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阶层的力量

“寻找”阶层的力量

——恭贺《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

张　翼

一

《甘肃社会科学》创刊于1979年，今年迎来了30岁生日，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相逢，让人喜上加喜！对我这样一个来自甘肃的学人，因故乡之关系，更多了一份贴心的高兴。毕竟，自读大学开始，我就在闲暇之余，在中国人民大学那宽阔敞亮的期刊阅览室里，经常阅读《甘肃社会科学》里的文章。

可2008年下半年主编胡政平先生向我的约稿，却将我从忠实的读者转化为作者。我与胡先生至今未曾谋面，但听胡先生电话里的声音，朴实而亲切，具有让人熟悉而渴望听到的那种乡音。我相信所有接到他电话的人，都会为之所动，献上自己的得意之作。当时，我刚从日本名古屋大学出访归来，手头正在修改我与名大经济学院薛进军教授合作的文章——《中国的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就答应将这篇文章投寄给《甘肃社会科学》。后来，这篇文章被刊发在2009年《甘肃社会科学》第1期上。不久，这篇文章又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9年《社会学》第5期全文转载。

文章发表之后，有熟悉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将阶级阶层研究的兴趣，转移到收入不平等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在该文之前，我发表的文章或者我参与写作发表的文章，大多关注于社会分层以及“层级化”过程中人们阶层意识的形成。长期的学术研究，让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要在社会学视野理解中国社会业已发生的变革，或者要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要探索和把握中国社会未来的可能走向，就得洞悉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结构，就是阶层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所导致的制度变革在将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导入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撬动了中国社会的划时代加速度变化，在中国社会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产业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为适应中国30多年长时段的社会转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开始了大众化。这些变化强有力地指向于一个必然结果——那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日益分化与阶层利益在分化中的固化。所以，阶层结构的变化及阶层意识的形成，或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既影响我们对当前社会发展的判断，也定位我们对未来社会走向的认识。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阶层及阶层结构问题是社会学理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

因此，我尝试追随先贤达人，在社会变革中，用这把钥匙开启奥秘之锁，探察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社会真实。应该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结构转型所提供的历史舞台，一方面为我们检视既有的理论假设，丰盈了现实土壤；另外一方面也为我们发展自己的学说，开启了机会之门。我们有幸生活于大变革时代，我们有幸见证中国之崛起，我们更有幸参与和分享发展之成果。因此，我们就有必要以自己之所学，发现既已生成的问题，凝练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弥合可能存在的社会裂隙，求得更为和谐的发展空间，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强国。

二

2009年5月底，在庆祝澳门“回归十周年”由澳门理工大学筹办的“中国和平崛起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强调的主题是：中国和平之崛起，既取决于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也取决于和谐国内的阶层关系。一个阶层之间冲突不断的社会，是不可能和平崛起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我都尝试以阶层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某些具体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比如说，1999年，李培林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想着力说明的是：在中国的消费领域，存在着显著的阶级阶层偏好。不同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消费意愿和消费特色。政府如果要配置刺激消费的措施，就应该将瞄准重点焦距在社会中下层阶层。在2000年我们又出版了《就业与制度变迁》一书（该书获2001年国家图书奖），从下岗职工与农民工的就业上，分析这两个弱势群体——下层阶层的职位获得过程。2003年，我在《中国人口科学》上发表的《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一文，不仅在于说明中国阶级阶层在其生成过程就开始建立其边界关系，而且通过婚姻网络，在日益固化这种边界关系，使之区别于其他阶层。

2004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内地下岗职工的收入决定、阶层认同与社会稳定》一文（载刘兆佳、尹宝珊、李明堃、黄绍伦编：《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的社会阶级变迁》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出版）。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说明的是：下岗职工是一个来源广泛的群体。下岗职工发出的那种有组织的抗议活动，也因其所属阶层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目的：底层下岗职工要求得到的是物质生活资料，而中上层下岗职工要求得到的是身份地位与权力。这使我意识到，同一社会事件的参与者，具有不同的阶层意识。由此，我开始感兴趣于阶层意识的研究。在观察下岗职工这一群体的过程中，我想到：客观阶层、认同阶层和行动阶层，是存在重大区别的类属阶层。学者通过自己的理论建构对现实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与被研究的社会人群的自我阶层认同可能存在重大的区别——至少，客观阶层与认同阶层不可能完全重叠。而行动阶层，则是在阶层的具体行动中表现出的、外化了自己的阶层意识和阶层利益诉求的人群，也与客观阶层和认同阶层不可能完全相同。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定量研究上。

另外，在宏大的叙事场景，就某一具体社会内容所做的问卷调查，即使在抽样上代表了研究母体，即使在假设中论证了某些具体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也难以让我们把握现实社会。因为这时我们还需要检视使用的变量是否代表了现实本身。如果我们构建的阶层变量，仅仅是为分析社会而对某些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的归类，则这个阶层也会仅仅是一个类属概念。这个由无数个体所组成的阶层类属，不会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表现出强烈的阶层意识。但如果依据社会个体自己的认同，构建出他们的阶层归属，则个体之间相似的心理意识，会更有可能生成为阶层意识。这种阶层意识对行动阶层行动趋向的预测意义，远远大于客观阶层的预测意义。正因为如此，人们的阶层出身才可能与人们的阶层认同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阶层出身才更可能与人们的阶层意识和阶层行动不同。很多伟大的人物，就是在背叛自己的阶层出身过程中参加具体的阶层行动的。而观察某一具体社会冲突事件，我们总会发现不同的客观阶层卷入于其中——尽管客观阶层之间存在人数之差异。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2005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从客观阶级、认同阶级和行动阶级三个不同维度划分的阶级阶层类属，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可能存在的冲突与阶层意识的显化。我的研究发现是：作为客观阶层的社会下层阶层，反倒难以形成阶层性不满；那些收入并不低但近期收益低于心理预期者，反倒容易形成阶层性不满。被人们深深寄予希望的客观阶层归属的“中产阶层”，也未曾表现出“社会稳定器”功能。因此，不是社会阶层本身，而是人们对社会阶层本身的意识，或者社会个体对自己未来可能获得的社会阶层地位的心理预期，决定了其对社会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判断。同属于某一具体客观阶层，但对未来预期不同，或者对自己所属阶层的心理归属不同，其可能的认同阶层就不同，对可能出现的阶层行动的支持或参与程度也就不可能相同。

为回答某些学者对我提出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稳定器是有条件的”这一问题，我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又发表了《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一文。我认为恰恰是这个被人们赋予“社会稳定器”功能的中产阶级，恰恰更具有“社会改造”冲动。如果中产阶层的“社会改造”目标，与主流社会的发展方向一致，则中产阶层会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如果中产阶层的“社会改造”目标，与主流社会的发展方向差异较大，则中产阶层很可能会成为阻滞或反对力量。我在该文想说明但缺少数据验证的另外一个假设是：在国家的社会保障网，将客观阶层的最下层救出于社会贫困之后，来自于下层社会的那种具有传统社会特色的“逼上梁山”式的反抗就被彻底消除了，但物质利益诉求却仍然会长期存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化运动与全球化又促使了中国城市社会的后工业化运动。世界产业转移速度的加快，使后工业化特色越来越明显。中国社会的这种快速转型，使中产阶层更易于生发出“变革心理”。这个衣食无忧的阶层，也更有时间、更有能力、更有动力思考未来社会的走向，并力图以自己的预期影响未来社会的发展。

而我与薛进军教授在2009年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的《中国的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在于说明：中国的阶级阶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声望或职业意义的人群组合，而是一个在经济领域显示差别并日益强化这些差别的社会力量。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城市化加速，也伴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中产阶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年代，开始昂扬地高歌猛进。可以说，未来几十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最大变化，就是农民阶级的减少和中产阶层的壮大。在这样一个被我们预期的结果中，如何焕发社会的活力，消除阶层的人为壁垒，维持现代社会公正，给下层阶层制造更为便捷的奋斗通道，防止收入差距拉大以分裂起码的社会团结，应该是当代学人的集体责任。必须看到，阶级阶层与收入差距之间具有相反相成之关系。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高筑阶层壁垒；阶层壁垒的高筑，也会固化既有的收入差距，阻滞下层阶层的社会流动。毕竟，开放是时代的主题。

三

可学术界的研究，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未曾取得基本共识。

第一个问题是：有些学者认为，阶级阶层不是一个“实体阶层”，而仅仅可以被作为社会学家考察社会或者对社会进行分层的人群概念。这实际与“社会唯名论”有着某种程度的相关。应该说，这种认识也具有强大的理论代表和国内外传入。伴随西方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强化，某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反思“阶级”作为一个“研究变量”存在的必要性。一种意见认为，不管是将“阶级”这一概念作为因变量还是作为自变量，都不如政治压力集团、家庭、种族、性别等显著。另外一种意见虽然承认可能存在的阶级，但攻击说在“阶级结构、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之间，缺少可见的必然联系。认为“阶级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发生”。在已经翻译为中文版的《关于阶级的冲突》（戴维·李和布赖恩·特纳主编，姜辉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编录了多篇这样的文献。

在2008年长春举办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就这一问题，我也曾与某著名社会学家发生过争论：开始争论族群与阶级哪个变量更有解释力，后来具体到——人们的消费偏好是否具有阶级性上。那位学者发问说：四川人爱吃辣的食物，这是一种基于气候、地区、风俗等形成的习惯，这种口味习惯有阶级性吗？我回答说：四川人爱吃辣味食物，这不假。但在什么地方吃辣味食物，吃什么样的辣味食物，怎么吃辣味食物，或者与谁一起吃辣味食物等，则是有阶级性的。我的意思是：吃饭与住房消费是一样的。大家都住在房子里，但所居住的房子的品质，决定了哪个阶层的人住在最好的房子里，哪个阶层的人住在最差的房子里。你尽可以将消费的内容扩展，甚至于扩展到理发的发型上：我们这个时代会拒绝老套的东西，我们的青年会追求时髦的东西，但理发店的价格约束，却将这个看似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具体化了——通过理发店这个渠道将具有同一发型的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了。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肯定阶层具有解释意义，但社会学家所说的阶级阶层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每个研究团体有不同的理论和价值偏好……从而使每篇发表出来的文章的结论也大相径庭——这也使很多论文缺少概念明晰的可比性。这本是知识之生产和再生产的共性。因为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研究，正如盲人摸象，每个人只摸到了社会的某一个方面，但却不能全及。只有把大家的成果概括在一起，才能大体勾画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的概貌。但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使我们在还未对历史有所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又不得不分析新生的事物。这个特点，使所有的社会研究都只能近似地得到初步结论，而不可能完全洞悉社会的全部。

我自己的研究，在我自己的逻辑里，是在接近某个可能的“核”。我最初对阶层的定义，是职业阶层的定义——即将具有同一职业特征的人群集合，定义为一个阶层。职业阶层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在“历史向度”里观察某个阶层人口数量的增减，并以此判断具有客观阶层意义的社会结构的可能变化。但职业阶层对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的确缺少解释力，甚至于我在2007年之前发表的多篇文章中，都将社会阶层解释为缺少意识的阶层——缺少意识的阶层，其实就是缺少集体行动能力的阶层——在本质上说，这也只能是研究者自己定义的人群阶层。但在2007年之后，在我将阶层在“关系”意义上来定义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阶层这个变量，在解释人们的社会态度时显著起来——这说明这个被我定义的阶层具有某种程度的共同心理意识。在社会学家汤普森看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由此我也可以说，当我们定义的客观阶层具有共同利益并能够说出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客观阶层就有了预测行动阶层的意义。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真的发现了“阶层”——一个具有社会力量的阶层。

因为我把“阶层及其发展变化”视为一把研究中国社会的钥匙，我才认为“阶层结构—阶层意识—阶层行动”具有相关性。如果阶层与阶层意识没有统计意义的相关性，那我们就应该首先检视我们构建的阶层变量是否合适，其次再去怀疑我们采集到的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如果这两点都没有问题，那么，就去怀疑这个为我们所定义的客观阶层是否是一个成熟的阶层。

至今为止，我在阶层研究方面定量研究的进展，就是认定“阶层”具有一定的社会力量：有些阶层力量大，有的阶层力量小。有的阶层人数非常大，却会历史性地退下社会的中心舞台；但有些阶层，却会被赋予社会发展的动力，带动我们的社会走向未来。我愿意继续潜心研究，以了解和预测可能的变化。

学人的研究要通过载体才能传播与交流。《甘肃社会科学》正是这样的载体。在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愿《甘肃社会科学》继续发扬光大，走在学术繁荣之前列。

作者简介:张翼，生于1964年，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