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历史及其本来状貌

政治因为人的存在及其向生存之域的敞开而获得生成。

人的诞生是自然的，因而人的存在也是自然的，但人因其存在而获得人质人化意识，并以其人质化意识为导向而敞开其生存，却突破自然的状况而进入了人的历史。人的历史的生成过程，也就是政治的生成过程。虽然我们对政治的明确意识和审度是因为城邦（或国家）的诞生才开始获得明朗，但政治作为一种群化的生存事实和群化的行为方式，却是伴随着人的人质化觉醒的“人的历史”的诞生而同时诞生。

人这种动物的人质化觉醒历史，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走向群并构建群体生活的历史。当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走向群并构建群体生活时，必然要涉及组织、安排、分配、规范、管理等问题，由此，政治产生了。“政治”概念的词源语义表明了政治的基本功能与作用。在西语中，“政治”（英语politics，法语politique；德语Politik）概念，源自希腊语，最早出现于《荷马史诗》中，原意为城堡或卫城。其后，当与“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等联系起来时，就获得了“邦”、“国”及其治理的含义。所以，“政治”概念意指城邦中的组织、安排、分配、规范、管理以及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的总和。“政治”的这一基本语义内容也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得到体现。“政治”一词早已出现在先秦诸子的论述中，但它们却是分开使用的，比如“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法令、政令、政策等，比如“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孟子·梁惠王上》）意指政令、政策；“治”者主要指管理、治理、整治。具体地讲，是指管理和教化人民，以使之实现安定状态，从而使社会获得秩序。到了近代，“政”与“治”才合成为“政治”，形成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等基本含义。“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1]

就治理、管理角度论，孙中山谈得很到位，政治就是治理、管理众人之事。而治理、管理众人之事却客观地敞开为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少数人的治理、管理；一种方式是多数人的治理、管理。前一种方式就是君主治理或寡头治理。这种君主或寡头专制的治理，叫做统治。以统治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所运用的主要武器是暴力和谎言，因而，其政治的实质就是残酷的斗争，这种残酷的斗争形态被恩格斯和列宁揭示得淋漓尽致：“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2]“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3]我国《辞海》在“政治”条目中对政治的定义和解释，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的。在《辞海》中，将“政治”一词解释为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并认为政治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和处理阶级关系成为它的“重要内容”；而政治的表现形式则是“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因而，政治主要指涉的是权力和暴力、阶级和斗争。后一种方式就是人民治理。这种人民治理的政治，所运用的主要武器是民权对公权的限制、规训、引导与激励。因而，这种管理、治理方式的政治，其实质是博弈，即以人民为主体的权利和以政府为主体的权力的博弈，即民权对公权的博弈。这种博弈的思想和观念，当然并没有完全摆脱斗争的观念，但它已经不是一个虚构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较量，并且这种较量更多的不是通过暴力和谎言来展开，而是主要通过利害的权衡与协商来展开。

上面这两种方式，既是不同的政治的理论方式，也是不同的政治实践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却呈现一个共同的认知特点，那就是没有解决政治的目的问题和政治的人性问题。

有关于政治的目的问题，谈得最到位的应该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谈论政治，是从城邦（即国家）入手的。他认为政治产生于人类共同生存的需要，基于这种普遍的需要，人们创建起能够相互依赖和相互借力的生存共同体，这一生存共同体必须以善为目的，一切形态的共同体都追求善，即追求协作、合作、和谐共生，而绝不可能追求斗争、残杀，更不可能追求仇恨，因为国家（城邦）是一种善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作为一种善业，是一切善业的最高形式，因为它具有最大包容性，体现了最全面、最完整的善业，但本身却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或者说平台或途径。借助于这种平台或途径，所要为之实现的却是生存于国家之中的所有人们都能过上优良的生活：“至于一个城邦的作用及其终极目的却是‘优良生活’，而社会生活中的这些活动却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些手段而已。城邦为若干家庭和［若干家庭所集成的］村坊的结合，由此结合，全城邦可以得到自足而至善的生活，这些就是我们所谓人类真正的美满幸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4]

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作为一种善业，是因为它能以自身的力量为共同体人人谋求优良的生活和精神的完善。什么是优良的生活和精神的完善呢？人所要过的优良的生活和精神的完善为什么只能通过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才能实现呢？这涉及到政治的起源。客观地讲，政治产生于人的恶劣的存在状况和生存处境，因为人总是以个体的形式诞生于一个对他来说是荒原的世界里，孤独、弱小、无力构成他存在的实然状态。因为诞生而存在并因为存在而必须谋求生存的现实，要求单个的人必须从静态的存在向动态的生存领域谋求生活，在这一从静态的存在向动态的生存领域谋求生活的活动中，人们深感单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谋求得到生存资源，因而，他渴望他者的扶助协作，并在事实上以其本能冲动发动行动走向他者，结集成伴，共同劳作、共谋利害、共同生存，由此需要而产生了政治。因而，政治不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是人的存在向生存领域展开的集中体现。所以，“政治”这个概念的原初含义，是指个体为了生存而走向组织与结构、契约与整体、共生与互生。政治就是个体存在面对绝对的不自由状况而为自由而产生而存在。具体地讲，当个人在其孤独的荒原生存中遭遇种种阻碍而不能完全地由个人化解而必须求助于他者之力才能消解时，政治就产生了。因而，政治产生于个人存在向生存领域展开的无能为力，并努力为消解其无能为力而开辟新的存在之境的行动需要与借助方式。从根本上讲，政治是所有个体的人向他者借力而求生、谋生和创生的基本手段，是人与人从个体走向整体、从自助走向互助、从孤立劳动走向群体工作的必然方式，它是平等的、整体的、契约的，是共生和互生的，它的目标既不是压迫，也不是斗争，而是帮助个体的人在群体的协作、合作与互助中实现自由。

客观地看，无论是存在自由、生存自由还是实践自由，都仅仅相对人才具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相对地讲，存在的自由是一种静态的自然的自由；生存的自由是一种人为的认知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生活的自由恰恰是一种行动的自由。这种行动的自由来源于存在向生存领域展开并求得具体落实的唯一方式。所以，政治不仅来源于行动，而且政治也展开为行动，并且政治更体现为行动。只有行动才使人从个体走向群体、从独立融进整体，从对自由的想象达向对自由的实现的具体生活过程。以此来看，政治产生并获得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有节制地激励人人追求自由的行动和理想本身，因为人从生存认知到生活践行，其所面对的是不自由，而人企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而打破这种种不自由的桎梏，同样要陷入新的不自由状态与境况之中，因而，个人必须借力于他者、社会、政府和国家，这就是人的生活政治化：人之所以走向政治是因为自身的不自力，而人的不自力本身展示了人的最大的不自由。政治就是行动的聚力与借力，其聚力与借力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其行动的自由，从而开辟自由的存在之境。所以，政治并不表征为自由，政治表征为对自由的平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