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支撑自我生命的力量

两年前，我在北大哲学系听课时，一些学者对于中国文化重新进行思考，力图找出和西方文化一样的普世价值。这引起了我的思考。

最近几年，我在研读鲁迅的时候，对他的作品有一个感受，他对人生、人世有很浓重的苦闷，苦于无法超脱和解脱。鲁迅想用文艺移人情、人心，改良这个社会，他认为的文艺实乃有宗教之用，他的创作、翻译和提倡木刻都用意于此，问题在于文艺的作用实乃有限。

我们这个民族曾有无数次的跌倒，每一次都是通过“重释经典”而爬起来。起来的那条腿是“经济”，跪着的那条一腿叫“文化”。戴震从我们民族的经典里，只读出了“杀人”二字；胡适从我们民族的经典里，只读出小脚、麻将；鲁迅从我们民族的经典里，只读出“吃人”二字……他们是故意“误读”了。令人赞叹的是，直到现在，中国文化依然还是西方文化无法征服的“他者”。

人类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是物化世界观的泛滥，是物性对人性的宰制。人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文化制品所主宰，人从目的的地位下降为工具。对疲于奔命的当代人来说，当遭遇生命困境、面对心灵牢笼时，往往习惯于选用西方的精神舶来品来化解，却生生忘记了它自有一种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我们习惯于看着西方，心灵却在旷日持久的荒地上抛荒。到底如何安顿困顿的心灵，成为当代人的一种宿命、一种纠结。

身为中国人，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液，不是哪个人想全盘西化就能全盘西化的。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天地日月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深深地探究着一个命题：人类生命的核心或者说生命的支点在哪里？我们读经典，不需要别的理由，只要一个理由就够了：那里面有一种安身立命的“中国式生命智慧”，可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灵。

西方文化是一元的，它自然会强调它的普世性、单一性。西方文化是来自“两希传统”的：一个是希腊传统，强调逻各斯，逻各斯就是普遍理性；第二个是希伯来传统，就是基督教传统，强调一神论，宗教普世化，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这两个传统结合起来，在西方就形成了一元的、单一的东西。这种文化和别的文化相遇之后，它的变通性就比较小，而且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科技的发达，它总是带有侵略性、霸权性。

“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精英，是在文化上断层很厉害的、找不到精神归宿的一群人。他们要么半生不熟地抄取西方精英的思想，要么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不同的文化上盘旋。这种现象即便在北大出身的人身上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某些青年知识人片面强调主张“个体生命权”“话语权”等这些东西，把个体的权利无限放大，结果不得要领。

中国人没有找出自己的普世价值，这反映出我们不自信的心态，对自己的文化认识不够，没有自信。余敦康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和谐”二字，这个观念实际上是从《周易》中来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就是和谐。《易经》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源头，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都是从《易经》这个源头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观不要归结为儒家，也不必归结为道家，其实可以很简单地归结为“和谐”二字。

为什么强调回归“中国式生命智慧”？因为我们过去总跟着别人跑。过去几十年，我们的意识形态从表到里都是马列主义的，强调的是斗争哲学。这种斗争哲学从哪里来？一定不是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来。

王博先生有个幽默的说法，北大哲学系是一个长寿俱乐部，活90岁以下算夭折。

真的，梁漱溟95岁，冯友兰95岁，张岱年95岁，任继愈94岁，楼宇烈现在过了80岁，余敦康81岁……这是为什么？在怎么处理好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上，他们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和心灵的大智慧，那就是——“中国式生命智慧”。

儒家的仁爱之心，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承担、责任和使命；道家的逍遥态度，对这个世界持超脱的态度；墨家那种侠义的态度，对这个世界持拯救的态度；法家的严峻态度，对这个世界持控制的态度；佛家的清静解脱，对这个世界持放下的态度。儒墨道法佛五家，足以化解我们生命中的所有问题。这里强调一下，这种文化上的认祖归宗，不是匍匐在祖先的脚下，不是拒绝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而是对祖先重新理解，创造性地理解，以便让它适应我们现在的时代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