲欢离合、胜败同尘的一番热闹来彰显首尾标榜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历史无情，正义不彰，人命枉死，命势难料，诸葛孔明难挽危局。“几度夕阳红”与“秋月春风”，最终对是非成败终会付诸尘土的体认，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悲剧意识。刘备身为儒家仁君的化身，虽为正统代表，却在三雄中最早败亡。其他奸雄悍将，也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灰飞烟灭。《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在接受招安平定辽国后，宋江、李逵等人惨死在高俅的阴谋中，鲁智深则遁入空门。梁山好汉在经历了一场善恶纷争后，仍选择回归到他们曾经强烈反对的黑暗势力中，甚至还丢掉了身家性命，其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悲剧反讽意味。18世纪中叶，巨著《红楼梦》石破天惊地问世了，它无情地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和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的高峰，难怪王国维把它称之为“悲剧中之悲剧”。尹鸿教授认为《红楼梦》“不仅在艺术上千锤百炼，而且悲剧意识博大精深，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悲剧情怀和眼光。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和传统文化都正风雨飘摇，这部悲剧杰作突破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束缚，显示出伟大的悲剧觉知和理解”。[4]总之，这些传统的文学样式不仅为中国历史电视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还为其注入了强烈的悲剧意识。
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为发端，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性格悲剧，到18、19世纪的社会悲剧，再到20世纪现代派的生存悲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再到加缪、萨特等，推崇悲剧意识一直是西方文学艺术最为显著的美学标志。对悲剧的论述和研究，前人可谓备矣。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生成直接受益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审美意识。中国早期对悲剧的研究始终没有摆脱掉西方悲剧理论的范式，一直用一种既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研究中国文学，采用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实际上，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悲剧意识不仅仅是借助外在因素的形式来表达的，更多的是作家以他的人格和精神对时代、社会的关注，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等综合因素来渗透的，因而其悲剧性是整体的、深层的。王国维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指出并批评了中国文学中的“团圆意识”，引发了“五四”时期人们对“团圆意识”的抨击与批判。王国维从美学的角度审视悲剧，对《红楼梦》的分析揭示了悲剧的审美特性，提出悲剧高于喜剧的审美理想，强调了悲剧的美学价值，使我国在悲剧领域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开启了我国悲剧研究的新时代。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饱尝民族屈辱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用异质的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反观一直被视为神圣经典的传统文化。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严复发表《天演论》，提出了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严复“天演”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自然进化的普遍规律和人们应该适应这一规律而团结起来，自强、自立、自主、进步，与外物斗争，不再受别人的欺侮、主宰和控制，故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奋斗抗争意识，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民族危机感提高到了科学理论的高度。严复所倡导的“这一单纯而深刻的思想闪电般一下子击中了中国精神的病疾，击中了时代的神经，赢得了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的心，虽然严复并非是论悲剧意识，但他实际上在无意之间揭示出了悲剧意识的核心——反抗意识，并借助《天演论》广泛深远的影响，把它传播到了好几代知识分子的深心中。”[5]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使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美国黑奴的悲惨遭遇中感受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悲剧，起到了发人深省、警钟木铎之效。此后，大批的西方悲剧作品和悲剧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氛围中，悲剧艺术独有的审美价值越发受人关注。蔡元培曾明确指出：“小雅之怨悱，屈子之离忧，均能特别感人。”[6]胡适认为悲剧观念能使作家创作出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醒的文学。”[7]鲁迅、俞平伯、傅斯年等人都认为悲剧所具有的沉痛哀戚的美感特性，比之其他艺术类型更加深沉、普遍和具有摄人心魄的感染力。因此，他们都曾热切呼吁“你们当写出你们中的悲剧，因为我国今日正要这种东西”，他们甚至还说“中国只须悲剧”！[8]在五四“新文学”中，悲剧观念深入人心，作家们的创作充满悲剧基调，“赤的悲剧，白的悲剧，弥漫着南北。黄的黑的紫的灰的悲剧，满布着全国”。[9]开创了“苦闷的文学”“怨与怒的文学”“血与泪的文学”传统。近现代亡国灭种的危险，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洗礼，大大激发了国人的“危机意识”“痛苦意识”“斗争意识”“牺牲意识”。这种斗争哲学深深渗透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尹鸿教授深刻指出：“中国20世纪悲剧文学的主体，无疑是体现着鲜明启蒙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它始终站在与现实秩序和权力相对抗的批判立场上，以清醒的态度和无畏的精神，用真诚、勇气、热情以及严肃的写实手法，祭奠着无数无辜者的灾难和死亡，从而将一切非人的、反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及其代表拘押在艺术的审判台上，用血泪告诫、启示和激励尽可能广泛的读者参与中国20世纪悲剧文学中，最真实深刻地铭记着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浩大苦难和艰难奋求，同时也最深情诚挚地表达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于历史前途所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10]鲁迅、巴金、老舍、曹禺、茅盾、叶圣陶、郭沫若、沈从文、张爱玲等许多作家都为这时期的悲剧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创作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使得现实主义悲剧文学再次大放异彩。总之，价值意义的危机始终贯穿着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悲剧意识成为诸多作家作品对这种危机的审美体现之一。
二、历史镜像对悲剧意识的传承
艺术是自由的象征，苏珊·朗格认为：“它是情感在人类生命的升腾、成长、实现命运和面对厄运的有机的、个人的图示中的巨大展示。”[11]艺术一直为人类寻求着自由诗意的栖居，艺术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如果说人类始终处在自由与必然的悲剧冲突之中，那么艺术也一直在表达着这种矛盾冲突。因此，悲剧意识就成为人类艺术精神的核心。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巨著杰作，大都蕴含着博大深重的悲剧意识。如屈原的《离骚》、关汉卿的《窦娥冤》、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野草》，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等，都是最伟大的悲剧艺术，也代表着文学艺术史上的最高成就。
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的创造，都积淀着人类的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更是20世纪初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与社会危机时中国文学艺术普遍拥有的。中国历史电视剧超越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文化自觉，以它独特的镜像艺术显示了创作者的美学追求。中国历史电视剧以形象生动的荧屏语言，再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浓郁悲怆的悲剧意识，这种选择与我国历史进程交汇融合，再次将悲剧艺术（包括正剧中的悲剧因素）推向更为广阔的精神境地。中国历史电视剧力图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去挖掘悲剧中的精神价值和人格力量。电视剧《太平天国》以其磅礴的气势、跌宕起伏的情节，艺术再现了1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长的农民起义的悲壮场面，英烈们虽没有完成反对外来侵略与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责任而抱恨终生，但天国儿女们不屈服于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精神将是永存的，太平天国的兴亡史铸就了一面历史的镜子，是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三国演义》中的蜀汉集团，国有怀仁圣君，朝有贤相忠臣，家有明礼孝子，朝野一心，君臣默契，可刘蜀集团却失败了，理想人格系统遭到毁灭，但他们敢于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崇高精神千百年来震撼着无数人的心灵。《诸葛亮》中的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克己奉公、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传统美德。总之，中国历史电视剧以浓厚的悲剧意识去感知、表现历史人生，自觉地把悲剧放到社会人生和文化价值模式中去反思中国社会与文化，探求人的生存价值意义和社会进步的条件及必然性，这种以普遍意义的审美方式在中国电视剧艺术及美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合力，而这种合力则是由无数相互对立、矛盾、冲突的力的四边形构成的。历史的发展和整体的进步，常常通过个体的牺牲或毁灭来开辟道路。悲剧意识一方面表现出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另一方面它又正视现实、执着人生，以一种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精神与苦难对抗。宗白华说：“肯定矛盾，殉于矛盾，战胜矛盾；在虚空毁灭中寻求生命的意义，获得生命的价值，这是悲剧的人生态度。”[12]在战斗中反抗，在苦难中崛起，人的主体精神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
电视剧《长征》全景式展现了红军的苏区突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飞夺泸定、爬雪山、涉草地、大会师等历史景观，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的那段壮阔的历史，抒写了在面临国破家亡、硝烟弥漫的年代里的慷慨悲歌，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忧患意识、爱国热情和忧民情怀，巨大的历史含量给人一种鲜明的历史厚重感，以一种充满艺术个性的笔法为一个时代存照，从岁月脉搏中喷涌而出，让人们深刻感受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电视剧《记忆的证明》展现的是“二战”末期中国军民面对日寇的残酷蹂躏所进行的悲壮激烈的反抗，他们以生命的代价勇敢地捍卫了中华民族和人类生命的尊严，雄辩地证明了一个曾付出过3500万生命代价的民族的历史记忆永远是刻骨铭心的，证明了民族精神、民族尊严、民族忧患意识将永远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它通过审视当代先进文化、反思历史，告诫今人要“以史为鉴，知耻后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谓当代人的警钟木铎。电视剧《格达活佛》全面表现了五世格达活佛在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为实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不懈努力，最终慷慨赴难的动人事迹，真实生动地歌颂了藏族人民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电视剧《秋白之死》中，瞿秋白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而惨遭杀害，他追求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的真理与反革命恶势力之间发生了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深刻表现了有价值的东西遭毁灭的悲剧主题。电视剧《陈潭秋》中的陈潭秋和电视剧《李大钊》中的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为了中国革命解放事业与反动统治者斗争到生命最后时刻，他们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谱写了一曲曲高亢激昂的时代悲歌。在这里，非正义、非人性的悲剧反主体，即悲剧的制造者被推上艺术的审判台，代表正义性、合理性的悲剧主体最后的受难和死亡便成为铁证如山的起诉书，他们的理想虽暂时受挫，但这种受难和毁灭，从总体上看，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个体的受难和毁灭在这里只是通向整体幸福的中介，是通向永恒正义最后胜利的必要代价。从这些英雄人物的被否定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尊严的补偿，用别林斯基的话说就是“普通的、永恒的事物对转瞬即逝的、局部的事物的胜利，以及对之进行观察后会把我们的灵魂向上天提升，使我们的心灵因为感到崇高的欢乐而搏跳不已的这样一种丰功伟绩”。[13]这样的悲剧带来的不仅是悲痛和忧伤，更多的是壮烈、振奋和崇高之感。历史电视剧艺术家正是通过对社会的苦难和人生的不幸的艺术展示来进行社会启蒙，深化观众对现实的认识，唤起他们对非正义力量的憎恨和对正义的向往，进而自觉参加到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去，创造一个消灭了悲剧的崭新时代。
中国历史电视剧真实深刻地铭记着中华民族坎坷的历史进程，诉说着民族遭受的浩大苦难，同时深情诚挚地表达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展现着希冀和向往，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悲剧意识的生命张力和精神内涵，以奋发昂扬的基调、雄厚深沉的历史感撼动着观众的心灵，毫不逊色地自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并彰显自身独有的民族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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