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的“学习”品质

三、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的“学习”品质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不断学习”的精神品质对中国发展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体现在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即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及其推进民族科教文化事业的积极努力中，同时也突出地体现在中国知识阶层与实业阶层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经验与先进文化成果的过程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在自告奋勇整顿国内科教工作的同时，他已经明确意识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¹¹⁾

最简单的“引进”方式是直接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但由于一方面外汇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直接购买并不能保证在技术设备的运用与管理上能够达到相应的先进水平。因此，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并不是最有效因而不是最主要的方式；最主要的方式是“走出去”与“请进来”，即派遣大量优秀学生到海外留学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¹²⁾邓小平的指示吹响了青年学生走向世界的号角，迎来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浪潮。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破了公派留学的单一格局。这一政策曾经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中最大胆的步骤”⁽¹³⁾。

30多年来，中国留学生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教育部截至2011年底的统计表明：从1978年到2011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截至2011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42．67万人，其中110．88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81．84万人，有72．02%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¹⁴⁾

引进外资是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的另一条重要通道，设立经济特区则是引进外资的最初桥梁。1979年7月，根据中央审定的“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经营方针，袁庚领导下的招商局在深圳南头半岛的蛇口创办工业区，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引进外商和外资。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我国第一个关于特区的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不久，国务院相继划定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的区域范围，于1980年和1981年分别动工兴建。经济特区创办数年后，便发挥了突出的战略示范意义。1984年春邓小平亲自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的发展状况，对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的积极作用作了高度评价。⁽¹⁵⁾

鉴于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全部开放由北向南从大连到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此后又将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至80年代末设立海南经济特区时，全国已经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全方位开放格局。20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和21世纪初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更是把中国对外开放的事业推向了沿海、内地和沿边相结合的立体开发新阶段。

学习包括管理经验在内的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是海外留学与引进外资的基本目标。如果说海外留学主要是“以人才换技术”的话，那么，引进外资则主要是“以市场换技术”。30多年来，“以人才换技术”所取得的成绩相当可观。数十万“海归”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知识，缩短国内外科技水平差距，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十年来，“海归”创业更是高潮迭起。苏州高科技园区、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诞生，向国人充分展示了“海归”在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方面的绝对优势。而“以市场换技术”主要是利用物质资源、劳动力和政策法规方面的优势吸引外来投资，一方面通过企业创办时明文规定的设备投入与技术转让，另一方面通过隐性的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产业链条上的辐射效应等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以人才换技术”和“以市场换技术”显示出很强的互补关系：后者收效快但后续艰难，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与外资合作的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引进、消化、创新把这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在根本上摆脱依赖跨国公司提供技术和不断引进技术的被动地位；前者相反，可谓先苦后甜，早年的“留学热”确有“移民潮”和“人才流失”的嫌疑，近年来回国创业则蔚为风气。因此，至少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得到快速提升的主要杠杆，但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以“海归”为主导力量的高新科技产业则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如果说模仿与创新是一般学习过程中蕴涵着的两个基本环节的话，那么，创新则可以说是学习的最高品质，或者说是学习品质的升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经验与先进文化成果为主到以知识与文化上自觉创新为主的发展历程。

从科技与知识创新的方面来看，尽管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已经提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¹⁶⁾，但真正把科技与知识的自主创新放到和技术学习与引进同等重要的位置，则是90年代的事情。确切地说，1995年党中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之后，“认真抓好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的一贯提法才为“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所代替，“自主创新”正式成为科教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中国知识阶层积极参与了“知识与科技创新”的努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数中国科学院承担的“知识创新试点工程”。1997年，中国科学院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呈送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提出建设面向21世纪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并主动请缨承担“破冰”重任。199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十多年来，中科院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科技成果创新、优秀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以重大的自主创新成果而论，就完成了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月球探测工程等战略高技术研究课题，青藏铁路工程、国家主体功能区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课题，以及正负电子对撞机、激光物理、基因组测序、纳米等重要基础研究课题。这些重大创新成果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知识创新工程”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卓越的示范。⁽¹⁷⁾

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入世”背景中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中国实业阶层在参与“知识与科技创新”上也表现不俗，逐渐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实际上，尽管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是中国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首要目标，但这一学习过程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单纯的知识与技术的范围，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就是在社会规范和文化心理上融入当代世界的过程。

现代科技决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手段，而是意味着整个现代生活方式。这一点在马克思《资本论》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分析中已经得到阐明。在海德格尔追问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提出“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命题之后，关于现代科技与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之间有着本质关联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常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实业阶层不仅在思想上了解，而且在实践中学习、体会并努力实现这种关联。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全面引介与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激烈论争，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的学术争鸣，都是这一学习过程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应当说，只有当中国的知识阶层普遍开始反思和诠释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基础或文化精神前提，而中国的实业阶层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致力于重铸以现代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石的社会秩序时，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规范与先进文化而不仅仅是学习知识与技术的过程才真正达到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