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的价值

第一节　人文科学的价值

现代性危机给柯林武德留下了极深的创伤式记忆，无论师友的早逝抑或人类道德的腐蚀都向他提出这个萦怀已久的问题：如何才能建立一门“人文科学”（science of human affairs），藉此习得处理人类事务的技巧。柯林武德认为，欧洲文明深陷现代性的困境，自然科学的力量带来了技术理性的节节胜利，价值理性却沦为罪孽深重的重灾区，以至于可能毁灭文明世界中的一切优秀合理的东西，欧洲因自然科学的胜利逐渐把自身置入人面兽心的野蛮之地。人们在控制物体和物力方面获得全面胜利，面对人类存在和人的精神却表现得无能为力；这些困惑折磨着柯林武德。⁽¹⁾诚然，近代欧洲人在寻求处理伦理学、政治学、宗教问题或社会结构问题方面已获得一定成就，并试图建立一门“人性科学”（science of Human nature）。不过，他们在自然知识和心灵知识之间进行了错误的类比，从而“人性被实质主义地设想为某种稳定的和永久的东西，是一种在历史变化和一切人类活动进程之下的不变的底层。历史从来不重演其自身，但人性始终是永恒不变的”。⁽²⁾由此，心理学便成为解答此类人性科学的最佳工具，尤其19世纪的思想家们乐意把人类认识活动归结为心理活动，甚至抹杀了生理活动与理性活动的本质差异，科学的真实含义被否弃了。不过，在柯林武德看来，“人性科学”不同于“人文科学”，前者不仅忽视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情境，而且局限于理论的抽象规定；相反，后者则植根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并诉诸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因此，柯林武德认为解决现实困境有赖于历史学，历史学就是人性科学所自命的那种东西，亦即人文科学是人类思想的科学。思想家吁求新的人文科学实则要求重新估量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及现实意义。此外，柯林武德分析了自然科学脱胎于基督教神学假设，这种假设认为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分属不同的领域，自然与科学之争反驳的只是基督教僵化的教条而非它的伦理学，17至18世纪的科学成就使自然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成为其他学科效仿的对象。在柯林武德看来，任何学科皆诉求于施行某种标准或范畴的“判准学”（criteriology），譬如，逻辑学区分命题的真与假，伦理学区分行为的对与错、美学区分艺术品的美与丑等标准。另外，柯林武德还区分了追求真知规避谬误的“理论理性”和行事对错与否的“实践理性”。柯林武德认为“判准学”也适用于人文科学，就任何人类思想的科学而言，它不只是“合法对象”，更是思想研究不可忽视的“基本问题”。⁽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