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教程媒介规范理论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国良教授

访问者：李晓静

编者按：张国良教授是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在本次访谈中，他以一种极其严谨、认真的态度，对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都做了比较详尽的梳理。从中，我们既看到了传播学在中国起步的艰难，摸索的成果，同时，也更深感到，放眼未来，传播学在中国，任重而道远。本文采访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晓静博士。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

问：张老师，您能介绍一下传播学在中国的历史渊源么？

答：中国的传播学渊源与西欧、美国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是在新闻学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历史起源、学科背景都比较单一。不过，从时间的角度看，它的起步是相当早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老师就从海外带回了一批传播学的资料，试图展开传播学的介绍和研究，这被公认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起源。

传播学在中国的萌芽，缘何与复旦新闻系的名字相关联？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有其必然性，这就要说到复旦新闻系的两个特点：一是历史悠久。众所周知，她自1929年建系，迄今已75年了，是亚洲现存历史最长的新闻院系，当然，“最老”并非就是“最好”，因此，这固然可以令广大系友自豪，但不值得夸耀，尤其需要警惕莫让资历成为阻碍进步的包袱。二是思想解放。这才是真正难能可贵的财富。你想，早在半个世纪前的1956年，在系主任王中教授的领导下，郑北渭等老师就可以推出一套《新闻学译丛》，介绍西方刚刚兴起的传播学，如果没有开放的思路和改革的胆略，这种“密切追踪世界学术前沿”的行为，怎么可能呢？事实上，王中当时提出的“读者需要论”、“报纸商品论”，与传播学关于受众和媒介市场的原理，是完全相通的。另外，还不应忽略的是，传播学之所以在那时能够“昙花一现”，是因为政治气候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春天”。但很可惜，在那个不平常的1957年，王中等改革先锋被打成了右派，传播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也就被中断了。

问：那么，传播学在此之后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

答：尽管“反右”和十年“文革”给传播学的生长带来了厄运，然而，复旦新闻系的学术根基和改革土壤一直保留下来了。这种根基、土壤，不仅是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更是指那种勇于改革、开放和创新的精神的传承。所以，一旦政治格局扭转，也就是1978年“四人帮”刚被打倒，郑北渭等学者立刻重新开始对西方传播学的介绍和引进，创办了专业期刊《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后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再后来又更名为《新闻大学》，延续至今），发表了大量译文、论文，积极普及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当时，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非常高，希望以传播学来推动新闻学和新闻事业的改革。在此背景下，王中教授复出，再次担任系主任，拨乱反正，给传播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复旦新闻系在全国最早开设了传播学课程，由陈韵昭担任主讲教师。从此，传播学的火种就快速地播撒开来。

值得一提的是，复旦新闻系77级学生是最早接受传播学教育的一批学子。浓厚的学术兴趣和改革热情，推动他们在1980年开展了一次全国最早的传播学调查，虽然规模很小，调查对象仅100多人，但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一是开了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先河，二是明确依据传播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即：通过了解“林彪与‘四人帮’集团受审”这一重大事件新闻的传布状况，考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信息流程。结果发现，人际传播渠道的作用十分活跃，与大众传播媒介“旗鼓相当”，这一结论与已有的“二级传播”理论成果相符。

由此可以看到，传播学的命运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休戚相关，在封闭的年代，她几乎不可能成长，但仅有开明的政治局面也不够，如果缺少一批富有改革理想和开放精神的人，那也不可能顺利发展起来。

问：如此看来，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新闻院系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您如何看待这种关联呢？

答：首先应该肯定，如果没有复旦以及人大、中国社科院等新闻院系和研究机构的推动，传播学在中国是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中国的传播学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在新闻学的范畴里，因此，大家关心和研究的面就比较窄，不像欧美那样，有修辞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广阔而多元的学科背景和资源。换句话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中国传播学者的视野，影响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问：您能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做一个历史分期吗？

答：如果说1956年是中国传播学的起点，那么，从1956年到1977年这20多年间，在政治局势的影响下，就陷入了一种休眠状态。1978年无疑是一个标志，它是传播学的“重新崛起年”，此后怎么划分呢？意见不太相同。我个人认为，可以将1978年～1985年作为传播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传播学得到了初步的普及，因为1986年以后，是传播学者们普遍提倡本土化的时期。也就是说，第三阶段是1986年～1991年，在此期间，传播学研究一方面深化了，更结合实际了，另一方面，受到政治局势的牵连，甚至被当作“精神污染”的批判对象。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由紧转缓，经济格局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决策的重大变化，给传播学的发展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极大驱动力。因为，在此情势下，中国的媒介发展逐步确立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新思路，媒介一旦在经营上走向市场，争夺受众就成为媒介竞争的必然趋势，这就强烈地刺激了受众调查的兴盛，刺激了传播学的发展。当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过于迎合市场是不利的。第四阶段是1992年以后，这是传播学的研究持续深化、整个学科建设全面走向繁荣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包括：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合并、升格为一级学科；2000年，建立了传播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它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创办了高校主导的“中国传播学论坛”；2002年，成立了“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英文缩写：CAC）。这里的一个动向是，相对而言，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力量在弱化，而高校成为我国传播学界的主力，这可能与国家在这段时间里加大了对高校资助的力度有关，由此也反映出，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高校的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团队已形成规模、走向成熟，无论是全国性学术团体的诞生，还是全国性论坛的举办，都并非偶然，而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结果。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

问：张老师，您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怎样的？或者说，我们最有特色的研究是什么？

答：大而言之，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以传统的视角展开的本土化研究。前面说到，1986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本土化的问题，希望开展自己独特的研究。因此，有一种研究取向是“回到过去”，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传播学的观点，例如孙旭培教授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就力图从“四书五经”、成语、谚语等资料中，梳理古代的传播思想。这种研究取向，确有必要，也很有特色，但最大的困惑在于，过于零碎，难以抽象成完整的理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内容已过时，例如大臣对皇帝委婉说话的技巧，那其实是古人在一种扭曲状态下的生存术，如今的中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道路，封建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残余不应再有立足之地了。

另一种路径，是借鉴外国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努力摸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特色，可谓“拿来主义”的取向。有点奇怪的是，这种路径、取向，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形成气候，尽管早在1978年，就有了复旦新闻系77级同学的初步尝试。原因何在？我想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条：

首先，我国传播学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不强。学界尽管编写、发行了大量教材，用很多篇幅介绍了外国的各种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却没有或很少展开自己的研究，就像毛泽东曾比喻的那样，革命者手里拿着“马克思主义”之矢，连称“好箭、好箭”，却不射向“中国革命”之的。与此类似，传播学者（包括我自己）也往往拿着“传播学”之矢，连称“好箭、好箭”，却不射向“中国传播实践”之的。这样，理论对实际的影响就难免大打折扣了。

其次，我国传播学科的背景单一。如前所说，这是一种先天不足，即：传播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隶属于新闻学，而新闻学又依附于中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文学是纯粹的人文学科，其成员中鲜有掌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者（不像西方的传播学研究队伍中有许多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学者加入），这就造成了我国传播学界普遍存在的不足：学术视野不够开阔、方法训练不够全面（主要问题是不掌握、不熟悉定量研究方法）。

三、与此相关，我国传播学者的外语能力总体不强。中国早年的一批传播学者，除郑北渭、张隆栋等先驱者外，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外语、特别是英语能力普遍较弱（有些学者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或虽然是英语但丢弃太久而荒废了）。这一缺陷，导致了学者难以透彻理解外文原版的内容，也就妨碍了“拿来主义”路径的传播学研究。

综上所述，20多年来，尽管不断有人在这方面努力探索，例如陈崇山、卜卫、孙五三、张学洪、王怡红、裘正义、柯惠新、方晓红等学者，就大众媒介与农村、现代化、儿童、女性等课题展开了一系列实证调查，方法比较规范，成果也十分显著，但总的来看，即把这类研究置于整个学科的发展中来看，是不成比例的，可谓“凤毛麟角”。但不管怎样，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这种“拿来主义”的研究取向越来越明晰了，例如有关“议程设置功能”、“知识沟”、“涵化”等传播效果理论的实证研究在中国逐步展开了。

问：在“借鉴国外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本土化研究”这个取向上，我们取得了哪些代表性的成果呢？

答：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成果为例，最典型、最有特色的是“议程设置功能”研究。这个著名的媒介效果理论，在很多国家都被借鉴过、验证过，但在中国却一直没有开展过实证研究。因此，我和我的同事们于1998年决定依据这一理论框架，采用相同的定量研究方法，首次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当前中国，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这一发现，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在两个议程之间通常保持着高度的对称性、一致性）迥然不同，从而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不仅被同行关注，而且被《南方周末》等媒介广泛引用，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刊登，这表明，其影响已超出新闻传播领域，而到达了社会一般层面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换句话说，这一研究成果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际参考价值，都非常显著。

有趣的是，对这项研究，我听到过两种反对意见。

一是“不言自明”说，即认为：所谓“议程设置”不就是“舆论引导”吗？这类常识，难道还需要证明吗？言下之意是，在一贯强调媒介“舆论引导”作用（且不论它与“议程设置”功能并不一样）的中国，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的高度一致性，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却与此不同，这样一来，“不言自明”说也就不攻自破了（但实际上，即使研究证实了两个议程的一致性，也自有其意义）。

二是“不合国情”说，即认为：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不能照搬人家的理论。但何谓“照搬”？首先必须合理界定，不然，就很可能构成对“拿来主义”的全面否定，使一切外来文化都失去进入本土的理由。我对“照搬”的理解是，当发现别国理论的缺失（即不适合本国实际）时，仍坚持让“实际”去适应“理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了。由此看来，我们的“议程设置功能”研究，是属于“拿来主义”的例证，即参照别国的“理论”，发现了本国“实际”的欠缺。为什么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不尽一致？为什么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不够理想？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媒介没有充分按照新闻传播规律运作，换一个角度说，我国媒介的公信力亟待提高。不仅如此，我们的研究还具体指出媒介忽视了受众的哪些议程，如“就业”、“反腐”等，这就为业界改进工作、学界深入探讨传播规律，提供了可能。如此，“理论”对于“实际”的指导意义，就充分显现出来了！

再打个比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假设究竟是否适合中国？也曾有学者以国情为理由，试图证明中国人民具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的特性。幸好，我国排除了各种干扰，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走上了富民强国之路。总之，“拿来主义”的研究取向，体现了改革、开放、务实、创新的精神，是发展中国家得以后来居上、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宝贵经验。

问：您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领域是哪部分？

答：我们最近在全国又进行了一项发展传播学的研究（教育部重大项目），目的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更多元的层面上，借鉴传播学的各种相关理论，考察国内媒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另外，我前面提到，“议程设置功能”研究的一个贡献是，发现了我国媒介的公信力存在着很大问题，因此，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研究重点。我设计和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媒介公信力的研究，去年被列为国家“211”二期项目。在这个领域里，发达国家已走在前列，积累了大量成果，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将其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拿来”开展本土化的研究。

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传播学界最有可能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领域，是受众和媒介效果研究。

问：您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前面我曾谈到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学科背景单一，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天然缺陷，但其实是一个关键或者说“瓶颈”问题。因为它带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学术视野不宽、方法训练不足、外语水平不强等。怎样突破这个“瓶颈”呢？无非是两种方法：“请进来”和“走出去”。一方面，让更多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我们的研究；另一方面，传播学者也要主动充实自身的知识结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扎实推动跨学科的交叉发展。同时，研究梯队的结构、人才培养的模式、研究方法的训练、外语能力的强化等问题，都亟待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

问：您怎样看待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应用情况？

答：在应用方面，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过很多受众和市场调查，但这只是传播学的应用方式之一。实际上，传播学的应用研究，可以有多种方式，题材也极为广泛。诸如危机传播、健康传播、动画、儿童与媒介、女性与媒介、大学生与媒介、新传播科技（手机短信、数字电视）的影响等等，举不胜举。另外，传播学一些基本原理的普及，尤其是对业界的普及还远远不够，目前大多偏于经营管理方面，其实传播学的理论非常丰富，直接与媒介相关的内容也不少，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界与业界的交流。当然，不能忘记的是，学界与业界又需要保持一定距离。这主要是指，学者必须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防止非学术因素的诱惑和干扰。还应指出，有些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未必直接与业界关联，它可能更宏观、更抽象，或者更适合给高层决策参考。也就是说，不宜把“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也进行过一些受众调查，其中有些是直接为业界提供咨询参考的，例如《新民周刊》创刊和《新闻报》改版时的读者调查、受《青年报》、《报刊文摘》委托而开展的受众调查等。总体而言，此类“纯”应用研究不多，但理论性和应用性“兼”而有之的研究很多，这显然与我们的研究取向相关。

我个人有一个感想，即希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有更多、更强的企业——不只是媒介机构——能加大资助传播学研究的力度，如同美国的“洛克菲勒”、CBS那样。这种资助，花费不多，但影响巨大，能让企业自身与那些里程碑式的研究一道流芳百世，对社会的回报和贡献可谓山高水长。特别是当今世界，媒介的力量空前扩张，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对相关研究的资助，其意义就更彰显了。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问：您认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近年来呈现出哪些基本特点？研究的焦点问题有哪些？

答：近期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研究取向的理论化；二、研究题材的多样化；三、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从最初的很不规范到目前的有所规范，当然还很不够；四、研究视野的全球化、国际化——尽管还只是一种起步状态，但学者们确已普遍意识到，自身的研究不能游离于全球化之外，同时需要与更多的各国学者交流、对话。

近几年来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媒介经济、媒介体制、传播法律与伦理、网络传播、国际传播、舆论监督、受众与媒介传播效果等领域。

问：从建构性、多样性地发展传播学理论来说，您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关键要解决什么问题？

答：关键是解决理论品格问题。既然号称“研究”，就一定要追求学术品位、提升理论水准，或者说，注重发掘传播现象的深层规律（前人把浅层规律都总结完了）。为此，科学、公正的学术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我看来，现行的学术机制有两大弊端：一是过于偏重数量。根据科研成果的数量多寡，奖勤罚懒，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评估标准也容易掌握，但问题在于，这种忽视甚至无视质量的评估机制，导致了大批平庸乃至变相抄袭的所谓“论文”、“专著”的涌现，极大地浪费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生产力。目前，这种状况似乎有所变化，如南京大学推出的CSSCI，开始在一些范围里试用，但CSSCI本身还有待完善。另外，我们还需要引入国际通行标准，如SSCI，如果不置身于国际学术环境中，我们的研究水准和成果竞争力将很难提升。现行学术机制的另一个弊端是，过于繁琐，众多环节，流于形式，各种表格铺天盖地，这也构成对生产力的严重浪费。实际上，科学研究的惟一评估标准，不就是看最终成果吗？我们的科研管理，应重“目标”、轻“过程”（如果没有相应的能力和责任心，“过程”的表面文章再漂亮，对“目标”来说也无济于事）。通常，无论个人、单位的研究成果，只要以国际、国内核心期刊即SSCI、CSSCI的标准（发表率、被引用率）加以衡量，辅以同行专家的评价，其学术品质和影响，就可以大体把握了。

问：我们的传播学学术刊物在推动学科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答：严格说来，我国至今尚没有专门的传播学学术刊物。这里指的是，一、相对集中刊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二、相对集中刊登理论性、规范性强的论文。这种局面，当然不利于学科建设。看来，传播学界应当尽快行动起来，创办几本名副其实的传播学核心期刊，切实提高淘汰率，坚决杜绝人情稿，真正实行双盲的匿名评审机制。关键在于，论文评审专家必须是相关研究领域的权威、内行，决不能“滥竽充数”。唯有如此，才能提高学术刊物的质量，使其在传播学研究历程中发挥应有的导向作用。前些时候，浙江大学的邵培仁教授主编了一份《中国传媒报告》，反响不错。最近，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也将推出一份《中国传播学评论》，集中刊登理论性、规范性强的传播学论文。希望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这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问：那么，传播学学术著作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答：传播学的教材出版了很多，但专著一直很少。这也正常，因为有自己的见解不易。在近期推出的专著中，有几本值得推荐，如：《人际传播论》（王怡红著）、《媒介与性别》（卜卫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张咏华著）、《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李彬著）等。

这里，我想着重说一下经典翻译的情况。由于传播学引入中国的时日尚短，加上各种条件的制约，许多传播学经典文献一直没有被完整地介绍过来（翻译工作中，历来也存在着“重教材、轻专著”的倾向），由此严重影响了学科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为补上这重要一课，传播学界花费了很大力气。例如我主编的《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收入28个基础性成果，其中大部分是首次译介给国人，如拉扎斯费尔德的《人际影响》、克拉伯的《大众传播的效果》、麦考姆斯的《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等；又如潘忠党教授策划、黄旦教授主编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华夏出版社）以及李良荣教授主编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新华出版社），这二套译丛也以推出传播学名著为主，如《交流的无奈》、《作为话语的新闻》、《至关重要的新闻》、《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辞典》等，像这样大量译介传播学名篇、名著的力度，前所未有，形成了一种规模效应，再加上全国传播学界同仁的合力，这一“补课”的任务就可望大体完成了。此举对我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影响深远。

关于媒介的研究现状、趋势

问：目前中国传播学界对于互联网的主流研究有哪些方面呢？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

答：一是对于总体状况的把握。我国对互联网的总体描述，主要由中国互联网信息研究中心即CNNIC进行；二是关于互联网对传统媒介的冲击和影响。对此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很大，有人却认为很小。总的来说，这尚属于“现在进行时”，因此，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三是关于互联网对个人的影响。同样是热烈而不确定；四是关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其研究课题极其广泛而多样，包括政治层面（例如电子政务、信息公开等）、经济层面（例如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等）、文化层面（例如虚拟群体、网络游戏等）、社会生活层面（例如网恋、电子购物等）的影响；五是关于互联网与信息化的研究。说到这里，我想有一点很清楚了，那就是：对于互联网的研究，不仅需要传播学者加入，更需要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我们必须切实扩大跨学科的交流，向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电子科技）的学者“借火”、“取经”，通力合作，惟此，才能有效推进研究。

顺便说一下，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自1997年以来，一直将上海作为一个据点，考察互联网的发展情况。这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追踪”方法，尽管目前还难以从中抽象出系统的理论，但通过历年数据的描述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互联网的发展轨迹，包括它对传统媒介尤其是广播的冲击以及对市民观念和行为的影响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

问：那么，电视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答：电视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很好。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媒体特性即声形兼备，还在于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很不均衡。特别是在偏远乡村，由于经济条件落后，村民很难享受到各种新媒介，而且文化程度不高，接触平面媒介的兴趣和可能性也很弱，因此，他们对电视的依赖性就很强。我们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过一个调查，发现普遍存在“电视独大”现象，即电视几乎成为当地居民惟一依赖的媒体。显然，对此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电视普及了固然是好事，但丝毫不接触报纸、书刊，尤其是沉溺于那些散布落后观念的电视内容，就是坏事了。

问：广播和报刊为什么会在中国持续发展呢？

答：自然是因为存在着受众的需要。在很多地方，广播其实在衰落，特别是农村，广大农民文化水平低，经济能力弱，过去只能依靠广播来了解社会动向，但现在他们拥有了价廉物美的电视，就把广播替代掉了。不过，在一些城市，“汽车族”的壮大又给广播带来了新的生机。报纸的情况比较复杂，总的来说，日报在我国普及水平很低，千人只有五十份左右，而发达国家通常有二、三百份。如此看来，报纸的发展潜力很大，但是，它不仅需要受众具备起码的读写、购买能力，而且需要应对电视、网络等竞争媒介，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则可以期待报纸在我国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问：张老师，您如何看待目前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四大媒介的竞争与互动呢？

答：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媒介状况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总的来说，媒介之间的竞争还很不充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媒介环境还相当封闭和垄断。长期以来，我国媒介资源的分配，采用批准制的行政方式，例如一个省只能有一家电视台，这就导致了媒介环境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而且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不仅不能跨地区发展，也不能跨媒体、跨行业发展。这样一来，就压抑了媒介的竞争活力。可喜的是，这种情况正在改观，从报纸开始，出现了跨地区发展的势头，跨媒体的集团化探索也在进行之中。总之，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和科学研究，以媒介的集团化为例，“集中”究竟在哪些条件下、在什么程度和形态上最为适宜？如何正确处理“集中”和“竞争”的关系？如何避免过度“集中”和过度“竞争”态势？等等，都有待深入研讨。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问题

问：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您是怎样对传播学、新闻学二者进行学科定位的？二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呢？

答：学科定位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行政的定位。如国家教育部已明确把新闻学、传播学并列，而且把它们合并为一级学科。另一种是学界的定位。目前，学界对二者关系的看法不太一致，有人认为传播学应包含新闻学，也有人认为二者应分开，各自列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我想，这种分歧的根源还得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如前所说，传播学兴起于新闻院系，早年与新闻学只能是一种依附关系，是新闻学诸多研究方向中的一个。但后来它逐步成长壮大了，壮大到一定程度，新闻学再也无法将其包容，则必然出现二者应分开的呼声，但历史渊源又使二者难以完全分家，它们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总体而言，学界有一个共识，即：传播学的引入对新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新闻学与传播学之所以能合并成为一级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播学的力量。因为传播学的学理性更强、适用面更广。由此看来，二者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互补、互动的良性关系，其主流是“合作大于矛盾”。今后，如何维持这种良性关系，对双方都是考验。至于二者最终会不会分家？从中国的特点看，恐怕很难彻底分开，更可能是有分有合、局部分开、有限分开。

问：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不同？

答：就人才培养而言，新闻学的目标在于培养新闻从业人员，如记者、编辑等，而传播学的培养目标则应该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传播管理者，类似于国外的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即传播主管。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培养通晓传播原理、熟练掌握各种传播技能的专才，既可以从事媒介工作，也可以到各种组织和部门开展传播管理工作。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传播学科相当热门，无论硕士、博士，报考人数都成倍增长，很多文科甚至理工科的学生，在本科阶段结束后，都希望转入传播学的硕士专业学习，这无疑反映了我国社会在信息化进程中对传播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这样一种趋势。

在课程设置方面，一般来说，新闻学更偏重采、写、编、评等新闻业务操作的训练，而传播学更注意传播理论、方法和实务的传授。不过，我国传播学的本科教育其实刚刚展开，2002年起步，作为试点，教育部只批准了包括复旦在内的几家院系设置传播学的本科专业。但由此也不难看出，社会对于新闻传播院系的人才培养目标，越来越由单一的媒介人才需求转向更为广阔的适应各行各业的传播人才需求。最近，我们正在考虑，如何编写一套面向国内高校传播学专业本科生的合适教材。现在流行的一种做法，是影印外文原版教材，但不一定适合国情，还有一种做法，则是完全由国内作者编写教材，可能比较符合中国实际，但往往又显得前沿性、规范性不够。能不能“两全其美”呢？我们尝试采用了引进和自撰相结合的方式，在我国传播学界也算是一个创举，期待推出之后，能够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