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俾斯麦完成国家统一之前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在神圣罗马帝国名下的诸邦国家。正是缺乏民族国家的特定因素形成了德国的浪漫主义，并使得浪漫主义愈发走向保守。
纵观德意志的民族和宗教历史，16—19世纪是一个通过宗教摆脱罗马帝国而逐渐形成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从1517年，马丁·路德在讲解圣经的过程中发现圣经和罗马教廷的所作所为不相符合，特别是后者兜售“赎罪券”的行为已经使得罗马教廷越来越腐败。为此路德写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登堡大教堂的墙上准备让大家来讨论，但是这个温和的行动恰逢闵采尔的农民运动，从而转变为一场激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信奉路德教义的新教和天主教旧教之分，标志着德意志民族脱离罗马帝国。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加速了德意志民族的分裂。而后又经历了三十年宗教战争，以《维斯特伐里亚和约》的签订为这场战争画上句号，此后的罗马帝国成了“一个没有君主主政的帝国，一个没有国家主权的联邦，一个没有共同目标的邦联，一个‘体制怪物’”[8]。
这场战争使得德意志成为欧洲列强争夺霸权的场所，德意志民族遭受更大创伤，路德派的基础也遭到削弱。从而产生了一场来自底层的希望得到解救的虔敬主义，后来成为发生在文学领域的狂飙突进运动，并进一步影响了浪漫主义的形成。
之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角逐。18世纪法国大革命谋求民族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想传到德意志时是“以自由和独立的感情，激起了有力的国家意识，并指挥它来反抗法国征服者”[9]。在普鲁士，腓特烈·威廉在18世纪的统治继承了霍亨索伦家族遗产，取得了稳定的领地，并在之后的200年用军事化绝对主义的方式确立了其在欧洲的地位，其特征是与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联合。这与当时的法国联合中产阶级的道路不同，也就部分决定了后来的德意志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在英国，贵族建立自己的统治，只是在损害国王之后才能成功;在法国，国王是在贵族的废墟上建起了自己的权力。而在普鲁士，这两种政治力量达成协议，其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条顿精神和该国的大陆位置造成的军事防御的历史需要两者间强有力的结合。”[10]这种联合就注定了普鲁士的封建主义性质，哈登贝格和施泰因的改革有助于用自由主义的思想取代封建主义，甚至施泰因时代成了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但是旧制度并没有消失，很快德意志就经历了一场复辟行动，农民虽获得法律意义的解放，但是骨子里还没有接受自由主义精神，而容克地主更是对法律置之不顾。“像法国与英国这样的国家，复活中世纪的梦想全然不合时宜，只能留在梦想者的头脑里;但在普鲁士却不是这样，这里君主制在自由派与反对派的冲突中，发现了确立自己不受反抗的至高权力，并为所欲为地治理国家的机会。”[11]马克思也是在此意义上认为德国“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他们一起经历复辟。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敢于进行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害怕了，在第二种情形下，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害怕”[12]。
但是不管怎么样，法国启蒙所表达的自由、平等等价值在德国学者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约翰·卡尔·默森的《我们应该对公民的启蒙做点什么》、摩西·门德尔松的《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的《对启蒙的思考》、克里斯多夫·马丁·威兰的《废纸捞金，或者对六个问题的六个回答》等围绕启蒙展开的对自由的探讨，至少可以证明启蒙最初在德国是受到欢迎的，但是启蒙在德国与这样特殊的土壤相结合却转化为浪漫主义，甚至是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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