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体系转型与现代财政学的展开

六、知识体系转型与现代财政学的展开

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变迁路径与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由西方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的诱致性变迁方式不同，它是一种典型的移植性变迁，是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是由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的产物，是中国一步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在清朝末年发生了断裂，中国固有学术向西式分科转型。这一点正如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所指出的:“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9]

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不过是百年前形成的基本框架，“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今日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用来表达思维的一套语汇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各种学说、教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总之，由人们思维发生，独立于人们思维而又制约着人们思维的知识系统，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20]

作为近代学术思想体系的一个分支的财政学在清朝末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型的历程。严复和梁启超就是这一转型的两个典型性人物。在20世纪以前，即使是具备近代财政学视野的中国人探讨财政问题时仍然使用着传统的财政术语，如曾经留学英国的严复在1897～1900年译成、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仍然是用晦涩难解的传统财经术语翻译近代西方经济学著作，如他将地租译为“租”，工资译为“庸”，利润译为“赢”，资本译为“母财”，垄断译为“辜榷”，消费译为“支费”，自然价格译为“经价”，经济学译为“计学”等。而仅仅过了几年，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发表的财政学论著则几乎全部使用我们今天所习见的现代财政学术语，如“财政”、“财政学”、“地方财政”、“国债”、“公债”、“地方公债”、“外债”、“关税”、“专卖”、“预算”等，与严复的著述判然有别。由古老的中国型财政论述到近代的财政分析，是极大的转折和飞跃。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清末中国近代财政学知识体系的转型方面，日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中国新知识体系中汉语“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系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21]20世纪初中国财政学新名词也大多取鉴于日本。

近代财政学知识体系的转型由于受到中国传统的财政思想的张力的制约，在清朝末年未能完成从形式到内容的完全转变，但财政知识体系的全面变动，毕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财政思想视野和思维方式，从而为近代意义上的财政学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以下主要从公债、预算、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和税收等几个方面研究清末财政思想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