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展开与大众传媒的生长

一、现代性的展开与大众传媒的生长

1．纷繁复杂的现代性

“现代性”一词含义复杂。作为一种广泛的观念形态的“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在知识领域内的进步，它是一个开启于启蒙时代的文化合法性的工程。（包亚明，2003，第1页）“现代”一词在16世纪开始流行，而现代性、现代主义则在17、18世纪被广泛运用。

吉登斯将“现代性”定义为“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吉登斯，1998，第16页）现代性有三个纬度。第一个纬度是“工业化世界”，工业主义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第二个纬度是资本主义，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第三个纬度则是监控制度，这是与现代社会生活出现相联系的组织化权力大量增长的基础。监控意味着对民众的监督性控制，诸如利用信息调控社会活动，或是采用福柯意义上的“可见”监督。现代性产生的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是民族—国家。吉登斯认为，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前现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连续的。正是这种断裂形成了“现代”的概念，它不再是“现在”、“当代”的意义，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吉登斯总结现代性的动力有三个。一是时空分离：跨越广阔的时间与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二是抽离化机制：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它们合起来等于抽象系统）所组成。抽离化机制使互动脱离了场所的特殊性。三是制度反思性：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吉登斯1998，第22页）

在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报纸以及大众传媒的踪迹在各处隐隐闪现。无论是在比较抽象的主题如时空分延中，还是在现代经验传递的历史分析中，或是在自我认同这样心理学式的解释中，大众传媒作为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被多次提及，有时甚至是细致的阐释。这个现象的原因，可以用吉登斯的总结性表述解释为，“现代性和其‘自身的’媒体密不可分”。（吉登斯，1998，第26页）在这里，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自身的媒体是指印刷媒介和之后的电子媒介。所谓“自身的”大有深意，即是说现代性和媒体是纠缠在一起的，社会特征与媒体形式互为因果。现代性必得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媒介形式相配合方能实现。如此论断隐约可见英尼斯们的影子。事实上吉登斯在这里提及了麦克卢汉。虽然吉登斯用“极端”一词描述麦克卢汉的观点，但他自己也下了许多看起来也是比较极端的判断。比如：

“对于早期现代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性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但要追溯高度现代性的起源，恰恰是大众印刷媒介和电子通讯日益融合与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毋庸置疑，电视、电影和音像所呈现的视觉形象创造了印刷物无法采用的传递性经验的组织结构。然而，和报纸、期刊杂志及其他种类的印刷品类似，这些电子媒介既是现代性抽离化及全球化趋势的表达，也是这种趋势的工具。在现代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作为重组时间和空间的模板，印刷和电子媒介之间的相似性比其差异更为重要。在现代性条件下，传递性经验的两个基本特征就证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一个特征就是拼贴画效应。……第二个主要特征就是远距离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识中……在新闻中所报道的许多事件，也许被个人视为外在的和遥远的，但它们同等地进入日常活动之中。”（吉登斯，1998，第26—28页）

吉登斯虽然反对鲍得里亚媒介创造“符号帝国”的超现实的后现代理论，但他也有一个离传统新闻学的正统观点相去甚远的判断，他不认为传媒是像它的从业者所宣称的，能客观准确地反映现实，“在现代性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吉登斯，1998，第29页）

对于现代性以及大众传媒与现代性的关系，吉登斯的视角是典型的社会学分析。就这个主题而言，不同视角的理论繁复而多样。这些理论既相互联系又显示差异，有些甚至是水火不相容。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涉及现代性与大众传媒的密切关系。

现代性研究的取向不同，决定了考察大众传媒和现代性关系的侧重点甚至结论有很大差异。

综合众多学者的观点，现代性不只局限于社会现实的一个领域，而是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基本方面。（德赛，1993，第26—45页）知识领域的现代性是指，自然的、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现象都受法则的支配，有规律可寻，具有统一性和因果关系，并能被人们认识，因此，可以由人类的理性来调节和支配。这种理性的态度便是现代化的实质过程。

现代化作为“体制转变”的复杂过程，包括了“社会动员”和“结构变化”。

社会动员指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旧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由此人们可以获得新的社会化与行为的模式。

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个人需求与制度结构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个人角色的分化和多样化；角色的分配不是基于血缘、地域、种族或等级等传统联系，而是以个人成就为基础的自由流动。

政治现代性包括：

国家的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超自然的神意，而是来自世俗的人民的批准，是建立在对公民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

不断扩散政治权力至更广大的社会集团——最后扩及全体成年公民，将他们结进一个意见一致的道义体系。

现代社会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什么性质的——极权的、官僚的、寡头的还是民主的，都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他们将民众作为制定政策的目标、受益者和授权者。现代民主在于它允许对政治制度作法理学表达的程度、公众自由以及福利和文化政策。

文化现代性表现为：

文化制度的主要因素分化，识字和世俗教育的普及，一个以各种知识训练为基础，为培养和提高专门化人才而建立的比较复杂的知识和制度体系。

一种新的文化观的出现，它以强调进步和完善，强调快乐、能力自由发挥、感情自然流露，强调个性发展的价值观，以及强调效率为特征。

出现一种新的个性取向，显示以更大的能力去适应日益宽广的社会范围的种种特征和特性；某种自我灵活性；兴趣范围扩大；增强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关心；增强对自我发展和变动能力的评价；日益重视作为人类存在有意义的短暂一段的现在；日益意识到他人的尊严并日益注意尊重他人；个人日益感觉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可靠的，周围的人和体制是可信赖的，他们会履行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日益相信科学和技术；日益认识到报酬应按个人的贡献而不应按非分之想或按同自己贡献无关的特性来分配。

生态领域变化是，现代化以不断前进的都市化程度为特征。

因此，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定性和内在文化精神，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活动层面，是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人的生存的本质精神。（尹树广，2003，第253页）

我们将看到，大众传媒在上述的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中，都以特殊的方式产生影响。

在现代性相关理论中，韦伯、西美尔、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代表性。韦伯、西美尔是与马克思并称的社会学家，他们从三个不同的面向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而哈贝马斯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韦伯和西美尔的理论有共通之处，他们都探讨了工具理性对于现代化的影响。他们都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理性化。但他们与马克思强调经济不同，他们更倾向于现代社会变化的文化意义。（尼格尔·多德，2002，第29页）

韦伯的现代性理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于现代理性的分析。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症结在于理性的肆意扩张。韦伯区分了理性的两种形式，理性既可运用于工具性的计算又可应用于价值。理性因此有两种方式：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第一种意义中的社会行动是目的合理性的，这是计算性行动，目标是要通过最有效的或最高效率的方式来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这也是经济人特色的最好表达。第二种意义中的社会行动包含具体的和应用性的价值判断与政治承诺。这种形式的社会行动是价值合理性的，可被定义为一种由压倒一切的理想所支配的行动。韦伯认为工具理性的广泛应用是资本主义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它还促使了现代科层制国家的形成。

韦伯用“祛魅”来解释工具理性的扩张造成的现代社会的文化后果。“祛魅”过程被界定为充满迷幻力的思想和实践在世界中的消失。这一过程不仅表示宗教信仰的衰落，还标明了宗教活动本身的理性化。世界的“祛魅”使得传统世界观分裂成不同专业知识的各具特色的专家领域，特别是那些科学、道德和艺术中的各个领域。与这些领域相关联的问题和价值不再包含于一个具有涵盖性的信念系统中。韦伯表达了对于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的深刻担忧，他对于这个过程的判断是极其悲观的。韦伯认为，“祛魅”的过程吸纳了一个持续性的物质主义，呈现出它自身的生活，并用它自己的历史来编续所有的环节。一个由工具效率和认知专门化来支配的社会和文化，就有可能产生这样一种铁笼：人们的精神被推入其中而没有任何逃脱的希望。

韦伯的现代性研究明显具有文化悲观主义的色彩。他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示了“理性的真相”，（包亚明，2003，第2页）即理性并没有带来预期的自由，却导致了非理性的经济力量和官僚化的社会组织对人的控制，韦伯因此认为现代世界是自相矛盾的，物质的进步以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被官僚制度所扼杀为代价。

西美尔被认为是第一个深入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西美尔解剖的对象和韦伯、马克思一样，也是以现代性为内核的现代社会，但他的视角却有所不同，比如马克思在经济意义上研究作为商品的货币，而西美尔则关注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从中阐发出由货币连接的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本质。西美尔的思维和叙述方式使得人们很难将他的研究成果归入现有的专业化的学科领域。他有时被人们称为生命哲学家或者是文化哲学家。（刘晓枫，2000，第3页）他细致而赋有创见地描述了现代性的心理体验——那些直接与生命感受连接的、现代人对于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感知。“在西美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的，即根据我们内在生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内在世界）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这个世界，在躁动的灵魂中凝固的内容均已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均已滤尽，而灵魂的形式则纯然是运动的形式’。西美尔关注的是现代生活状况对个体人格的完善所带来的影响。”（包亚明，2003，第2页）

西美尔理论的背景是典型的现代都市。都市在西美尔的视野中是现代性展开的空间。在西美尔看来，城市化是现代化最重要的社会学结果之一。在城市这个社会空间中，个体互相依赖同时又互相分离。货币经济产生的个人自由主义是缺乏最终目标的，货币、平等、自由的价值只是手段的价值，它们本身并不能成为目标，必须通向终极价值才有意义。西美尔看到了“现代性的痼疾——致命的生命感觉的萎缩。‘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然而，在个人灵魂的最深处，却是对生命本身的无聊感”。（刘晓枫，2000，第8页）西美尔从现代生活的种种现象中找到了它们现代性的本质联系。这些复杂现象包括交换、所有权、贪婪、挥霍、犬儒心态、个人自由、生活风格、文化、个体价值等等。（弗雷司庇，2000，第205页）西美尔认为都市生活对个人的影响是双重的，个人的创造力和自主性因为都市生活的孤独和冷漠反而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另一方面，都市生活的过度理性化又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塑造了冷漠的现代性人格，如：理智性强，都市居住者用理智而非情感来处理日常或工作事务；精于计算，都市居住者对于自己的行动要权衡利弊得失，考虑再三；厌倦享乐；人情淡漠，都市居住者大多躲藏在自我保护的幕墙后面，很少显露感情或直接向他人表露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淡漠疏远。（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1993，第110页）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也关注理性。他同样认为理性化的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交往理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的增长促进了现代社会中经济和技术进步，而交往理性则可以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开放、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在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忽视了交往理性的建设和发展。哈贝马斯将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两个部分。系统指人类为了满足物质生理需要而进行的劳动中按目的理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一套组织机制。生活世界指人类在文化传承上、社会秩序的构成上以及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所必需的资源，它提供世界观、约定俗成的符号及其他人们相互作用所需要的要素。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病症在于：在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中运用了同一种理性：工具理性。这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规则的特殊规范。（单世联，2003，第136页）工具理性的实质是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给定的条件下现实地权衡和制定所要实现的目的，这就把问题本身的合理性转化成了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的合理性，以目的—手段判断代替了价值判断，因此必须以交往理性替代工具理性运用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之所以可以视为理性化的，因为它的规范一致性不是通过强制，而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在语言交往中获得相互理解而实现，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这种相互理解来调节的。所以理性绝不能还原为技术原则，绝不能等同于目的—手段的合理性。

2．现代性中的大众传媒

在诸多涉及现代性与大众传媒关系的理论中，理论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

以历史角度考察，大众传媒与现代性有现实的关联。大众传媒是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报纸、城市化、工业化、现代性人格的形成等等都是现代性具体而真切的内涵。

从抽象理论探讨，大众传媒与现代性有内在关联。大众传媒的特质契合现代社会的精神。其中理性和商品化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控制特别受到关注。

从大众传媒对于现代性展开的作用和影响看，大众传媒对于现代化进程有重大影响。在这个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传播学表达了乐观的看法，大众传媒能促进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有推进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但这样的论点已经在现实中受到极大挑战和质疑。

从现代社会心理的分析角度，阐释大众传媒和现代人心理特征的生成之关系，则大众传媒既是现代人心理本质性焦虑的产生原因之一，又是现代人心理释放和缓解的通道，可能是最重要的通道。

另有三种视角也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现代性批判。比如韦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他们的立场与后现代不同，是以挽救现代性为目标的。在这样的视角中，大众传媒是贯彻现代性逻辑的典型。但大众传媒的痼疾是可以在批判中得到纠正的，至少可以防范。

二是后现代理论。以鲍德里亚为代表。在消解现代性的立场上，后现代理论将媒介提升到了社会的中心位置，后现代对社会基本特征的描绘是“拟态”，是超现实，其中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无以复加，因为所谓超现实和拟态，就是由大众传媒一手建构的，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现实和现实在大众传媒中的表现再也无法区分。

三是风险社会理论。又被称为“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以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他们的理论被称为“现代性重建”，（尼格尔·多德，2002，第232页）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已到达了极限，但现代性并没有衰落，而是处在重建的第二波。他们具体分析了大众传媒与风险社会的关联。比如风险社会中出现了亚政治，亚政治发生于正式民主场所之外或之下。（贝克，1995，第120页）它的运作主要通过大众传媒和法院系统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