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展开

在谈到对话民主与自由民主秩序的区别时，吉登斯表示，“对话民主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这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甚至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贡献”。^[63]对话民主的中心不是国家，只是以某种方式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在自由民主政体范围内鼓励国家进一步民主化，它旨在确立一种全球性的政治舞台，达成一种全球性的团结，民主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作为一种世界主义民主的设想，它不在于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而在于承认个体化和多样化，通过把全球性置于政治想象力、行动和组织的中心，把自治与团结连接起来，为一种新世界主义奠定基础。

纯粹关系领域以对话为前提，彼此平等看待各人之间的对话是他们彼此最重要的相互作用的性质。为了向别人开放，必须了解自己，自我的反思——与一个人自己的感情联系在一起——是与他人形成有效关系的条件。在把自己给予他者的基础上，他者也向我们敞开胸怀，于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其中动员和维持积极信任的个人关系是通过讨论和观点的交换，而不是“通过某种武断的权力来实现和发展的”^[64]。

随着社会团体的发展，如同福柯所言，官方的治理技术向非官方转移，并且在负责治理的部门中出现新的参与者（比如说非政府组织）。这种转移揭示了国家本质中一些重要的转变以及与国家参与者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一方面包括以前从民族国家所确定的实践形式向超国家层次的转移，另一方面包括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之下’的亚政治形式的发展。”^[65]亚政治的直接后果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自助团体和社会运动领域，这些运动和团体表明了当今局部或全球性社会行动的反思性已大大提高，它们进一步又促进了这种反思性的提高。在当今社会，属于自助团体的成员远多于政党成员。这些自助团体和社会运动之间开辟公共对话的空间，可以通过协商和对话而取得某种丰硕的成果。由于像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等运动和团体已然具有全球性，在世界政府的建立还是不可设想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

各国政治圈子里，陆续出现以中小资产阶级为基本力量的多重小型和中型的政党组织和团体。在组织领域，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不断涌现，今天的社会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再加上它们无视人们公认的关于规范和官僚组织的认识，因此，组织内部的民主化变得引人注目。官僚组织既能利用社会反思，又能比指挥系统更有效地应对人为的不确定性。我们相信，按照积极信任构成的组织必然下放责任并且依靠一个扩大了的对话空间。

全球化过程并不会必然导致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全球化过程并不必然导致一种以同质或统一的社会和政治的不断发展为标志的世界秩序。因为，“全球化既可以产生分化的力量，也可以产生统一的力量。”^[66]而且，大部分全球化联系不是出自民族国家，而是绕过了它。在全球意义上，对话民主化指的是“民主体制的民主化，但也是其他对话机制的普及。”^[67]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民族国家体系领域内的全球性共同体内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对话显得异常重要与必要。尽管有许多问题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已有的结论也可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但通过一种对话民主机制，按照某些特定的决策评价标准，吉登斯希望可以达成共识。

综上所述，纯粹关系领域、社会自助团体和社会运动领域、组织领域与全球民族国家体系领域内建立的对话民主，扩大了政治行动主体，使现存的制度进一步民主化，使政治与民主不再是从前那种单纯围绕国家和国家间事务的活动，而是按照全球化时代要求的方式进行民主化。吉登斯认为在这四范畴的基础上，我们能在国家、地区和全球网络内深化和扩展民主，这一进程被称作在世界主义基础上对民主自治的巩固——或者简称为“世界主义民主”。他说：“对话民主的进步几乎一直依靠社会经济变革中相互联系的过程……在一个习惯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世界中，对话民主化可能是公民的世界主义的核心。”^[68]世界主义是国家民主制度民主化与国家或其他组织之间更全球性的相互作用方式的间接联系纽带，对话民主在更加全球化的意义上可能开始与社团等同。

吉登斯把世界民主设定为我们共同的目标。在今天，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必须与一个扩展了的民主制度和机构的框架联系起来。世界主义民主的要义在于创造新的政治机构，有待解决的不光是在形式上创立新型民主制度的问题。那么，新的政治机构是什么呢，与民族国家存在着什么关系？世界主义民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能力，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试图巩固和发展地区与全球层面的民主制度，以作为对民族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的必要补充。这种民主观念的基础是：“一方面承认民族国家仍然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主张以另一层面的管理作为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制约。”^[69]因此，世界主义民主没有高于民族国家，也没有脱离国家独立存在。

世界主义民主说明了对话民主的行动主体不是单一的个体，也不是限制在民族国家区域内的团体，而是非常广泛存在于全球范围内的主体^[70]。就是说，吉登斯认为通过国家政府、政治党派、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统一的世界政治生活可以成为可能，可以达到世界主义民主的目的。但是，这种设想成立的基础是什么？这可能是对话民主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在下文中我们将进一步提到。

这里还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世界主义民主只是强调一种对话的平台，与通常所说的世界主义即“世界政治”存有本质的不同。根据米勒的解释，“对世界主义的一种阐释是和它的字面意义相一致的世界政府，即用一个一元的政治权威取代现存的一百九十一个分立国家。”^[71]这种世界主义在最字面性的意义上是难以置信和没有吸引力的，该解释遭到了大量的质疑，“很难想象如此规模的政府怎么可能是民主的。……确实存在世界政府蜕变为暴政的危险……今日不断增长的文化多样性对世界政府来说要深刻得多”^[72]。吉登斯所谓的世界主义民主不是一种政府的形式，而是一种我们可以相互沟通、交流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