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传媒与现代性的特殊关系

一、中国大众传媒与现代性的特殊关系

一般意义上，现代性与大众传媒的关联可以在理论上帮助我们厘清都市报现代性的意义，正如我们在梳理现代性理论中有关大众传媒的线索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在这个主题中，中国仍然有它的特殊性。有三个特殊性具有完全的中国特征。

其一，大众传媒与现代性发展的历史关系。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或启蒙的现代性）以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在电子传媒与大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经确立或基本完成。在西方，启蒙话语与社会现代化过程开始时，还未出现以商业机制运作的、在大众中普及的现代电子传媒，及至大众化的电子传媒产生时，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了。所以西方现代观念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似乎已经不十分需要现代传媒的支持，它早在现代电子传媒出现前很久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落实于相关的体制。而中国这种现代性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大众传媒同步走向民众的，特别是在非知识阶层。（陶东风，2002，第147页）中国虽然自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报纸等现代传媒，但它作为大众传媒的普及率是极其有限的。自1949年以来，虽然有报纸和广播等传媒，50年代又产生了电视，但长久以来这些传媒基本为宣传工具，加之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普通大众接触任何一种传媒的机会和频率都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是偶尔的接触，也是以接受宣传和指导为主要目的，并非是在真正的意义上使用大众传媒，因此可以说自1949年以来，在计划经济的封闭年代中，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基本没有大众传媒的实质性内涵，是组织传播的工具。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重现于改革开放的时期，而这正是中国现代性被中断之后的重新开启时，因此，中国的大众传媒被期待担负现代性启蒙的重任。发展传播学从另一个视角阐释了大众传媒在促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施拉姆认为，大众传媒至少有三项功能：媒介可以提供有关国家发展的资讯；媒介报道和反馈的功能，使民众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媒介能教导必需的技能。（陈世敏，1983，第19页）发展传播学的重点在于，建立了大众传媒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因果联系，并且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发展就是以西方现代化为蓝本的线性发展过程。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动力，但非经济因素也有很大的帮助，其中大众传媒的力量十分强大。尽管这一理论遭到激烈批评，但它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在后发外生型的国家，现代性的展开迫切需要大众传媒的配合。

其二，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开启的现代性追求的局限性。现代性启蒙运动基本未能在普通民众中展开，而是局限在少数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时，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仍然是局限在知识分子的特定阶层中，特别是以报纸等新闻传媒进行的现代性启蒙，并未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广泛、深入的效果。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在新闻传播业方面，是因为缺乏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渗透性的、有影响力的新闻传媒，新闻传媒并未在整体上走向民间，而是局限在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的圈层中。因此20世纪80年代普通民众的现代性启蒙主要是以通俗文学和艺术比如电影、电视剧、小说、流行音乐进行的。正如作家王朔所言：“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王朔，1999，第5页）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是对于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它们之间存在历史性的“合谋”，“它（大众文化）当时是挂在知识分子的总体话语之下，宣扬人性、人性解放、人道主义等主题”，“邓丽君那种有点感伤的歌曲，恰恰与从国家话语里把个人分离出来的作用是一致的，这跟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一致的”，“整个流行歌曲，它表现的就是个性，个人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它确实具有某种思想解放的味道”。（陈晓明，1994）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新闻传媒的繁荣期，这不仅仅指它的行业规模和市场份额，还意味着它对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效果。都市报这样为某些精英分子所忽视的通俗传媒，在对于普通大众的影响力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90年代中国现代性的启蒙开始逐渐渗透到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传媒的领域，它们担负起了很大的责任。“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群众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徐贲，1998，第118页）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形还在于，在1978年之后，尤其是90年代，城市的通俗报纸和电视等电子传媒有一个共同的发展繁荣期，虽然报纸也受到了电子传媒的冲击，但总的趋势仍是高速成长，并继续保持对大众的影响力。比如上海在1999年时对报纸的接触仍然排在电视之后的第二位，这也是媒介发展的一种成熟模式，即大众接触传媒的序列为电视——报纸——广播。（张国良、廖圣清，2000，第19页）而西方国家的报纸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当前受到了电子传媒的强烈冲击，下滑趋势非常明显。中国通俗报纸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它要承担与现代性齐头并进的社会角色，都市报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着对于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的新启蒙。

其三，中国大众传媒特别是新闻传媒与市场化的关系。在西方社会，新闻传媒与市场有历史性的联系。报纸在最初产生时，就是通过市场流通的，在经过政党报纸阶段，大众化报纸时代的来临，更是加强了市场对于新闻传媒运作的影响。对于西方新闻传媒的主要形式——私有制媒介而言，商业化是最重要的运作模式。新闻传媒的市场化在进入资本主义晚期时，出现了垄断的趋势，市场催生了传媒集团的全球化经营模式。市场对于新闻传媒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富有特色的其他运作方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如欧洲公有制传媒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私有化的浪潮。

而中国新闻传媒与市场的联系就较为复杂。自1949年以来，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中国新闻传媒建立了完全的国有制的所有制体制。所谓完全，一是指国有制是国家所有新闻传媒的统一形式；二是指这种国有制排除了任何商业因素，由国家行政力量支持新闻传媒的运作，而没有任何市场的形式，报纸的流通也是采用非市场的、公费订阅的方式，报纸也没有任何的商业广告。解放初期仍有商业广告，但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以至于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1979年率先恢复刊登商业广告时引起社会各界极大争议。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的新闻传媒开始引进了市场力量，但实行的是有限的商业化运作。所谓有限是指，新闻传媒仍然是国有制的，新闻传媒的领导权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但新闻传媒刊播商业广告，引进行业外资本（有限制地进入），以市场规则运作，追求经济效益，新闻传媒基本脱离了国家财政的经济支柱，自负盈亏，成为特殊的市场主体。

中国的新闻传媒处在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对于当前的新闻传媒，行政因素仍然是主导性力量，但市场力量处在急剧增长期。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市场高度成熟，商业化已经成为垄断性力量，对新闻传媒的公共性造成现实的威胁，因此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警惕和批判。在中国新闻传媒特别是通俗传媒的批判话语中，有一些是借用西方对于传媒商业化的批判话语来展开的，这些言论忽视了市场在不同语境中的地位和作用。市场在当前中国新闻传媒的发展中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但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我们应该肯定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