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源头看，报纸与现代性有共生共荣之关系。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都市化以及报纸的产生和成长。追溯报纸发展的历史，可以深入地探寻通俗报纸和现代性的有机联系。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诞生了被称为“平等主义时代的美国新闻革命”（舒得森，1993，第15页）的便士报。舒得森指出，“民主市场社会”的兴起是便士报的起源。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即是现代社会的主要表征，也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他特别说明，在这里，“社会”一词意涵复杂。社会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人群组合。与传统意义的社群比较，社群意指由面对面人际关系维系的旧世界，而社会则是城市陌生人的偶遇圈，以个人为单位。他援引一社会学者对于这种社会“都市化生活方式”的描述——“次要接触的取代，族群关系的转弱，家庭重要性的递减，邻居的消失，和维系社会团结的传统价值消失”，来揭示现代社会的本质。（舒得森，1993，第59页）这种对于现代社会的描述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理解和阐释，舒得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便士报为现代报业的始祖。我们当然不能将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都市报与便士报作简单类比，它可能使我们忽视这些问题中涉及的复杂而重要的因素，造成我们对中国报纸及其生存环境的误读和错判。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当前设定的现代化目标与西方呈现的现代化模式有相当的关联，那么便士报与现代社会的联系对理解都市报生存的社会情境就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和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完全不同，现代性也迥然有别，但如果承认现代性包含了某些普适价值和社会发展的共通路径，那么报纸与现代性的关联就一定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可寻。按照现代性理论所言，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但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此，以美国的城市报纸的历史作为参照，探寻都市报与现代性之关联，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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