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命运与文化命运

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作为的它载体的民族是不可分的。民族的盛衰决定文化的命运,没有一个民族衰败而它的文化却能得到独立发展的。如果存在,也是作为历史的遗迹而非活的文化机体。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中熠熠生辉,为世界景仰,因为在封建社会时代,中国是世界最强大而且又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周边国家都向中国学习。日本唐代遣唐使、遣唐僧之多,史有记载。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也失去了昔日耀眼的光辉。日本脱亚入欧,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清代末期,历史上从来以中国为师的日本变为中国人的老师,留学“东洋”成为一时之最。近代中国的名人留学日本的最多。这并不是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比中国的传统文化悠久或优越,而是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东亚强国,对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具有吸引力。中国人沦为“东亚病夫”,其文化则不再为世界所重视,孔子也被冷落,为什么?民族衰败。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力强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有影响的大国,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也随之重新焕发活力。孔子真正走出国门,孔子学院在世界很多国家落户。这绝非单纯文化之力,而是民族复兴的硕果。我们不会忘记西亚、北非、地中海地区、两河流域曾经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有过灿烂光辉的文化。可是随着国家的分裂、民族的衰落,它们逐渐被边缘化。虽然留下许多文物、古迹,但往往成为考古对象、旅游观光之处,而不是国家强盛的象征。

亚洲也有同样的经历。张之洞曾在《劝学篇》中沉痛地叙述,若不变法,中国引以为傲的固有传统文化也会沦落,中国人民也会沦为奴隶,中国“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残守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历史证明,民族命运决定个人命运,民族兴衰决定文化兴衰。真正热爱中国文化的有志之士,首先要关注中华民族的复兴,坚持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复兴才有牢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文化当然不是社会中的被动因素,它必然积极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但在当代中国,能积极作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文化最主要的不是儒学或诸子之学,而应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然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从西方优秀文化中吸收积极的因素,任何非古排外的做法都是幼稚的。如果我们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区分地移植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土壤上,肯定不会结出好的果实。有生命力、有活力的不断发展的中华民族,只能通过吸收,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域外文化中得益。囫囵吞枣,只能食古不化、食洋不化。

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是重要的。我们应该有一批人真正坐下来清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当。当务之急不是编著各种各样的类书,中国从不缺乏这样的类书,缺乏的是真正的研究。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精华来反哺中国学术界,甚至普通民众。我们也应该有一批高水平的翻译家,像当年严复一样能介绍西方的新思想、新成就,以营养我们自己文化的身躯。如果我们的文化建设是忙于建设所谓文化旅游景点,争夺死去几千年的名人故里,这是在钻钱眼,与文化建设无关。

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极其重要的。所谓完善,按我的理解不仅是经济领域,而且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防止和减少它的消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完善市场经济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文化产业的建立可以有利于文化创新和传播,有利于促进文化发展;但文化不能完全市场化,文化建设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育人、化人。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要注意文化事业的发展,注意公共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