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社会阶层概况

随着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在甘宁青地区的进行，各种工厂、企业、新式学校等近代化有形物件被移植到这一地区，使其传统社会发生了分化，产生了工人、新型商人、新型军政人员、新式知识分子等新的社会阶层。

(一)工人

由于资本、劳动力市场、机器工业等近代社会新现象的出现，工商业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甘宁青三省的省会城市中产生了为数不多的工人。一部分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向工人群体流动，这些少数工人相对于大量的农牧民人口是微不足道的。据统计，1942年陕甘宁青四省的539家工厂中，102家官僚资本工厂的厂均工人108人;而437家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厂均工人不足50人^[32]。其中陕西一省在1942年就有385家工厂^[33]，除去陕西的工厂数及工人人数，甘宁青三省的工厂数及厂均工人数之少可想而知。这些工人主要靠手工作业，工作环境和医疗卫生条件都非常差。以宁夏兴夏毛织公司为例，全公司“除二十几个地毯工匠外，其余全是拨来的壮丁，这些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不到三元。公司内卫生条件极差，没有医疗设备，有些检毛整染工因患眼病成了瞎子，有的因劳累致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但公司却年年赚钱，股东们年年分红，而工人分文无得。”^[34]像兴夏毛织公司这样的企业还有青海马步芳经营的“八大工厂”等。

(二)新型商人

在甘宁青地区，伴随着传统商贸业向近代商贸业转变，商人阶层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他们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开始定居城镇，专门从事商贸业，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甘宁青地区经商的本地人固然很多，但其中商业资本大的多数还是外地商人。如民国初年西宁最大的四家商号泰源涌、世诚和、德合生、德兴旺都是山西、陕西籍商人经营的，到抗战时虽然有马步芳官僚商业资本的打击，但西宁较大的四五十家商号都是山陕商人经营的^[35]。回族商人是近代甘宁青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本地经商力量，他们秉承了善于经商的传统。比较有名的有西道堂的商队，有“宁马”和“青马”军阀的官僚资本商业，如马鸿逵的富宁公司、马步芳的德兴海等。他们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商务。

(三)新型军政人员

民国时期，宁夏、青海及甘肃部分地区基本上属于西北回族军阀的势力范围，回族军阀成为左右甘宁青政局的重要势力之一。西北回族军阀兴起的外部条件是中央权威的逐步衰微，内因则是清代以来西北回族争取民族生存和发展权利运动的延续及变异，其本身比国内其他军阀派系表现出更浓厚的封建性。他们任人唯亲，宁夏、青海的马家军阀对军政人员的任命标准是“甘马河回”，即甘肃河州马姓回族，或者是与这一标准比较相近的人员。这些人与军阀一起公然搜刮百姓，大肆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并以权谋私，官商不分。而且军政阶层在甘宁青地区恶性膨胀，给地方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尽管如此，军政阶层还是在近代化潮流的冲击和国人开发西北思潮的感召下，对自己的有效管辖范围采取了一些近代化的措施。比如诸马军阀改革行政机构，完成了从封建旧军阀到民国新军阀的自我改进;兴办近代工商企业，建立了以军阀官僚资本为主体、带有垄断性质的近代经济体系，奠定了甘宁青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基础;在一定限度内支持辖区文化教育的转型，教育体制的转换、教学内容的更新等。诸马实行这些社会变革措施，虽然有着明显的巩固地盘意识和功利主义色彩，客观上却推动了甘宁青近代化进程。

(四)新式知识分子

甘宁青地区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阶层相当于全国而言，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人数也比较少。民国时期，由于近代化向甘宁青地区的进一步扩散，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特别是各族文化促进会的推动下，甘宁青地区新式学校的大量建立，加上随后抗日战争的兴起，内地大批学校的西迁和知识分子向西部的流动，使甘宁青地区知识分子队伍的培养具备了基本条件，这样，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的知识分子队伍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和发展。各族知识分子人数参差不齐，文化层次比较高的回、维吾尔等民族的知识分子比较多，特别是回族，马家军阀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有声望人物如马福祥等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使甘、宁、青的回族、撒拉族等知识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

此外，在近代甘宁青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阶层还包括农民、牧民以及宗教职业者。甘宁青地区职业农民中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明显，以土地占有量划分农民阶层的标准来说，与全国相比，甘宁青地区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并不是很多。而军阀官僚地主是民国年间甘宁青地区的新兴地主，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在地主阶层中处于支配地位。在甘宁青等回民聚居的地方，地主占有60%～70%以上的土地^[36]。特别是在马家军阀发祥地——河州(临夏)，土地兼并更加剧烈，1936年前后的河州西乡，共有17134户，土地2716000亩，地主234户，占总数的1．1%，却占有全部土地的72%^[37]。在甘宁青地区中农在农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大，一般可以达到30%～50%，所占的耕地与其在农民人口(或户数)中所占比例基本持平。贫雇农也是农民中人数较多的阶层。如在青海省，贫农和雇农的人数分别占农民总数的14．3%和0．8%^[38]。

甘宁青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是游牧民族，从事畜牧业生产是少数民族民众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游牧民族社会的自然社区是部落，部落头人有其等级，但一般都是财产较多、生产资料(主要是指牲畜)较多的牧主和富裕户;而一般的部落组织成员，他们都是占有财产和生产资料较少的牧民。在牧民中的社会分化激烈程度一般随着部落规模的大小而变。部落组织规模越大，社会分化越激烈;部落组织规模越小，社会分化越不明显。

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是甘宁青地区少数民族主要的宗教信仰，同时也形成了比较庞大的宗教职业者群体。藏传佛教的宗教职业者名叫喇嘛，喇嘛又有不同的等级。比如拉卜楞寺的僧侣分为六个等级，相继为嘉木样活佛(最高等级)、相当于色赤或享有色赤地位的活佛、堪布地位的活佛、相当于堪布地位的活佛、侧席地位的活佛和普通僧人，地位越高，特权越大，具体表现在居住、服饰、丧葬等方面^[39]。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在一个清真寺中，教职人员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阿訇，意为“教师”、“经师”。二是学董，是清真寺中管理财务和其他事务的管事人，多由当地有钱有势的教民担任，但在形式上还是要通过民主选举。三是乡老，是清真寺中类似办事员的人物，直接受阿訇、学董的差遣，并与阿訇一起为本寺坊教徒念经。四是满拉，意为“先生”，在中国通称为在清真寺学经的学生。五是寺师傅，也称“四师傅”或“寺司务”，是专门负责打水、烧水、打扫寺院、伺候阿訇等人的勤杂人员。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在民国时期继续发展，原有寺院得到修葺，新的寺院不断兴建，宗教职业者群体继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