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层视野中的报纸

三、知识阶层视野中的报纸

1935年前后年龄为25—45岁的中青年知识层，大都出生于1890—1910年，他们不少人早年受过基本的经史子集的教育，在其后的求学过程中，开始通过报纸了解外部世界，对报纸产生很深的认同，并将读报作为获取信息及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

这个时期的报刊传递着社会变革的声音及与传统的思想、观念迥异的信息，对年轻人来说极具吸引力，也进一步激发起他们探求人生意义和社会问题的热情。“五四运动”后，一些报纸的副刊更成为吸引青年人的园地，对改造那个时代的文化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众媒介通过影响这个时代的中坚力量，开始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价值标准，也在此过程中成为这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当时的报刊数量虽然有限，但其影响力却难以简单用发行量来估计。

知识阶层构成了近代读者的主体，他们当中不少人对报纸有较为成熟的认知。与此同时，知识阶层精英人物的一举一动受到舆论界关注，其言行被误传或扭曲的比例和危险程度通常高于普通人，特别是涉及政治问题时，更有被误读或利用的情况。因此他们不得不重视报刊报道是否正确表达出了他们本人的意思。这个阶层人才济济、各有千秋，但这些人当时如何使用报刊及其对报纸的看法，却少有文字可寻，在这里主要考察鲁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巨匠对报纸的评价和使用态度。

鲁迅对报纸有较多关注，甚至他的文章中有不少批评的主题就来自当时的报刊；与此同时，他对新闻界存在的问题也有较敏锐和深刻的理解。胡适以前办过报纸，加上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和生活经验，使他对报刊作用和职责有较成熟的认识。胡适对于国内报刊的看法，除个别专题文章外，大都见诸于友人或媒体的书信中，基本是对实际生活中因自身或社会利益受到损害有感而发，这些看法通常论述有力，但态度客观冷静，极少有激进评论。胡适在生活中的读者角色实与西方意义上的读者角色相近，不仅知道如何维护自身权利，还对报纸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和批评。

1931年，胡适以“后生可畏”为题，对复刊几年后的《大公报》发表评论，其意见既能代表知识阶层的一般看法，也不失为了解当时新闻界的重要参考。胡适指出，《大公报》之所以做得好，无非是因为它遵守了报纸本来就应遵守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报道真实”与“评论公正”，而正因为其他大多数报纸连这两个基本原则也做不到，才使《大公报》显得格外突出。实际上《大公报》所做的正是报纸基本要做到的，并非有其他特别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报纸在报道真实和评论公正方面普遍存在问题。

胡适在肯定《大公报》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第一，作为一份现代的报纸，《大公报》在报道和评论方面，仍然使用大多数人不能明白的文言文形式，实在不妥；第二，应当避免追求那种私人的隐秘新闻，多向读者提供真实的新闻和公正的评论；第三，认为《大公报》应当发挥其舆论引导的作用，而非只是跟着读者的要求走。⁽⁸³⁾

作为社会名人，胡适的活动时常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有关他本人的不实报道也接连而起，使他不得不多次与报纸交涉，要求更正。如1929年1月10日，他致函《金刚钻》报社，就该报关于他辞去文化基金会委员一事提出具体指正，指出报道与实际不符。⁽⁸⁴⁾次年9月，他又致函上海《时报》记者，对该报转载吴稚晖引用胡适本人写给《字林西报》一封信中的一段话的翻译，表示吴稚晖没有把他的原文意思准确地翻译出来，因内容涉及一些个人观点，他同时还不忘强调：“这是在讨论翻译的问题，并不是谈政治。”⁽⁸⁵⁾

从理论上而言，被报纸曲解者通常可以与报馆方面直接交涉，报馆则进行更正或将来信原文公开刊登，但除了那些有影响或有背景的人物，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些待遇。此外，与胡适这种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现代理念的知识分子相比，普通读者对报刊的不确实报道知之甚少，或者说，大部分读者对报刊应当具有的基本责任并不了解。因此真实性的问题在胡适们那里可能非同小可，但在大众那里好像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知识阶层对记者的责任也有较客观的认识。记者在报道中存在想当然的问题，没有经过严格的事实核定，有时为道听途说，有时则是牵强附会，有的则干脆闭门造车，虽表现形式不同，但都对读者造成误导或提供错误的信息。胡适30年代赴美担任大使前，还经常写信给各报社，指出其日常报道中的显著错误，如他给《世界日报》的一封信中，对该报评论中所谓“太平洋会议”在中国报纸“简直没有提起”这一不确切说法提出质疑，指出这则评论不符合事实，因为在会议进行时，上海各报无日不有详细的记载，他建议该报编辑最好先看看这两周的报纸，再发表议论。

胡适在指正新闻界的错误或不确切的报道时，对新闻的职业道德也有自己的看法，明确反对使用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来达到“以恶治恶”的目的，如1933年，他在致蔡元培、林语堂书信中，就某件牵扯到政治问题的新闻报道指出，“自己憎恨残暴，但也憎恨虚妄”⁽⁸⁶⁾，希望利用正当的手段处理问题，而非因对方之残暴就不惜牺牲真实，用虚假手段诉诸舆论，以达到对抗之目的。

鲁迅对记者社会责任的看法，则通过他对阮玲玉自杀事件的评论体现出来。1936年，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事件引起全国关注，其后社会舆论对报刊颇有责难，认为正是报纸对阮玲玉的报道导致她因人言可畏而自杀。对此，有些记者公开辩解说，报纸的地位、舆论的威信非常可怜，不可能有丝毫主宰谁的命运的力量，并提出报纸上有关阮玲玉的那些记载，大多采用经过官方确认的事实，绝非为捏造的谣言，因此阮玲玉的死和新闻记者是毫无关系的。

鲁迅对这种推卸责任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报章失了力量是真的，不过还没有到达如记者先生所自谦，竟至一钱不值、毫无责任的时候。报纸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类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就能为善，而“有闻必录”和“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实际上并非如此，它是有选择、有作用的。新闻的威力其实并未全盘坠地，它对甲无损、对乙却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忍气吞声，有时也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而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无论你怎么描写，在强者是毫不要紧的，只需要一封信，就会有正误或道歉接着登出来，不过像阮玲玉这样无权无勇的人，就正好做了吃苦的材料，被额外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如何奋斗呢？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阮玲玉所说之人言可畏是真的，而她的自杀与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⁸⁷⁾

鲁迅对记者的自我辩解进行的驳斥，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报纸欺软怕硬、不负责任的一面，而这种评价是较为准确和中肯的。总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相对于知识阶层而言，整个社会无论是政府、新闻界还是普通读者，对报纸的权利和社会职责、读者应有的权利等问题仍处于较低的认知水平。

【注释】

(1)《十年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十年来的中国》第488页，转引台湾赖光临著：《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94页。

(2)民国丛书第三编（第41号）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43页。

(3)石君讷：《国民党的新闻检查》（1934—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0辑），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4)同上。

(5)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106—107页。

(6)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98—100页。

(7)马星野：《报纸之杂志化问题》，《中外月刊》第1卷第1号，1935年12月1日。

(8)祝均宙、萧如斌：《萨空了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9)祝均宙、萧如斌：《萨空了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10)祝均宙、萧如斌：《萨空了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11)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98页。

(12)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100页。

(13)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4)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学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123页。

(15)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学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114页。

(16)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17)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9页。

(18)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19)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20)贺逸文、夏方雅、左笑鸿：“北平《世界日报》史稿”，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141页。

(21)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7页。

(22)萧同兹：《我怎样办中央通讯社》，《新闻战线》1941年第1卷第7期。

(23)赖光临：《中国七十年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169页。

(24)赖光临：《中国七十年报学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171页。

(25)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第139页。

(26)《中外月刊》，1935年第1卷第1号。

(27)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64—165页。

(28)“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大公报》，1934年1月7日，转引自《胡适选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5页。

(29)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66页。

(30)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62页。

(31)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32)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62页。

(33)（民国丛书第2编第49号）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9号，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第87页。

(3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35)马星野：《报纸之杂志化问题》，《中外月刊》1935年第1卷第1号。

(36)马星野：《报纸之杂志化问题》，《中外月刊》1935年第1卷第1号。

(37)马星野：《报纸之杂志化问题》，《中外月刊》1935年第1卷第1号。

(38)祝均宙、萧如斌：《萨空了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39)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131页。

(40)祝均宙、萧如斌：《萨空了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41)祝均宙、萧如斌：《萨空了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42)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43)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44)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张》，上海书店据现代书局1932年版影印，第29页。

(45)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张》，上海书店据现代书局1932年版影印，第29页。

(46)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47)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217页。

(48)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

(49)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

(50)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

(51)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52)袁殊：《记者道》，上海群力出版社1936年版，第49页。

(53)袁殊：《记者道》，上海群力出版社1936年版，第23－24页。

(54)袁殊：《记者道》，上海群力出版社1936年版，第23－24页。

(55)袁殊：《记者道》，上海群力出版社1936年版，第23－24页。

(56)袁殊：《记者道》，上海群力出版社1936年版，第26－33页。

(57)《申报》，1935年2月3日、2月4日本埠增刊。

(58)沈寂等：《中外电影大观》（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485页。

(59)《申报》，1935年2月11日。

(60)“记者座谈”由恽逸群、陆诒等青年记者主持，正式开办于1934年9月1日，每周五出一期。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8页。

(61)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6—147页。

(62)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8页。

(63)当时国民党所搞的合作、保甲、造林、新生活等七项运动。

(64)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65)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66)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67)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9页。

(68)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69)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70)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71)“恽逸群序”、袁殊所著：《记者道》，上海群力出版社1936年版，第4－5页。

(72)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

(73)《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号。

(74)管翼贤纂辑：《新闻学集成》（第七辑），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第72—73页。民国初期全国报纸的发行数量无确实统计，当时报社视销数为业务秘密不对外公开，或公开时以少报多，已成为习尚。有学者估计国内识字者为八千七百万，占总人数的20％，其余80％是未受教育的民众，这些数字并不准确，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5％的识字率已算不错。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曾提到全国平均每164人可阅一份报纸，估计也不确实，台湾学者赖光临认为各报发行量甚低，全国平均每1000人有一份已属难能。

(75)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76)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77)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78)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79)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80)《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号。

(81)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5页。

(82)任白涛：《综合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69页。

(83)“后生可畏——对《大公报》的评论”，《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84)《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85)《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5页。

(86)《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53页。

(87)“论人言可畏”，《且介亭杂文》，选自《新编鲁迅杂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