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

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

施华东

【内容简介】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超越国界，扩大联系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趋势。全球化影响的领域非常广泛，就文化方面而言，全球化促进了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弱势文化的萎缩，各种文化在融合的过程中趋同，全球化不断吞噬这文化多元性。在西方文化仍然占据着话语霸权，文化趋同不断推进的大趋势下，为什么还要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怎样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如何积极主动地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全球化　文化多元性　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爱国主义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显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至今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准确的定义。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和制约的多元概念。^[1]

文化一词，中外的学者、专家从不同的学科、不同层次、不同角度都对其进行过研究和考察，作出了众说纷纭的界定和理解。据统计，至今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已有200余种。^[2]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彼得·J·卡赞斯坦认为，“文化”是由各种不同的规范和认同构成，它受习惯和法律的承载，作为一个宽泛的标签，表示民族国家权力与认同的集体模式。它们在不同的政治领域具有不同的作用，通过政治活动、规范被反复创造和再创造。^[3]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著名教授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文化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行为体行动的基础是共有的期望，在共有期望基础上的行动又会再造这样的期望，并且，在这种再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转化的潜力，这种根本的文化再造过程能够导致结构性的变化。^[4]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文化的民族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标志，它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特色、风俗习惯、情感素质、审美方式、思想内容、语言思维等心理结构在文化中的综合体现，是“每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在本民族文化中的体现和反映。”它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在民族成员的意识或潜意识中表现，支配着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5]文化的民族性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民族成员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根据，它是民族成员的需要和选择，它是民族成员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化的民族性又通过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历史传统、民族成员的行为方式、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体现出来。^[6]

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一直以来是既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更是民族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是关系到民族发展甚至是民族独立的重大问题。在全球化是导致民族文化的“趋同”，还是“异化”上，学者们所持观点不尽相同，但无论持何种观点，如何应对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弘扬本民族文化，都是其最终目的。

一、全球化对文化多元性的影响

在讨论全球化对文化多元性的影响之前，首先应该区别两个词的涵义，那就是“文化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元性”。时下讨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的文章很多，特别是不少文章都谈到“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对立与不可调和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交流互补、并行不悖。”^[7]那么全球化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真的能交流互补、并行不悖吗？仔细考虑其实不然。就目前而言，全球化是一种自发行为，而文化的多元化却是各个民族国家的自觉行为，准确地说维持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是各个民族国家的自觉行为。事实上，当前各个民族国家正是用这种自觉行为来抵御全球化对本民族文化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所谓文化民族性意识是对本民族文化深刻而又自觉的敏感性，是对自己民族文化发展的自主意识，同时也是拓展自我文化生存、自我文化发展空间的根本。全球化浪潮对民族文化的冲击确实极大地激活了文化的民族性意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推进，不同国家、地区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将更加频繁、更加直接。同时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在贸易或非贸易的往来和交流中，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衡、不平等现象将长期存在，经济强国的霸权文化和殖民文化对经济弱小国家的民族文化的挤压与侵蚀将日趋严重……所有这一切引起各个民族国家的觉醒，引起各国对民族文化安全的重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多元化，相反，这恰恰印证了当前各个民族国家，尤其是在国际上没有文化话语权的国家，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刻意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现状，全球化正在自发地推动着人类文化的趋同的大势仍在不断前行。

有不少人是否定文化趋同的：“文化趋同论认为，全球文化紧跟全球经济全球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全球文化已‘在’越来越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模式为标准”，“趋同论是文化霸权主义的同义语，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弊端在文化领域的表现”。^[8]在文化的趋同过程中，“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被消灭，并为一种单一化、商业化、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所取代”。^[9]其实这种观点是失之偏颇的。在2002年以前，由于我国的综合国力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基本是以“自卫”为标尺，缺少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交流，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然而，2002年^[10]以后，由于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文化发展也开始奉行走出去的战略，与众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合作举办中国文化年，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我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我们的民族文化没有走出去之前，我们始终处于一种“防御”的态势，在这种态势下观察西方强势文化对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是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的，从而当然地得出了“文化趋同论等于文化霸权主义”的结论。但当我们真正走出国门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并非是人类文化的全盘西化，而是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相互竞争，力争在人类文化趋同的大潮中得以生存和保留；这种文化间的竞争可能是你死我活的，也可能是相互融合以诞生新的文化类型，谁掌握了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谁积极去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谁的文化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谁的文化就能在未来的人类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与其我们守着国内这片小天地，不断地、被动地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不如我们自己走出去，用实力来说明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既然文化趋同被去掉了文化霸权主义的帽子，那么人类文化发展到现今的阶段，是否在全球化的作用下趋同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人类文化的起源。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所著的《文化模式》开卷，引用美国迪格尔印第安人的一句谚语来说明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一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就是说，不同的民族在其漫长的繁衍、发展历程中为适应各自的生存环境，从一开始就生成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即各自的文化。从本质上来看，多元的文化来源于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生存环境的差异，而生存环境的差异从根本上说又是地域的差异造成的。从古至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地域之间的差异正在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一步步地抹杀，而与之相伴的则是一种种的民族文化逐渐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从数量上来看，民族文化的种类自从人类原始文明形成之后就呈不断整合下降的趋势。从文化的多样性的发端来看，生存环境的差异和隔离最为根本的因素。因此试想一下，如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来的某一天，你从中国到美国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不同国家的人之间交流完全不存在语言障碍、你可以在极短的时间掌握你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这一切对于多元的文化将是多么致命的一击！“如今人们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处于全球的社会化过程中，这使得一个人在保持国家和民族特性的同时，也部分地融合了所接触到的其他文化的内容，形成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11]这种超越本土的文化认同的不断扩张、生存环境的趋同、生活方式的融合最终必然导致民族文化的趋同。也许有人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在相同的生存环境中共生共荣，其实这只是一种天真的自欺欺人的想法，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下，只有最适应这种生活环境的文化才能生存下来，这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下，多样性的文化要么“同归于尽”，产生新的文化，要么强势文化吞并所有弱势文化，独占鳌头。

从而可以引出这样一个命题：全球化正在一点点地吞噬着文化的多样性，文化正不可逆转地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如果说“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以减少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为代价的，而人类现代精神文明的发展，则是以减少人类文化多样性为代价的”。^[12]从中国国内来看，地域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小，原来隔座山的两个村庄都可能会有着迥异的方言，然而现在普通话席卷全国；上海出现一条南京路步行街，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随即涌现出千条万条步行街，在类似的氛围中出售着类似的东西。除了大自然和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那点东西之外，我们似乎很难找出各个都市甚至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语言，如果我们不刻意加以保护和传承，不出一个世纪，这些文化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从整个世界来说，新兴的城市无不充斥着“钢铁水泥森林”，在新兴的城市中，新一代的青年们过着极其类似的“现代生活”，时尚、潮流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席卷90后青年们的生活。然而这种文化的趋同或者说是融合，并非是可以抵御。英国政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真正的文化多元化不再可行”。^[13]这种观点虽未得到广泛地认同，但是从中我们足以看出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冲击。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但不能拯救岌岌可危的本民族的文化，相反，会加速它的消亡。这场文化融合的大潮谁都不能幸免，文化的趋同最终战胜文化多元化是一个时间和反复的问题，未来的人类文化样式和内涵我们无法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现在具有文化霸权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别想将未来的人类文化变成完全的、“纯种的”西方文化；不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经济优势，不断地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及文化产品，扩大自己文化上的优势，不断扩展自己的文化的支持者，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西方文化在这场文化融合的大潮中保留下来的部分，甚至可能使得最终所趋同的文化的主要部分是西方文化。

正是因为如此，在全球化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技术乃至军事实力，不仅从整体上主导着全球的经济、政治秩序，而且实际上控制着文化上的主动权，甚至有意识地利用全球化过程和发达的信息网络资源、文化产业优势来推行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从而构成了“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技术的强势地位和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使得西方的文化产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欢迎。对于大多数弱势文化群体来讲，由于不平等的国际市场形成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使他们在本身的语言、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以及文化传统上受到严重损害。现实告诉我们：“现代传播和信息全球化的本质是内容全球化、意识形态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中心与边缘是非对称的”^[14]。

总之，全球化必然导致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弱势文化如果缺乏坚定的维护者和认同者，必将迅速退出历史的舞台。全球化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已经使得人类文化的趋同势不可挡。

二、文化趋同背景下维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既然笔者认为人类文化的趋同已经势不可挡，那么现在我们倡导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维护民族文化的政策和措施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呢？其实不然。

首先，文化的融合和趋同只是一个大的趋势，在这一趋势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多元性和趋同性的斗争不可避免，并且这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将多元的民族文化看成是多个矛盾体，由于民族文化出于自我保全的这种排他性，他们之间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而同一性是相对的；但是他们的同一性却决定了多元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那就是趋向同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种民族文化之间本能地会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强势文化就表现出较强的“进攻性”，当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融合时，基本上表现为一种“兼并式”的融合；而当强势文化之间融合时，其相互影响，相互吸取对方的优秀元素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基本上表现为一种“联合式”的融合。这种“联合式”的融合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随着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趋同也会使得强势文化趋同，当然这需要足够长的时间。中国与美国同属电影大国，就拿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的影响为例：好莱坞电影宏大的战斗场面、绚丽的故事画面，使得中国的电影业也趋之若鹜，《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都深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故事的内涵与情节已经不再是电影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视觉效果占据的更为重要的位置；然而我们也会发现好莱坞电影也深受中国电影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精武门》、《龙争虎斗》、《猛龙过江》和《死亡游戏》，风靡全球，其精彩的动作场面和眼花缭乱的快速节奏，成为好莱坞学习和模仿的对象”^[15]。就动作类电影而言，无论是从情节还是视觉效果上看，东西方电影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电影只是文化交流中一个极小但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好莱坞环球影片公司MAC的主席托马斯·波拉克的话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无法出口汽车，但我们正在出口电影形式的文化”，“好莱坞的确有意识形态的表达内容，这种表达甚至弥漫在一切好莱坞的影像中，成为好莱坞电影支配性的内在结构法则。我们认为这种内在结构法则就是美国人的精神信念、哲学、神话和理想模式”。^[16]

其次，即使面对文化趋同的历史大趋势，在当前条件下也不能放弃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因为，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弃维护民族文化独立性的行为无异于现在就将自己的民族推向灭亡的边缘，“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17]。我们通常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在这样一个仍然是民族国家为基本组成单位的国际社会，放弃了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就是放任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侵略，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的消亡也就近在咫尺了。看似符合历史潮流的行为却事实上违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就好像马克思主义先驱们预见共产主义必然实现，但在19世纪末期就推行共产主义的政策，就建立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被实践检验了是行不通的；即使在当今社会推行共产主义也必将导致共产主义的畸形。从整体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超越其本身的发展阶段的。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民族国家就是国际社会的“细胞”，国际社会必须由一个个民族国家构成，民族消亡了就是国家灭亡了。同样，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也是如此，它绝不可能跨越目前多元民族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阶段，因为人类的文化要向前发展，就必须通过多元文化之间的斗争凝练出人类文化的精髓。

因此，倡导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维护民族文化的政策和措施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相反它在当前的条件下、在不同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必须坚守的“阵地”。维护民族文化的安全和独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维护民族文化的方式

对于对弱势民族和相对弱势的民族来说，维护民族文化的实质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多元文化战略。多元文化的战略其核心就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由于在多元文化融合的大潮中，弱势的民族文化更容易收到强势文化的侵蚀、吞噬，因此，维护和发展弱势的民族文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则是推行多元文化的一项基本原则。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我们的多元文化战略除了以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心为核心，还要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

近些年来，我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虽然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地提高，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2002年以后，我国在文化政策方面大力推行“走出去战略”，表面上看来，我国文化工作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由国内建设转向世界范围内推广；但实际上，由于我国的综合国力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并且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仍在不断加强，我国在抵御西方文化侵蚀方面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新一代的年轻人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与中国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西化倾向非常明显。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强调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实际操作层面，我们在以往的文化工作中更关注对“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忽视了“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弃西方文化的糟粕”这两项工作。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忽视了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维护民族文化、推行文化多元化战略就成为一纸空谈。民族文化是本、是根，我们只有站在这个坚实的根基之上才能圆满地完成“文化走出去战略”。

在当今中国社会，功利、浮躁之气日盛，对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市场化一定要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国家政策导向应该十分明确，国家政策扶持应该十分有力，政策落实应该十分到位。否则在一些功利主义分子的操持下，一些看似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优秀民族文化可能就无法得到继承和发展。维护民族文化应该结合我国民族文化的特征，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种方式：

1.以学科的方式“储藏”民族文化

我国的民族文化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内容是与封建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进步的阶段，但是此时的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正在经历着从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期，所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把农耕文明仔细清查、盘点一下，就发现当地的农耕文明已经被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浪潮席卷而去。^[18]从而我们也就很难要求国人能够自觉地继承和发展这一部分民族文化，无人继承和发展的文化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么这一部分文化是否就是糟粕呢？很难界定，由于没有一个广泛地认同标准。由于人的认识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当前看来是“糟粕”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认识也有可能发生改变。比如1966年开始的“破四旧”运动，这场“运动的实际效果是可悲的。不但没有大立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反而造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大泛滥；不但没有能够大破旧思想，旧文化，反而破坏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造成旧思想文化的沉渣泛起和封建主义回潮”^[19]。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普通民众难以自觉继承和发展的民族文化呢？以学科的方式来“储藏”民族文化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用学科的方式来“储藏”这部分民族文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可以吸引对这部分民族文化有兴趣的能人志士对其进行研究，其实研究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民族文化的理解，有助于挖掘出民族文化的精髓。第二，可以更好地保护传统民族文化。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缺乏对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缺乏自觉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经验和方法；而对于专业研究各个门类传统文化的研究人员来说，这些都是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由专业人员来保护传统民族文化更能够保持其原始面貌。

2.以第三产业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民风、民俗、民间艺术，也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工业文明的开始，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和农耕文明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文化生态的转换，使非物质文化失去了支持以致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淡化乃至消失”^[20]。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于次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迄今为止，中国共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 082项目，另外还有大量的省级、市级、县级及散落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1]如此之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如果都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给予支持，那么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将不堪重负，这些项目也无法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业、服务业当中，这无疑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不仅如此，旅游业、服务业还能通过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来培育更多的受众，以促进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当然，在此过程中，政府的监督和引导是十分重要的，以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商业化的负面影响。

3.以发展的方式提升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民族是否能保持其文化的独立性，是否能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影响力，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1992年1月29日，南巡途中的邓小平来到珠江冰箱厂，当听说这个乡镇企业小厂在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排名全国第一，并出口到东南亚一些国家，他高兴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此“发展才是硬道理”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成为我国国家建设的核心战略思想。对于经济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民族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在上面两点中已经强调了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两种方式，这里我们说“以发展的方式提升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主要是说要通过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来推动我国的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民族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增强。然而，经济实力的增强却是提升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我们还要通过自觉与自发这样两种方式，通过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来提升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从自觉的方式来说，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团体，他们应该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两种渠道不断地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让外国人更加了解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从自发的方式来说，主要是指通过国人和国外的华人来自发地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随着国家的发展强大，国人和国外的华人的归属感和荣誉感也会不断增强。从前相当一部分的国人和国外的华人在与其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交流时，都羞于谈论自己的国家，似乎中国就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随着我国的发展，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大有改观，国家的强大给予其国民更强的自信心。这通过“中国民意调查网”的一组调查数据就可以看出来：“认为这几年来国民自信心变得更加自信的占到78.4％（其中适度自信59.1％，过分自信19.3％），认为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的增强对于提高国人的自信心有用的占到70.8％”。^[22]当国人和外国的华人的自信心有了大幅度地提高，他们就会自发地通过自己的各种行为来宣传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就会更倾向于保留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并产生辐射效应。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在国外的华人数量也是相当庞大，因此民间力量对于提升我国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总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趋同、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侵蚀在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中不断前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正一点点地被弱化，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防御型的文化发展战略已经不能适应维护和发展我国民族文化的实际，只有坚定地实施积极的“走出去”战略，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影响力，才能在未来的人类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5886.htm。

[2]沈洪波：《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六期。

[3]［美］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5]《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6]姜淼：《论文化民族性及其建设》，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年7月，第4—10页。

[7]温雪梅：《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辩证关系》，《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四期。

[8]张金桃：《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建设》，《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二期。

[9]［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0页（译者的话）。

[10]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并强调文化建设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收力和感召力。”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最早的有关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陈述，因此以2002年起算。

[11]郭磊：《全球传播下的文化趋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2]费孝通、方李莉：《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西部人文通讯》，2003年第一期。

[13]［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14]李希光：《现代传播与全球化文化》，http://www.xici.net/b121048/d4973967.htm。

[15]李友平：《香港电影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7月，第125页。

[16]转引自孟杰：《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现状与策略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11月，第18页。

[17]龙应台：《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6/taiwan060703cc.html。

[18]马平：《“文化例外”概念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id＝127。

[19]金春明：《“破四旧，立四新”的历史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一期。

[20]朱裕平：《传统技艺的现存状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上海工艺美术》，2008年第四期。

[21]张春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探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5月，第1页。

[22]中国民意调查网：http://www.00100.cc/report.aspx？wid＝15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