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的现状及其未来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曾说:“对于历史而言，问题永远是:往何处去?”往后的历史学该往何处发展?有学者喊出了“小写历史之后?大写的历史!”(After history? History)^[84]换言之，史学界有一种“回归”的风气。

1.当代史

如果按法国的档案的时间性归类来看，法国史学界一般区分出四个时代，即早于1790年为古代;大革命时期即1790—1800年列为一个时代;1800—1940年7月10日为近代;1940年7月10日起至今为当代。而目前法国史学界有相当一批学者主要从事当代史(或者说现世史)研究，也就是说，当代史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

当代史领域最先由新闻记者所占领，历史学家只是一个后来者(latecomer)。如果说过去人们把我们生活的时代称为“现时史”，即一个相当靠近的过去是托付给新闻记者的话，那么今天的历史学家似乎倾向于重新夺回那段历史。也就是说，如果20世纪90年代以前法国历史学家在总体上倾向于选择中世纪、近世史为题材，那么当下的法国史学家更着重对19、20世纪史(包括中国问题)，特别是当代问题进行研究。关于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近年来出版的书籍与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出(具体见表2、表3);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史学家参与历史塑造中看出。

表2　近期论法国史的文章　单位:篇

资料来源:《法国历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整理者Jean-Pierre V.M.Hérubel。另因该杂志另有一栏“目录、参考刊物与档案”，笔者在归类时已并入相应栏目，故统计有少许误差。

表3　近期论法国史的著作　单位:本

注:资料来源同上。整理者Thomas Schaeper。

从上表可以看出，史学家的著作与论文主要集中于对法国大革命以及1940年以后的当代史进行研究。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影响自不待言，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尤其多;而对“当下史”的解释，或者说对这些历史题材的研究因为将涉及一系列诸如现代性、民族认同等重要问题，所以也是目前研究的着力点。况且，与其把历史托付给“回忆”，不如有意识地先对“当下史”进行编纂与清理，包括重视历史教科书、历史教育问题。

另外，笔者在统计过程中发现，当今主要历史学家对“现时史”的关注主要集体中于如重估德雷夫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抵抗运动与沦陷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灭犹行动(即包括Vélodrome d'Hiver)。前者主要表现在一些杂志上，如《现当代史评论》(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反思历史》(Réflexions Historiques)、《年鉴》、《法国问题》、《争鸣》(Le débat)、《精神》、《二十世纪》(Vingtième Siècle)等期刊杂志曾刊出专号以讨论“德雷夫斯事件”的当代意义。之所以重新提德雷夫斯事件，是因为宗教、种族的杂糅与认同仍然是当今法兰西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方面，布恩(Michael Burns)、伊曼(Paula Hyman)两位历史学家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参照。

至于维希史，对它的关注最为直接的是一场“Le chagrin et la pitié”(《忧伤与怜悯》)(1971年)电影的上映。其次是美国历史学家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在其《维希时期的法国》中(1972年)试图证明1940年贝当是如何获得支持，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抵抗运动扩展的原因。这种观点得到了艾里亚斯(P.Jakez Hélias)、加拿大历史学家玛鲁(Michael Marrus)的声援。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帕克斯顿的这些观点遭到了现世史研究机构(Institut d'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IHTP)内的年轻历史学家如郝索(Henry Rousso)——《维希综合症》(1987年)、纳盖等人的挑战。于1978年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内成立的IHTP的历史学家试图重估沦陷时期的法国成为了“当下时期主流学术的主要呼声”。^[85]这种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其实是“新政治史”或“现时史”的一种延伸。

但是也有人反对这种“现时史”，因为当人们讲述一段很近的历史的时候，一定会因缺乏距离感而导致历史的失真。不管怎样，依照笔者看来，对这种“现时史”缺乏信任的理论框架并未超出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与“反省的历史”之间的差别。

不言而喻，当代史的资料来源似乎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随着后现代思想的深入，对史料的界定的放宽，许多历史学家把属于专业历史学之外的题材或体裁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视野中来。因此一些诸如古代音乐史、绘画史、雕刻史之类的著作都堂而皇之地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即在他们看来，凡是人类的活动以及经验都应纳入今日历史写作的视野，而并没有什么“子历史”(sub-histories)。

2.公共史学

公共史学是随着微观史学的发展而延伸出来的一个新兴研究点。对公共史学的理解与法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从传统上来说，政治史与文化史学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伏尔泰、孟德斯鸠、米什莱、屠尔哥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就会把史学与社会、政治结合起来。

如果说“解构公共领域”是针对意识形态的话^[86]，那么相反，当下的历史发展所要做的工作正是构建“公共史学”。谈到公共史学的发展，让我们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的萨特，他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当代文学应该摆脱唯美主义与语言游戏，从而转向对社会和(广义上的)政治的承诺，也就是说，文学应该介入社会与政治。正因为如此，史学家勒韦尔指出“当代史学也应该介入社会与政治，并且发现史学的政治用途”。尽管这种观念并非新颖，但是在当代语境下，勒韦尔指出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对历史学的发展有其积极意义，如表达了历史学的社会公用等。史学的这种介入意味着表达或者创造意义，并且历史学家应该与意义打交道。历史写作应该是一种介入，使主体(历史学家)表达的一种形式。换言之，历史学家写作历史的责任一方面在于再现世界，并且作为其意义的直接见证人，另一方面阐释这个历史世界所产生的意义。令人遗憾的是，“公共史学”仍然是个模糊的概念，可能用更确切的词来说是“应用史学”。

目前法国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兴趣受哈贝马斯的影响。哈贝马斯在其“历史学家争论”(Historikerstreit)中对“历史的公共用途”(the public use of history)一词进行了详细阐述。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这个术语是哲学式的，但在“过去的25年里，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显示了历史的公共用途远远超越了哲学”。^[87]特别表现在“近年来，对历史的社会化用途的广泛讨论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已经导致了学校课程设置上的深刻变革”。^[88]勒韦尔与阿通指出，我们不仅要关注专业历史学家所书写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关注公共领域所产生的历史，并且知道两者是如何相互影响。以作者的观点来看，他们在使用“政治用途”这个词语时，更少地是在指代历史，而是更多地面向“过去”(passés)。两位历史学家还倡言:历史学家不是要捍卫“真实”(true)历史，而是要“向引起上述问题的历史性国度(régime d'historicité)提问”。^[89]

从方法上来说，法国史学家运用“形象学”的方法来探讨公共的历史，即特别注重从“形象”上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的复现不仅表明形象学是法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传统(法国19世纪的历史学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展现了当下历史学与文学的融合，特别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的肯定。

3.写史的时态

倘若当下对“公共史学”、当代史有所侧重的话，那么这些历史学家所推崇的写史时态则是直陈式现在时(présent)。也就是说，在现代历史书写中，法国历史学家逐步放弃过去式而保存现在式，特别是直陈式现在时。因为历史学家并不是先知，他只能用现在式或过去式的时态，而不是用将来时来撰写历史。美裔法国文论家兼历史学家在其《新史学的诗意:从布罗代尔到夏蒂埃》一书中强调当今的历史叙事时指出:我们当今的新史学是“现在式主义”，但是这种“叙述的现在式”并不是“历史现在时”。从对“现在时”的强调来说，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利用它来写作历史的方便之处在于:(一)它是法语的所有时态中最为简单的一种。(二)法语中的现在时不仅可以表示说话者说话时所发生的事或动作，而且从时间观念上它还可以上下延伸。(三)在“解释和分析时，例如我们叙述一本有历史性的戏剧，为了使得我们所叙述的那本戏剧好比正在读者或听者眼前，现在一幕又一幕地演出，用现在时式以替代过去时式是一种明智的选择”。^[90]也就是说，叙述与解释的力量促使了历史学家对现在时的运用。另外，历史学家希望在写作历史的时候，不出现形式上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也就是说，没有“我”(Je)，“我们”(Nous)，“我们”(On)的出现。他们希望把过去描写为一系列个别事件。历史学家除了挑拣、描述事件以外，并不对这些事件发表任何看法或评论。在叙事方式上就接近于托波尔斯基的“平淡叙事”(plain narrative)。但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法国史家在历史写作中用现在时，并不可能达到不标示历史学家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肯定:历史学家并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这种克服静止性，排除绝对性是新时代至关重要的转折，也是当今历史学家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因为当代历史学家对待过去的责任(responsibility)也容易成为一种对待未来(或当下)的责任。

总而言之，当下法国史学的有口述史学(L'histoire orale)、微观史学(La microstoria)、德国史学(L'historiographie allemande)等“新途径”;另外有社会认同史(L'histoire de l'identification sociale)、移民史(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企业史(L'histoire des entreprises)、妇女史(Histoire des femmes)、类型史学(histoire des genres)等“新对象”(De nouveaux objets)。这些“新途径”、“新对象”仍然可以代表目前历史学的发展方向。

综观20世纪法国史学，其跨学科方法论绝非一种折中主义的“拼凑”或简单的“复归”，而是面对时代的学术理论危机之际，以高度审慎的方法论在各个维度上的突破。其价值在于:在人文科学整体内提供了有益的解答尝试并启迪了诸多国家的史学工作者。

【注释】

[1]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2]见“Histoire，économie et statistique，”Annales d'histoireéconomique et sociale，n°2(1930)，p.583.

[3]《年鉴》杂志的先后名称为:《经济社会史年鉴》(1929—1938年);《社会史年鉴》(1939—1941年);《社会史文集》(1941—1944年);《社会史年鉴》(向马克·布洛赫致敬，1945年)《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46—1993年);《历史、社会科学年鉴》(1994—至今)。

[4]Lucien Febvre，L'histoire dans le monde en ruines，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t.XXX，1920.

[5]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张朋浩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页。

[6]关于布洛赫对比较史学的贡献，可参见庞卓恒:《当代西方比较史学》，载陈启能、何兆武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382页。

[7]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8]Peter Burke，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es School(1929-19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7.

[9]可参见英译本Raymond Aron，German Sociology，Illinois:Free Press，1957，pp.37-66.

[10]Marrou，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Paris:ditions du Seuil，1975，pp.42-43.

[11]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p.41.

[12]关于费弗尔对“理解”的看法，可参见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3]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pp.133-134.

[14]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p.49.

[15]《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9页。

[16]中译文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7]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18]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19]关于《年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拉杜里曾说:“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非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年鉴》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见E.Le Roy Ladurie“Lesmousquetaires de la‘nouvelle histoire'”，Le Nouvel Observateur，n°791(1980)，p.59.关于布罗代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可参见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译，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88年版。

[20]《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16页。

[21]原文可参见F.Braudel，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Paris:Librairie Armand Colin，1949，pp.295-304.

[2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3]Jean Meuvret，“Les Crises de subsistances et la démographie d'Ancien Régime，”Population，n°4(1946)，pp.643-650.

[24]Wichel Winock，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Paris:Seuil，1997，p.7.

[25]关于萨特的评论，最为深刻的当数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具体可参见詹明信:《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258页。

[26]萨特:《七十自画像》，载《生活·境遇——萨特言谈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3页。

[27]陈宣良:《萨特》，载《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人文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28]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页。

[29]詹明信:《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30]这里有必要区分总体性与总体化两个概念，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即在于前者强调静态，后者强调动态。

[31]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页。

[32]从总体上来说，萨特许多方法的理论来源于马克·布洛赫、乔治·勒费弗尔，如复归—渐进法。可参见《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63页。

[33]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9页。

[34]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0页。

[35]阿隆森:《萨特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载《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文选》，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94页。

[36]萨特:《今天的希望》，载《萨特哲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37]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生平，可参见王炜:《列维—斯特劳斯》，载《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人文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54页。

[38]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2页。

[39]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7页。

[40]可参见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41]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7页。

[42]对此书的评论可参见Michel de Certeau，Histoire et Psychanalyse，entre science et fiction，Paris:Gallimard，1987;又见Roger Chartier，Au bord de la falaise，L'histoire entre certitudes et inquiétudes，Paris:Albin Michel，1998.

[43]Michel Foucault，L'archéologie du savoir，Paris:Gallimard，1969，p.22.

[44]Jean-Paul Sartre，Jean-Paul Sartre répond，L'Arc，n°30(1966)，pp.87-88.

[45]关于福柯与萨特之间的争论，还可参见S.Legrand，Le marxisme oublié de Foucault，Actuel Marx，n°36(2004)，pp.27-44.

[46]陈启伟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7页。

[47]勒高夫:《新史学》，载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48]勒高夫:《心态:一种模糊的历史学》，载勒高夫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页。

[49]Ewa Domanska，Toward the Archaeontology of the Dead Body，Rethinking History，Vol.9，No.4，2005，p.403.

[50]Jacques Derrida，Aporias，trans.T.Dutoi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43-50.

[51]Paul Veyne，Comment onécrit de l'histoire，Paris:Seuil，1971，p.10.

[52]Michel de Certeau et l'écriture de l'histoire，Vingtième Siècle78(2003)，pp.145-156.

[53]Michel de Certeau，L'écriture de l'histoire，Paris:Gallimard，1975，p.111.

[54]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s.Un tournant critique?Annales ESC，2 (1988)，p.293.

[55]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Introduction”，Beyond the Cultural Tur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1-5.

[56]在哲学史中，“représentation”这个词的意思比较含糊，因为它涉及与认识论、心理学等领域内诸多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从利科使用该词的意义上来讲，它是承接胡塞尔而来。在德文中，其相对应的是“Vorstellung”，即胡塞尔所指表象为知觉、记忆、预期等单射线行为。因此，这里不主张把这个词翻译为“表现”或“再现”、“复现”。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参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76-577页。

[57]转引自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58]C.Dauphin，A.Farge，G.Fraisse(et al)，“Culture et pouvoir des femmes:Essai d'historiographie，”Annales ESC 41(1986)，pp.271-294.

[59]Mike Gane(eds.)，Baudrillard Live，Selected Interviews，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3，pp.2-3.

[60]关于此书的评论，可参见J.Frow，Michel de Certeau and the Practice of Representation，Cultural Studies，No.5(1991)，pp.52-60。

[6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1～109页。

[62]Jean-Werner Müller(ed.)，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5.

[63]Nathan Wachtel，Memory and History:An Introductio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2(1986)，pp.207-224.

[64]Pierre Nora，“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Pierre Nora(ed.)，Les Lieux demémoire，vol.1:La République，Paris，1984，pp.xxiv-xxv.

[65]可参见L.Valesi and Nathan Wachtel，Mémoires juives(Paris，1986); Henry Rousso，Le Syndrome de Vichy de 1944 à nos jours，(Paris，1987).

[66]Pierre Nora，“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p.xvii.

[67]Jacques Revel and Giovanni Levi(eds)，Political Uses of the Past:the Recent Mediterranean Experience，London and Portland，Frank Cass，2002，p.28.

[68]Pierre Nora，“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in Pierre Nora ed.，Les Lieux demémoire，Vol.3:Les France(Paris，1993)，pp.11-32.

[6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70]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页。

[71]另可参见Paul Ricoeur，L'écriture de l'histoire et la représentation du passé，Annales ESS55(2000)，pp.731-748.

[72]“mnémonique”，又译为“记忆术”。即采用特殊的方式对对象进行识记，人为地改善识记效果的技巧与方法。这种方法巧妙地运用言语与表象对识记材料进行适宜的组织。

[73]Paul Ric ur，La Mémoire，L'Histoire，L'Oubli，Paris:Seuil，2000，p.Ⅰ.

[74]Paul Ricur，La Mémoire，L'Histoire，L'Oubli，pp.374-375.

[75]比如Fatima Ahnouch，la langue，la mémoire et le corps:l'articulation de l'imaginaire culturel，Paris:Harmattan，2004;Franoise Mayer，Les Tchèques et leur communisme:mémoire et identités politiques，Paris:EHESS，2004等。

[76]关于“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学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较为可观者，首推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与马鲁，通过布罗代尔到保罗·韦纳、德·塞尔多再到保罗·利科。但在英、美国家的传统中，对历史编纂问题阐释较为透彻的最先应算是柯林武德与亨佩尔(C.G.Hempel)，再到后来的闵克(Louis O.Mink)与海登·怀特、穆兹(Peter Munz)、费恩(Haskell Fain)等。

[77]La Mémoire，L'Histoire，L'Oubli，p.642.

[78]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7页。最近对期待与记忆的论述可见Tzvetan Todorov，Hope and Memory: Reflections on the Twentienth Century，London，2003.

[79]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5页。

[80]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181页。

[81]Fran ? ois Furet and Denis Richet，La Révolution fran?aise(2 vols)，Paris，1965-1966.

[8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83]Furet，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1978);La Révolution，
1770—1881(Paris，1988);与Mona Ozouf(eds.)，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1988).又见Marcel Gauchet，La Révolu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Paris，1989)。

[84]Joan W.Scott，After history?Common Knowledge，No.5(1996)，p.26.

[85]Christopher Flood and Hugo Frey，“History Writing:From the Annales to the Institut d'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Currents in Contemporary French Intellectual life，ed.Christopher Flood and Nick Hewlett，Basingstoke，2000，p.63.

[86]Ross Mckibbin，The De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28，No.1，2006，pp.3-6.

[87]Jacques Revel and Giovanni Levi(eds)，Political Uses of the Past:the Recent Mediterranean Experience，London and Portland，Frank Cass，2002，p.5.

[88]Political Uses of the Past:the Recent Mediterranean Experience，p.65.

[89]Political Uses of the Past:the Recent Mediterranean Experience，p.6.

[90]张以文:《法文文法大全》，台北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