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词的现代转型

言志

诗词艺术体制的现代转型——抒情、言志、求真

宋湘绮

摘　要：在新诗民族性和旧诗现代性百年纠结、双双陷入困境的今天，重新分析中国诗歌的特质是必要和必需的。中国诗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注重艺术的伦理价值；西方诗学传统强调美与真的统一，注重艺术的认识价值。以“本体性否定”的哲学理论为当代诗词创作导航，突破抒情言志的传统视野，解剖灵魂，求生存之真，挖掘诗词艺术的认识价值，将弥补中国传统诗词一个功能性的缺失。诗词艺术体制的哲学突围，引爆创作观念中“载”与“道”的双重革命，必将开创现代民族诗形建设的美学路径，民族诗歌由此将获得时代新生。

关键词：旧体诗词　诗人　艺术的认识价值　生存之真　民族诗形　本体性否定

私人性吟咏是传统诗词乡土文明经验表达的重要主题。天人合一的生存背景决定了古代人基本生活在一种固定的节奏和象征体系中。古代诗人提炼出一系列相对稳定的传统意象，特定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以私人性吟咏为主旋律的中国诗学传统：诗言志、缘情，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注重艺术的伦理价值。这是中国诗学对世界的贡献。西方诗学传统强调美与真的统一，注重艺术的认识价值，这一点是中国传统诗词一个功能性的缺失。

钱理群先生认为：“旧诗词的表现功能又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必回避这一点：在表达超出了特定的情感圈的现代人更为复杂、紧张，变化节奏更快的某些思绪、情感方面，旧诗词的表现力比之现代新诗，是相形见绌的，因此，旧诗词的发展余地也是有一定限度的。”⁽¹⁾清晰地指出了传统诗词的局限，这个局限不仅关系着旧体诗词的现代转型，也牵涉到新诗本土化，或者说触及中西诗学气质的隔膜，是现代民族诗形建设必须突破的文化壁垒。

这个限度可以超越吗？在时代需求和新诗对它的反叛与压力下，旧体诗词必然作出反应，以民族诗形独有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生存发展至今，这是符合文体演进规律的现实，笔者试图从词文体的演进，来探讨当代诗词超越局限的可能性。

一、超越传统诗词的局限

叶嘉莹先生分析词体千年演进历史，发现了词和治乱的关系。她说：“自唐五代迄南宋之世，词的创作经历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三个阶段，这些无不与治乱、盛衰等世事变迁有关”⁽²⁾。百年来，旧体诗词在文学的原生态中步履蹒跚，因“在野”而摆脱“文以载道”的千年重荷，顺应现代文学使命——言说真，自然地靠近了现代艺术的阵营。当代诗词文本⁽³⁾研究表明：求生存诚理的“真化之词”⁽⁴⁾的阶段正在来临。笔者所说“真化之词”与饶宗颐先生在20世纪末提出的“形上词”⁽⁵⁾不约而同包含“哲思”。“哲思”是穿越事件，抵达宇宙人生之“真相”的唯一路径。

超越旧体诗词的局限，就是在抒情言志的基础上，思索更高的宇宙人生之“真相”。超越传统诗词“重情不重理”的关键正在于“哲思”。“哲思”，并不是每人都能达到的境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到达的境界。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淫，当代旧体诗人最具有民族气质，因此也最难以自拔。迫切需要理论界从哲学上对当下创作形成指导和干预，完成一场精神突围。

当代旧体诗词对“传统”的突围，体现在对艺术的认识价值的确立上，是求真。求真乃当代旧体诗词现代性的标志。艺术在社会高级发展过程中，成为新旧文化的较量，承担社会文化和观念意识的作用越来越大。对既定秩序（权力、价值、审美）的批判是时代赋予当代艺术的使命，传统诗词在批判和反思的问题上贫血虚弱，政治恐惧导致传统诗词要么教化，要么借艺术聊以自慰，丧失了在文化与发展中应有的张力。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后，慢慢恢复了艺术的原动力。诗歌作为最震撼心灵的艺术，中国社会转型又提供了历史舞台，从个体觉醒到政治民主、民族复兴，当代诗词潜藏巨大的影响力。诗魂就是民族魂。生存背景巨大变化，必将引起旧体诗词精神质地的变革，创作主体潜入现实，个性体验越深刻，越接近普遍人性共有的“真相”，越有艺术感染力。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旧体诗词是以抒情言志为主，社会转型的当代，旧体诗词则是以言说真为使命。

真，不是认识和对象的符合，更不是心理东西和物理东西的符合，也不是“意识内容”相互之间的符合，而是一个“存在”被揭示，一个“可能”被预见；不是认识论的真，而是价值论的真。即，鲁迅先生说的：“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秘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

亚里士多德正是从这个角度断定诗比哲学更具有真理价值，“直语其事实法则”是现当代文学的门槛，旧体诗词达到了吗？诗，总是处在人的生存的时间境域中，投身命运的诗人才能发现民族历史的天命，它透过伦理纲常，深藏于心。诗人艺术视野内转，逼近心灵的真实，以“旧体”实现本质的直观，创造出诗词艺术体制的认识价值，“古藤新芽”才可能与现当代文学会师。

二、诗词艺术视野的内转

现当代文学关注的是掩盖在的古典美盲点外的原生态的心灵真实。

传统诗词是专制下的文学，是平面化的文学，所谓兴观群怨，关注的大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人的文学，当代诗词应该是纵深的、立体的、垂直于社会现实的，不仅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还关注人与自我的关系。

对潜意识的开掘，充满了灵魂自救的焦虑才能通向精神深处，诗词离根部越近，对人性的认识，就越能超越阶级和国家，接近时间、触及本质，发现普遍人性奥秘。认识灵魂真相才能命中现代文学艺术的核心，才可能以诗词艺术体制的民族美学个性彰显当代汉诗的世界意义。

诗词的艺术体制隐含着中国文学的民族密码。曾经表达了封建专制的伦理需求，以美善混同的形态表达了我们民族童年的世界观，继续用伦理的眼光来认识非理性的现代社会、非伦理的感性生命，只能陷入精神迷茫、价值混乱——这正是我们转型时代的社会通病。

掩盖在古代虚伪面具下的人性弱点暴露无遗，欲望和理性的交锋前所未有的激烈。“人之初，性本善”遭到了来自自身的毁灭性考验。现实的中除了美观、愉悦、忧伤，还有丑恶、阴暗、无耻。

“时代之所以贫困，乃是由于它缺少对痛苦、死亡和爱的本质的无蔽”⁽⁶⁾，现代中国是一个全方位发生大变革的特殊时代。工业时代、商业时代、信息时代同步挤压传统观念，专制文明轰然崩溃，废墟上哪里是人的文明的根基？千年专制文明泯灭了个体的自我，压制了反思。“现代人”的诞生如此艰难，王国维的困惑、鲁迅的绝望……海子的死，无不说明今天依然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当代新诗的焦虑、旧体诗词的挣扎无不说明这种贫困的“程度”愈演愈烈，诗对于民族的苦难，无可奈何？

美学家刘小枫比较中西方诗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诗歌充满了人间欢情，然而人间欢情不过是对历史王道中不义和恶的一种虚幻补偿，因而总带有哀婉的情调……中国诗歌没有对人的性命论意义上恶和欠缺的认识，因而也就不会有神性的颂歌。”⁽⁷⁾传统诗人或者愤世嫉俗，或者逍遥世外。仅仅抒情言志已经抚慰不了时代的伤口，正视人性的矛盾，凝视自身的精神深渊，寻找价值之真，诗人擦亮自己，他创作的诗词才能照耀芸芸众生。

阿多诺认为，以和谐为特征的传统艺术是肯定性艺术，而以冲突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艺术是否定性艺术。肯定性艺术是对历史苦难本质的美化和遗忘，在肯定性艺术中，同一性原理使苦难失去了声音。否定性艺术却是要否定这种对苦难的美化和遗忘，正是“苦难”以及绝不美化苦难的姿态，使现代主义艺术具有崇高的特点。

毫无疑问，传统诗词是表层、外向的、肯定性的艺术，深入灵魂、正视冲突、倾听苦难才可能发挥古老的艺术体制的民族美学个性，给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潜能。

艺术视野内转、钻探灵魂是实现传统诗词现代价值转型的关键。或者说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词与现代主义诗词的分野，这与其说是诗词艺术体制转型，不如说是时代巨变的必然结果。

时代的审美期待召唤着艺术形式的演进。比如，盛唐精神造就了律诗的阳刚壮美，宋代家国创伤雕琢了小词阴柔幽怨的神韵，市民文化的繁荣酿造了元曲小家碧玉的俚俗气，明清小说对传统文化世俗化的图解，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最后的辉煌。现代主义是人类精神史的重要转折点，是一切艺术的现代起点，回避这个历史选择，诗词必然会被时代抛弃。现代主义是应人类对人的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的价值要求做出的历史选择；是以理性方式认识非理性的世界，其虚无、悲观的背后闪烁着更高的意义召唤；是以否定的形式开启意义追问的新空间，追寻人类再跋涉的新目标。

艺术形式与时代气质、社会状态、普遍心态休戚相关。20世纪哲学对理性的冲击、人学对自由的召唤，导致人的自我膨胀、自我扩张、自我释放。和之所以为贵，乃是因为人的本质是冲突，无序的本能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深渊。诗词“艺术视野内转”后，将会发现人的内心世界、非理性因素远远大于有限的外部世界，从现实主义注重“客观真实”到现代主义注重“主观真实”，中国民族诗歌找到了表达现代人性的精神母土。

尽管现代主义在其整个历史阶段都背着颓废的名声，但现代主义艺术精神——凝视非理性世界的勇气、承担苦难的毅力、批判现实的维度和意义建构的指向，却是激发传统诗词艺术活力的酵母。中国历代诗人出世入世都难放下对现实的关注，摆脱不了的历史性民族性成为中国诗人价值选择上的集体无意识。注定“颓废”不了的当代旧体诗人以“他山之玉，可以破冰”。

冻结百年的诗界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文白之争”是古代性和现代性思想的较量。从语言革命开始的思想革命还停滞在初级阶段。诗词艺术体制是“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其意味要在时代命题中寻找，这个独特的艺术形式，曾经找到“诗”“词”“曲”，天衣无缝地使那个时代的精神得到最佳表达，成就“一代之文学”。

当代汉语诗歌的使命是以白话的言说方式，创造我们时代的诗歌艺术形式。“五四”淘汰诗词，取消诗词存在的合法性，纯粹是政治意义上的行为。诗词在艺术意义上的合法性取决于诗词是否能在白话语境中，回答时代命题，继续诗词艺术体制的创造、发展。艺术形式变化的动因是世变，世变导致了人们的情感生活的变化。艺术是情感的形象化。形式和内容在双向选择的运动中有无数可能性。

每种艺术形式都有其天命，即，其产生的历史根源。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诗人和诗的命运。“五四”时期自由诗的解放诉求，“大跃进”时楼梯诗的盲目乐观，“文革”后期朦胧诗的怀疑迷茫，网络时代口水诗的价值崩溃。时代特质在寻找着适合自己的艺术形式，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功能各领风骚数年间。时代这只看不见的手，召唤着文人把某种功能发挥到极致，把某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并最终产生“一代之文学”。

20世纪末，诗词悄然复苏恰好说明诗歌形式与时代命题的双向选择一直在暗流涌动，“艺术发于心性，艺术传统、艺术批评的形成，往往是民族心性的自然流泻，里面的必然性远远大过迫于外因而做出的一时一地的选择。” ⁽⁸⁾唐诗过后是宋词，“曲”终人散，中华民族气血虚弱的四百年过去了，民族诗形演进的可能性，在今天社会转型的动荡中，能变成现实性吗？

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可以汲取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精神，却不能依靠西方话语体系。彻底依靠西方话语产生的新诗与我们民族诗学血型不合，新诗充当“现代性”的急先锋，它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汉语诗歌艺术形式自然演进的结果。

同样，也不能靠中国传统哲学的惯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扪心自食”是难以下口的。传统诗论、词论，只能被动地解释过去和现在的作品，不能解释新作品，更不能引导、促成新作品。

这正是百年来现代民族诗形难产的原因。古代诗论、词论多是建立在对作品的鉴赏的基础上的理论归纳，是以实证论和考证方法为基础的；不能像西方现代哲学理论那样，不仅为创作导航，而且还能和理论作用下艺术文本形成一种互补和互证的有力的文学思潮。

传统诗词成长在几千年中国文化惯性中，从母体中撼动一棵大树需要哲学风暴，需要外力摧毁传统中的痼疾。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要靠穿越中西方哲学的当代中国原创哲学——“本体性否定”论⁽⁹⁾。

三、传统诗词创作观念的革命

理解“本体性否定”，最好莫过于五四运动。

“今天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在于以西方现成的理论为肯定的对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否定。其结果是，我们拥有的只能是西方文化的存在。”⁽¹⁰⁾新诗正是这样一个西方文化的“中国存在”，梁实秋说“新诗其实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

“本体性否定”为传统诗词突围提供了怎样的理论支撑？

“在根本上，上述否定和肯定都属于现实性的文化运动，不可能真正产生不同的事物，本体性的否定强调：只有对中西方既定思想同时采取批判的态度，其批判所依据的尺度和产生的成果，才能保证既区别于西方理论，又区别于中国传统的理论，也区别于所谓的中西融合说……批判在逻辑上优先于创造。任何创造都是建立在对既定现实问题局限的发现、感知、体验的基础上。”⁽¹¹⁾对中西方既定思想同时采取批判的态度，意味着纠正“五四”时期淘汰旧体诗词的偏激文化行为。既不是固守诗词艺术体制，也不是照搬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模式。新诗之所以违背世界各国诗歌发展的规律至今处于“无体状态”，警示我们单靠模仿西方诗歌，是无法实现中国诗歌现代性的；同理，固守传统诗词艺术体制又焉能是民族诗形的出路？只有以诗词艺术体制为母体，分析中西诗学的局限，批判传统诗词中非现代性因素，汲取西方诗学现代艺术精神，才能创造“中国现代民族诗形”。⁽¹²⁾

闻一多早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指出“……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我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

“挣扎”正是旧体诗词艺术体制发展成熟而必须换血、甚至改换面目才能新生的文体规律的自然要求，“挣扎”呼唤的是时代气血和人的创造力，尤其是挑战精神。

白话文学革命就是对这个局限的没有进行到底的挑战。

语言革命是价值观念革命的先兆，只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开端。

真正诗体革命需要诗词创作观念、创作方法、诗词形式的革命，要靠诗人和批评家们强大的理论储备和创造力。

对西方诗歌和传统诗词同时保持足够警觉，才能产生新诗词观和创作观。这个艰巨的转型只能循序渐进在创造中酝酿，不可能突发应对康有为所描述的“此四千年中二十四朝未有之奇变”的文化大变局。“诗界革命”粗暴淘汰旧体诗词，把诗体革命的问题悬置百年。排除“五四”新诗运动中“意识形态化”、“世俗化”等对诗体演进的负面影响，诗词创作观念的革命刻不容缓。

我们之所以没有将“唐诗宋词元曲”的递进，称为文学革命，而叫做文体自然演进，是因为“文以载道”的观念没有变，只是载体和表达方式的变化。

完整意义上“诗体革命”从语言开始，革的是传统文学观念——“文以载道”的命。

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根深蒂固，这是中华文化不可被同化的深层原因，也是“文以载道”革命的艰巨性所在。在一个文化的大染缸里实现独立性，中国文学面临多重较量。“五四”运动把载封建的道，改为载西方的道，终归没有载“现代中国之道”。

中国政治、道德教化、文学一体化的历史有其不可避免的根源。当代诗词载什么道？怎么载？必须立足当代语境，与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艺术一起，共同担文化使命。

人们往往从声韵改革、时代精神、语境变化来探讨诗词的创新。恐怕这些因素只是诗词创新的结果和外因，它们与创新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对基本观念的重新理解，很有可能找到创新本源。观念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视角。

“道”是主流文化对诗词文学的外在要求，还是投身社会的诗人对文学性的内在主动追求？前者的群体性、文化政治观念性、思想从属性与后者现当代文学追求的个体性、自由性、独立创造性大相径庭。

革“文以载道”的命，不是革掉“载道”的使命感，而是强调诗人更深刻的承担——独立探索生存之真；是革除诗履行使命的旧方式“载”，进一步追求在感悟中的自觉和精神成长。这是对“载”和“道”的同时进行的两场革命。

第一，鲁迅在《摩罗力诗说》中提出的“别立新宗”。这是现当代文学独立追求文学性的先声，是一种“新道”观，倡导“个体之道”。以“个体之道”实现对“群体之道”的尊重和改造。诗人是时代的显示器，不是传声筒。

新诗词创作观体现为“诗显个道”。诗人以“个体”的世界观穿越普遍观念，具有科学理性的“诗人”才算“个体”。他不会局限在私人领域抒发小我，或者对随声附和潮流。这些感性认识对理性认识只有感觉层面的怀疑，够不上思想层面的批判与创造。思想只能与思想匹敌。私人性咏叹在认识论的湖面蜻蜓点水，无法在价值论的大海浪遏飞舟。

诗词表现个人的情感没错，但“纯粹的自我表现不需要形式”⁽¹³⁾。作为当代艺术的诗词，是颠覆思维定式，突破语言套路，获得诗人自我的语言和实践，突破旧诗人脸谱化的身世感慨、春愁、怨别。“我”从“我们”中脱身而出，摆脱公共话语，潜入缝隙，掂量“我们”的时代。既不是没有人类光芒的个人情欲的灰烬，也不是没有自我星光的人类长空。前者是私人性咏叹，后者是公共话语。

“别立新宗”取决于诗人摆脱思想共性和艺术共性的程度。诗人独特的体验与诗词艺术体制水乳交融，才能创造出与既定的形式和内容构成“本体性否定”的当代文学，越是个体的就越是人类的。

私人性咏叹只是诗词文学创作的“流”。“诗显个道”才是“源”。小哀愁和小感慨只是“诗显个道”的冰山一角。不少当代诗人自我淹没于群体，忘记诗与思的海洋，在冰山一角里重复他人、古人，落入模式化创作。

任何社会理性对人的感性生命都有压制，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社会秩序反抗史。对感性生命的一味宣泄和理性表达是私人性咏叹和诗人个性张扬的重要界限，后者创造性的美感追求有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诗具有非政治的政治性、非革命的革命性这一特质。诗人反思现成“群道”，生成“个道”。诗词文本不是载体，而是创生体。

摆脱文化从属性，诗词的文学独立性是诗词现代转型的主要命意。

第二，“文以载道”的“载”强制取消了诗人和读者对“道”的反思、质疑。旧体诗词的“兴观群怨”都是既定伦理观念的“容器”，传统诗词正是因此丧失了求真的勇气和血性，诗词艺术到回诗本身，直接参与人的精神建构。

诗人对现实本真的体认与现实主流中任何中西之道构成反思的张力关系，诗人的 “个道”在读者眼中只是“半成品”。读者在“文本”中“自觉”，人性、国民性从无知懵懂到自觉努力，完成诗词文学从“教化”到“自觉”的革命，启发读者产生其“个道”。

因此与教育、伦理、科学之“载”区别开来，体现诗词文学的艺术性本质——是一个觉悟的过程，发挥出现代艺术功能。现代艺术中的“自觉”对削弱传统诗词教化性是一种积极的反动，现代艺术的生成性有力抵制传统教化的灌输性，自觉在艺术过程中是自我实现的觉悟，而不是靠他力的作用而实现。“自觉是现代艺术中的一个普遍的标准。也就是说作者应该是反省传统而自我觉悟到艺术对自己的意味；受者应该是独立地面对作品及艺术活动而自我觉悟到对艺术的自己的解释，而不是接受作者的解释。”⁽¹⁴⁾

现代主义艺术精神，作为文化资源，刺激诗词艺术的造血功能，激活古老的艺术体制中被专制思想压制的反思能力。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自由、平等、普遍正义都是人的先验存在的根据，现代性精神的核心要义就是反思性、质疑性和检讨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可以理解为一个永远未完成的事业，就外在化的存在方式而言，就是它和传统的断裂性，代表广泛而又无限进步的理念。

对“载”和“道”同时进行的两场革命都以“反思”为动力，是“我”对 “你们”“他们”的思想的反思，是“我们”对“我”的限制与补充，是消灭“小我”，消灭一切陈词滥调。

诗词艺术视野内转后，“反思”成为行动主旨，感悟只是审美性体验中的某一瞬间对宇宙人生本真的洞见和彻悟，“感悟的方法是中国古代诗学最常用的方法。感悟，注重的是审美经验的积累，强调的是个体的特殊感受和瞬间反应。”⁽¹⁵⁾“反思”才会发现某一瞬间的“偶然性”中有什么“必然性”？

在传统诗词止步的地方追问，当代诗词找到了出发点。《网络诗词年选》的主编檀作文指出旧诗缺少思辨，他说“自从网络诗词出现之后，这一点有所改变”⁽¹⁶⁾。网络诗词开始思辨是对冲突的觉醒、对矛盾的正视，是诗词顺应时代的自发反应。思辨旨在求真，在场的情景被超越，不在场的情景被呈现，曾在、现在、将在都在思辨中进入一个整体性的、想象性的、终极性的境遇——“真，常，永生”。

“反思”是我们民族童年世界观向成人世界观过度的转折点，也是感悟诗学与西方科学、理性思维方法接轨的着力点，更是传统诗词艺术视野内转的出发点，有“反思”的武器，“诗显个道”才有可能。

诗人“觉悟”始于“感悟”。感悟具有动词性，强调动态和过程。觉悟具有名词性，强调状态和程度。读者的“自觉”在诗词阅读鉴赏中产生，像一切现代艺术作品一样，“它愈不好懂，它的花瓣就开放得愈慢，凋谢得也愈慢……一部作品如不保守住秘密而展示得过于迅速，它就有凋谢的巨大危险，结果剩下的只不过是枯枝而已。”⁽¹⁷⁾诗词艺术的当代性就是它隐喻的起跳点和着落点之间的跨度，呈现诗人丰富、复杂的思想和感情，把旧体诗词这架古老的战车拖入时代的漩涡，真正的诗人携带着传统诗词赋予的形式密码与传统挥泪诀别，跨入现当代文学的阵营。

当代诗词作为一个引起自觉的文本诱因，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念载体，它本身的形式与功能的最终意义在于使作者和读者觉悟。觉悟不是被引导和教诲的，是自我生发的。

“所以艺术的作用在传统与现代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对人心的干预，还是对人心负担的消除，是对他人的给予还是为他人的清除。”⁽¹⁸⁾以此分析，新诗主要是从西方诗体、白话语言、诗歌技巧和现实材料等角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政治对中国诗歌的束缚，但并没有突破文化的束缚，所以近百年来中国诗歌的文学独立性依然成问题，诗词的现代转型不可回避这个尖锐的问题，对“载”的革命将为中国文学的独立开辟血路。

诗词是前人对汉语诗歌规律认识、发现的结果，前人科学地创制了美妙艺术体制，规定了具体的形式原则。“科学的终极性质已经命定了人类自身更好地发展，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人类听命于客观规律的理由，否则，科学就失去了人类借此改造自然的最初意义，而且就客观规律本身来说，它取决于人类的发现，而不是经验地、一成不变地存在在那里，去支配人们的发现。”⁽¹⁹⁾美学研究才能破解诗词艺术体制的形式密码，开启理性之灯，照耀着诗人在实践“格律”的过程中，发现白话取代文言后新的汉语诗歌规律。

是发现和创造成就了唐诗宋词元曲，也只有发现和创造才能成就现代民族诗形，把我们时代最亮的星斗镶嵌到诗性艺术的长空。

四、当代诗词创作的现代端倪

诗人对个体觉悟境界的言说就是“诗显个道”，在“得道妄言”时“道非常之道”，“道”的言说的能力来自思辨的深度和力度，以《浣溪沙·鸭绿江》（蔡世平）为例。

一水犁开风物奇，山家禾稼自东西。一边瘦影一边肥。

江北楼台飞彩饰，江南哨口压城低。水流心事向谁提？

“一水犁开风物奇，山家禾稼自东西”是感觉中的想象，离实景很近。“一边瘦影一边肥”是想象世界的感觉，跳开实景，突破暂时性、现象性，直击事物的永恒性和本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对人的生存的漠视，所谓“贵乎同与不同之间，达到近而不熟，远而不生的”境界，正是意象与生活之间的间隔与变异所导致。

“楼台彩饰”自在飞，“哨口压城”战云黑，江南江北两重天，影瘦影肥谁作弄？一条沉默的江，两岸无辜的苗，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遮蔽着人的生存状态。“水流心事向谁提？”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所有的细节都成了幻景，触及的是“山家禾稼、哨口压城”的背后的“问题”。

“浣溪沙·鸭绿江”有对生存和现实的本体性否定的意味，遗憾的是这个意味与李清照的“物是人非事事休”以及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对照，因境界的雷同感而丧失了其艺术魅力。

“诗显个道”不是看诗人是否表现了“以人的生存为本”这一“共识”，而是看诗人如何对“共识”产生个体化的理解、体验、表现。这种“个体化”的程度与中西方文学现实相比有何独特？当代诗词怎么写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诗人世界观、襟怀的问题，当代诗词趋同化的写作大量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诗人世界观的贫困，另一方面是怀抱的局限，“个道”不是一般观念对世俗现实的认识，而是新思想对世俗现实的认识，“水流心事向谁提？”透露的悲悯是感人的，但对李清照、杜牧的无奈，以及继续无奈是遗憾的，追问的空泛遮蔽了诗人思想深处的不清晰。有儒家“点到即止”的特质，又有道家的随意性和超脱性。诗人不通过独创的意境来对现实进行批判，最终等于纵容、维护了“江南哨口压城低”的现实。

《浣溪沙·鸭绿江》不是真正意义上“现代词”，而是 “传统词”。充满现实关怀，停留在“诗显群道”的层面。当代诗词不能满足于超越现实“鸭绿江”，还必须是对雷同的艺术存在——“南朝四百八十寺”本体性否定。文学性取决于诗人对世界理解的深度和表达这种理解的力度，周作人说“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在创作上就是指文本对共性思想的逃离和扎根人性的宿命。诗意的创新的程度取决于诗人摆脱思想共性和艺术共性的程度，要在“以人的生存为本”普遍呼声中，更细微地体察人类的疼痛。

诗词的内容和形式不是“酒”和“瓶”的关系，诗词创新不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大而无当一直掩盖着问题的实质——是“装什么酒和怎么装”的问题，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不是旧瓶和新酒的关系，而是这瓶酒和那瓶酒的关系；不是改良的问题，而是原创的问题，是干了“老酒”酿“新酒”，是观念的革命，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陶醉我们的民族诗学因子默默流淌在“新酒”里，散发着古老的东方神韵。

在《贺新郎·酒徒》（蔡世平）中对“人性矛盾” 这一共识的个性体验，诗人终于踏上了“诗显个道”的台阶。《贺新郎·酒徒》：

醉眼朦胧态，向风前，花间集里，枝摇叶摆。明月当庭丝管熟，知是小频清濑。总凝她、痴莲眉黛。我有银钱千百串，又呼徒，快把茅台买。买来个，春澎湃。

酒徒自有风光在，最开心，嫦娥敢要，江山可改。魏武鞭梢未及处，正好涂红抹彩。轻点着，男儿气概。放手摊开春世界，细端详，片片烟波债。人累了，天无奈。

“酒徒”是诗词艺术体制和现代人生活状态聚合的形象化。当固有的文学意象难以表达诗人的对现实的理解，变形、荒诞、隐喻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表达方式都可能成为映照现实的特殊镜子。扭曲的形象以强烈的姿态主动凸显真相，表达方式的选择是服从诗人内容表达需要的。一旦进入诗词艺术体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达方式就天衣无缝成为现代民族诗形的基本要素。这种“天衣无缝”其实是词文体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本体性否定”的结果。

叶嘉莹先生指出词之美感特质在于“弱德之美”。“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姿态的美。”⁽²⁰⁾用词文体写醉，本身就比李白诸多的“酒诗”隐含着更多的压抑和焦虑，醉，不仅是一种审美，而且是使人得以和存在相沟通的一种情绪，“弱德之美”将酒徒醉后才张扬的人性挥洒到极致，幽约怨悱一步步将内心的狂热从高潮演绎到冰点，“贺新郎”词牌赋予结构的意义在于片数、句法、声韵等方面的限制，强化了某种特定的情绪，白话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精神介入，诗词艺术体制的优越性依然就势而发。

诗酒风流是中国文人最神往的境界。醉，是对生命的最强烈的体验和高潮，是意志充溢、生命力饱涨。“醉眼朦胧”的主人公主动进入潜意识，沉浸在“向风前，花间集里，枝摇叶摆”的旧梦中，“记得小频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如今“明月当庭丝管熟，知是小频清濑”。爱欲激情从羞涩含蓄到鸾凤和鸣，展现了人性的开放性、未完成性和无限可能性。周作人说：“恋爱的贞义无非是一种环绕着情人的航行，一种探险的航行而永远得着新的发现。”

“酒徒”陶醉在“痴莲眉黛”中，“我有银钱千百串”是“自我”的发现和奋起。“自我”的表层是隐藏在潜意识中的生命本能，欲望、情绪、情感和体验；深层是个人自我创造的精神性的“我”。生命的本能是创造的基础，是力源，也是恶源，是赋予生命意义的意志和冲动。人是自己创造自己的，但这是一个矛盾重重、云山雾罩的创造历程。

“又呼徒，快把茅台买，买来个，春澎湃。”一次又一次体验，反抗一切外在对生命力的束缚，人通过价值定向而选择自己的道路，用生命本身的力量来战胜生之痛苦。痛苦来源于冲动与理性的矛盾，伟大的幸福正是战胜巨大的痛苦所产生的生命崇高感，激发了生机、解放了心灵。

“最开心，嫦娥敢要，江山可改。”“酒徒”的风光在于创造价值、改变秩序，追问“人的理性”何以“为自然立法”？与李白《把酒问明月》⁽²¹⁾中问苍茫宇宙不可知，而及时行乐的醉态盛唐分庭抗礼。

李白问的是：嫦娥在月宫里孤独地生活着，到底谁来陪伴她呢？“酒徒”答：敢要嫦娥，可改江山。醉后，宣告爱欲的自由：把男女之间的“自然关系”还给人，向非神圣、非人道的“月宫”杀出回马枪。“酒徒”为“嫦娥敢要”的炽烈而醉，为“江山可改”的豪情而醉。

“月宫”是诗人虚构的艺术世界，诗词与时代关系密切不是因为诗词可以改变现实，而在于诗人敏感到人性矛盾冲突，理性认识冲突，创造出的一个“不同而并立”的艺术世界，启迪现实，寄托心灵，让理解真命的人活得珍惜、体贴。

只要人类社会还在发展，就存在着矛盾，“抒情、言志” 回避、掩盖人性的冲突，仅仅正面言说生存现实与人生渴望的“距离”，“言真”是直面冲突，进一步对这种永远无法消除“距离”的绝望感中产生更深刻的东西，从而开启接受者反思的途径，提升人性、达到更高级的和谐。

“敢要嫦娥”的“酒徒”无疑是“月宫”新秩序的创造者，立法者，“魏武鞭梢未及处，正好涂红抹彩，轻点着，男儿气概。”歌德说过，创造是人天性的最内在的价值，创造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人的存在意义之所在。男儿“涂红抹彩”的幸福不仅在于认识，而且在于创造。不停留在屈原、李白式的天问，而在于创造一个价值世界。创造的冲动、原欲的喧嚣、高贵的理性统一于本真的生命。

“嫦娥敢要，江山可改”是最大化实现生命意义的欲求，正是当一个人的生命力受到强烈刺激从而最高限度地调动起来的时候，才能最充分地感受生命。“放手摊开春世界”，醉是一种惆怅、茫然、激动，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得，与本我融通的境界，“细端详，片片烟波债。”

从“记得小频初见”到“莲、鸿、苹、云”，感性生命的野马追逐着缥渺的情爱、意义，最富精神性的人最痛苦，也最丰富，因而最尊敬生命。“酒徒”以自然生命创造精神生命，从身体（空间）中榨取精神（时间），碾磨出生命精华，醉眼探春。然而，“茅台”消除不了“醉我”与“醒我”的矛盾。“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何处是精神家园？

尼采曾叹息：“迄今为止，精神如同道德一样，成百次地实验而成百次地迷误。是的，人是一个实验。唉，许多无知和错误化作了我们的躯体！”“酒徒”狂饮是精神的迷惘，“片片烟波”叩问着良心。“银钱买来春澎湃”，原欲与创造的力源纠结在人性根底，无休止的内心忏悔可能辩解和纵容恶的惯性，是自我怯懦软弱、惧怕责任，沉醉不问归路，还是投入人性的深渊，勇敢探索人的可能性？“酒徒”清醒明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宿命，不得不“累”。

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慨叹生之可贵，是典型的抒情言志之作，魏源说：“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而“酒徒”是真、理的使者，更深入地揭示人生的本质，印证了“艺术是自然真相的哲理说明” 这个现代艺术观，“酒徒”咀嚼生命，重视人和人生意义、重视价值和创造、重视个人对价值的自由选择，具有现代气质，提出了不同于中西“既有艺术文本”的现代生命价值观，表现出醉态盛唐所不具有的生命强力和韧性。“醉”不回避人生的悲剧性，承认且不屈服于这种悲剧性，“人累了，天无奈”打开了含泪微笑的现代审美人生画卷，强烈的现代意识终结了专制伦理思想，《贺新郎·酒徒》获得了传统诗词中不曾有过的诗意，向“新诗”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质言之，穿越中西方哲学的当代中国原创哲学——“本体性否定论”为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诗词艺术体制现代转型回归正道。“重温一个伟大的开端，并不是扭转回到以前的，对现在而言还是熟知的，仅仅需要模仿一下就行的东西上去，而是要更原初地重新开始这个东西，并且伴随着一切陌生的、暗淡不明的变幻不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真实的开端随身携带着的”⁽²²⁾。

返回开端是一种辩证思想，诗词艺术体制包含着中国诗学全部丰富性。传统、现代、未来的民族诗形都蕴含在诗词艺术体制的起源中，重新出发，是回到一个诗歌民族伟大的开端，正本清源，我们发现诗词艺术体制更多的可能性被千年来路上的荆棘遮蔽，走向未来，就必须披荆斩棘把这种艺术体制未完成的可能性一一展开，从抒情、言志到《贺新郎·酒徒》中求真的理性光芒，可以看到中国诗歌几千年来一步一个脚印，正在抵达现当代文学的敏感部位。

【注释】

(1)钱理群，袁本良. 20世纪诗词注评[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

(2)叶嘉莹. 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与词学家对此种特质之反思与世变之关系[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3）：57.

(3)宋湘绮. 西方文论下的当代旧体词[J]. 船山学刊， 2008（1）：153.

(4)“真化之词”：以真入词，是利用词文体艺术体制表达现代人心灵体验，现代汉语的诗性在词文体阴性弱德的作用下，契合存在之真。

(5)施议对. 为二十一世纪开拓新词境，创造新词体[J]. 文学遗产， 1999（5）：107.

(6)海德格尔. 林中路[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88.

(7)刘小枫. 拯救与逍遥[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2.

(8)赖力行. 体验：中国文学批评古今贯通的民族特点[J]. 中国文学研究，2006（3）：25.

(9)吴炫. 本体性否定[M].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3.

(10)吴炫. 穿越中国当代思想[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21.

(11)吴炫. 穿越中国当代思想[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21.

(12)中国现代民族诗形：旧体诗在国外被誉为“中国诗形”，现代汉语替代古代汉语后“中国诗形”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现代民族诗形。它是一种遵循现代汉语规律、融会现代艺术观念，创新艺术规范，重构古体、穿越古典的新诗形；是映象现代生命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从适合古汉语的格律所限制的旧形式中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合现代汉语的、能贴近现代灵魂的诗歌形式；是在对传统诗形自觉尊重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时代精神，创造性赋予传统艺术形式以现代美学意义；是以当代中国人的活动和行为为支点的一个古、今、中、外诗学的四方对话的结果，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现代汉语发展中诗体运动的必然产物。

(13)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9.

(14)朱青生. 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

(15)欧阳文风. 感悟：建构中国原创诗学的着力点[J]. 文学评论. 2007（1）：71.

(16)檀作文. 旧体新变与新诗对接：实验体的实质和面临的问题[M/OL]. http://book.sina.com.cn/ news/books/ 2008-07-08/1836240322.shtml.

(17)袁可嘉. 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08.

(18)朱青生. 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

(19)吴炫. 穿越中国当代文学[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312.

(20)叶嘉莹：《论词的弱德之美》，石汉生《荔尾词存》序。

(21)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

(22)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