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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报中的中国现代性

时间:2022-04-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都市报中的中国现代性1.复杂的中国现代性大众传媒经常被比喻为一面镜子,映照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世界在其中折射成光怪陆离的镜像。中国人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究竟能否有自己的特色。二是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呈现曲折的历史。都市报的立足点是为市民生活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

二、都市报中的中国现代

1.复杂的中国现代性

大众传媒经常被比喻为一面镜子,映照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世界在其中折射成光怪陆离的镜像。虽然新闻传播业的专业主义声称新闻传媒以真实客观为宗旨,但人们还是逐渐认识到,大众传媒是一面凹凸不平的镜子,像一面哈哈镜。镜中放大了某些社会现象,也扭曲了其他现象。镜里春秋,则视个人品味偏好而有不同的诠释。(陈世敏,1983,第83页)

都市报是都市的一面镜子,在都市报制造的镜像中,中国现代性的影子飘荡着,引起人们的无限想象。世界、镜子、镜像三者之间形成微妙的关系。镜子的功能是映射世界,但它并不总是能圆满地实现这个目标,通常情形是,它总是不能实现这个目标,镜像与世界有太大的差异。但镜像又并非与它所映照的世界毫无关联,因此镜像既是对世界的反映,也是对世界的歪曲。但这并不妨碍镜像有巨大的“现实效果”——大众凭借它对世界做出判断,人们只能“信以为真”,因为世界总是要凭借一些镜子才能进入大众的视野,因此我们总要依赖“不真实”的镜子。因此对镜像的考察不应只局限于真假,还要看扭曲的力量来自何处,以及镜像产生了怎样的现实效果。

现代性是典型的西方概念,现代性也是西方社会实践历史过程。中国人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究竟能否有自己的特色。答案是千差万别的,在其中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但有几个问题基本是有公论的。一是中国社会最初的现代性动力来自西方,因为中国在19世纪曾长期缺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且总的说来,在20世纪的整个前50年间,它在创造这些条件方面也进展甚微,(吉尔伯特·罗兹曼,2003,第403页)因此中国是典型的外生型、后发现代化国家。二是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呈现曲折的历史。现代性追求开始于“五四”时期,但没有相应的社会条件配合,进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延续了“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追求。(李欧梵,2000)三是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质疑现代性是西方中心论的呼声不断,但在理论上,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刘晓枫,1998,第3页)

中国现代性的展开蕴含了多元复杂的矛盾,这也充分反映在都市报这样典型的现代性产物中。一些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大众文化这样的现代性表征时,深切地感到“言说的艰难”,这种艰难来自于中国大众文化本身的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陶东风,2002,第124页)这点出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基本状况:崇高的暧昧。(胡大平,2002,第4页)所谓崇高的暧昧,是指大众文化蕴含了两种矛盾的冲动力,一是资本方的自我增值要求;二是劳动方的解放要求,大众文化因此让人“爱恨交织”。在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特殊语境中,都市报作为中国大众文化样式的一种,因为增加了更多的因素而导致言说的倍加艰难。中国特殊的语境包括:首先,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无法避免同其他文化,尤其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包括近代欧洲经典文化和当代美国大众文化),形成一种(文化)政治性的紧张关系。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商业化在国内环境里造成了精英文化内部和精英文化与日常生活领域之间的激烈冲突。第三,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生产的专业化或“专家化”,把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国家的关系作为一个新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张旭东,2003,第205页)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因批判极“左”路线、清算文化专制主义持有共同政治立场和文化诉求而形成的相对趋同的社会群体,在90年代因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而分化了。(陶东风,2003,第123页)

都市报现代性的复杂表现也因此让言说者倍感艰难。

2.呈现世俗性的都市报

都市报与现代性的连接,首先表现在它的世俗化取向上。都市报的立足点是为市民生活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同样是做新闻,都市报选择的题材、处理的方式甚至体现的价值取向都有不同,反映了都市报由传播者转向市民的立足点,虽然这种转移是不彻底的,并且因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产生游移。

一位都市报的主编这样解释都市报对于新闻的独特处理方式。中国的报纸可分三大类型:一是主流新闻,以机关报为代表,按文件办报,最具权威性;二是精英报,读者主要是关心社会、热爱知识、文化程度较高的优秀分子;三是大众市民报,典型就是都市报,市场化程度高,满足普通市民的趣味和需要。同样一个新闻题材,三种报纸的着眼点有很大区别。比如“市区某处水管爆裂”的信息,机关报着眼于“市长到现场,市民很满意”;精英报着眼于分析社会机制方面的弊端,甚至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而都市报则着眼于水管爆裂给市民生活带来的不便。对应于这三种报纸,中国报业分割出了三个市场,一是党政市场,读者对象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关心时事政策的企事业管理人员;二是文化主流市场,读者对象是精英文化阶层;三是大众市场,读者对象是终极的个体市民。(徐锦江,2001,第14页)

都市报的世俗性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新闻报道的题材、副刊专栏的主题与贯穿在报纸理念中的价值取向,以及报纸整体呈现的审美趣味。都市报在表现内容上,有一个区别于传统报纸的鲜明特征,就是以市民日常生活为主要对象,极端突出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认为都市报要成为对市民日常生活有实质性帮助的使用性产品。报业人士认为,在竞争激烈的报业市场上,都市报的成功在于它找到了一个“很讨巧的诉求点——老百姓”。(罗建华,2000,第31页)都市报明示或暗示的报纸理念大多是针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诉求。以下是一些都市报自我标榜的理念。

《华西都市报》:“市民的公仆”。

《燕赵都市报》:“为市井人家办报,让平民百姓爱读”。

《楚天都市报》:“帮市民之所需,解市民之所难”。

《大河报》:“采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

《服务导报》:“小报纸,大实话”。

《新闻晨报》:“采集最鲜活、实用的新闻”。

在新闻方面,强调从市民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理解、表现新闻,这是都市报处理各类新闻报道的一个中心原则。

都市报新闻根据其功能可简单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硬新闻,但都市报的硬新闻不是在宏观或者深层次上展现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而是体现为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有用性,越是与市民日常生活有直接的、重要的关联,新闻就越是硬。

第二类是软新闻,主要用于开阔视野和消遣娱乐,因为基本摆脱了政治宣传的要求,因此都市报的软新闻呈现出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状态,是世界奇幻景像的无序拼贴。

这两类新闻都以服务市民的日常生活为总目标。

第一类新闻在开始时被称为实用新闻。所谓实用,就是对市民的日常生活有使用价值。都市报在开创初期获得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实用新闻。

一则,从机关报的单一宣传模式中脱离出来,还新闻以最原始的意义——提供人们了解世界、判断形势、采取行动的依据。这本身是大众的日常生活每时每刻都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这种需要越发重要,因为普通人面临的社会变化越来越多,人们相互之间的依赖越来越紧密。个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面临的选择更加多样化,个体的行动以至于个人成就的取得,更加多地依靠个人判断而不是组织机构(单位)的支持。都市报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实用新闻给日益面临多元化选择的市民以不可替代的帮助,从而确立了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位置。

二则,从传统晚报的消遣模式中脱离出来,确立了以新闻为主体的区别于其他大众文化样式的地位。在传统晚报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众文化处于高速生长期,在早期,传统晚报在其他大众文化样式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充当了市民日常生活中文化消遣的重要工具,以至于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80年代曾经出现过黄昏时分,市民人人一份晚报消磨休闲时光的城市景观。在90年代中后期,各类大众文化兴起,传统晚报的软性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民的要求。都市报以硬新闻的方式还原了报纸区别于其他大众文化样式的竞争力。

实用新闻在以后的中国新闻传播界,衍生了一个有相似意义的品种——民生新闻。民生新闻跨越了整个新闻传播界,成为报纸、广播、电视竞相开掘的新品种。所谓民生新闻,本质上是都市报实用新闻的延续,即新闻报道以民众的生活为关注点,但民生新闻在操作层面获得了比实用新闻更宽泛的意义。实用新闻强调信息对市民个体生活的直接有用性,那些较为宏观、较为深入的社会问题,从表面看不能为普通市民即时利用的信息被排除了,但这些信息也许是在更加深刻的层面关乎民生的,比如安全问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等等。在都市报发展后期,实用新闻理解的狭隘性已经为都市报的某些运作者所认识,开始转向更加宽泛意义的民生新闻。但早期都市报在新闻报道方面以实用新闻强调的普通市民的立场和出发点,是有巨大价值和开拓性意义的。

都市报倡导并实现的实用新闻模式,也以独特的方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个人话语时代。

都市报的实用新闻,表面看来只是报道主题和报道方式的变化,但实际上是实现了报纸立场的深刻转变。强调实用,表明新闻的使用主体已经由传统机关报的宣传者转换成了普通市民,实用新闻是以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市民的切实需要为出发点的,因此都市报在提供新闻时,必须也必然地与读者建立价值观方面的联系。成功的报纸必须建立起自身成熟的报纸理念,才能在读者中引起清晰和强烈的认同感,这就是许多报人所说的:报纸要有属于自己的灵魂。上海《申江服务导报》的主办者因此说,指引现代生活方向,是报纸(特指《申江服务导报》)发展的价值取向,应该将报纸的感觉从小白领放大为现代人,崇尚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都市精神”。(徐锦江,2001,第15页)

3.实践个人话语的都市报

都市报对于实用新闻的崇尚使得一些人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为市民日常生活服务的报纸是琐碎的,因而毫无品格可言,也不可能包含具有内涵的价值观。这种误解实在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轻率偏见。报纸作为文化产品,必然包含超出产品使用价值的内涵,在都市报对于市民日常生活的高度认同中,也蕴含了现代意义的价值观,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个人话语的张扬。

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报业做了阶段性的划分,并预言当前中国的报纸将进入个人话语的解放阶段(喻国明,1999,第4页)。

“解气”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期至中期,代表性品种是带有“伤痕文学”特征的报告文学。

“解闷”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代表性品种是周末版中的软性报道。

“解惑”阶段:1992年至1999年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期,代表性品种是包括解释性报道在内的一系列深度报道。

“解放”阶段:21世纪随着“话语时代”和“个人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化的舆论形态将在报纸的意见呈现中凸现出来。它的社会背景是,社会利益的分化导致的多样化话语表达的需要的出现,以及突出个性色彩的个人化需求的增长。

都市报对于个人话语的表达不同于某些精英报纸,有自身的独特方式。这在都市报的新闻报道中有充分体现。

都市报的实用新闻以及后来的民生新闻,有鲜明的平民化色彩。它使得某些类别的新闻凸现出来,获得了传统报纸从没有或者很少达到的效果,集中呈现了新闻报道中的个人话语。下面从都市报的主要新闻类别加以阐释(以下分类只是行业内部的操作性术语,概念之间有交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

其一,重大信息。主要指有关民生的重要社会事件,如突发事件、灾难、社会冲突等。都市报顺应市场需求,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对这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有比较快的反应。在机关报中,这些新闻有时会因为过于敏感而不报道,或者是延迟报道,如果是及时报道,对负面信息会有比较多的保留,关键在于,机关报多是以宣传者设定的框架来建构这些事件的。而都市报则在市民需要和市场利益的双重驱动下,重点展开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市民需要和市场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这使得都市报对这些题材的报道比较迅速,能抓住市民关心的关键细节,比较充分地满足市民对于重大社会事件的知情要求。上海两大报业集团之一“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在分析自身在上海报业市场上的状况时指出,《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两报的突出问题是“机关报色彩太重,规定动作太多,宣传味道太浓”,而“有关调查表明,读者买报,最看重的是它是否实用性强,信息量大,敢接触社会现实”。(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2000,第29页)这说明传统报纸(《文汇报》虽然不是机关报,但直接接受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基本是沿用机关报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信息,特别是市民关心的、触及现实的信息。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播学学者在关于知识沟理论的研究中发现,在涉及民生问题的新闻报道方面,存在的知识沟最不明显,即各种群体都能相对平等地获知有关信息。他们的解释是,新闻报道如果涉及生存大计,和大部分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即使对事件的看法不同,甚至是冲突的,但因为涉及切身利益,所以人人关心,因此大家都注意新闻报道,故此知识分配均匀,差距较小或无差距存在。(陈世敏,1983,第109—110页)

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同在于,美国在一般情形下,重大信息有多重媒介渠道进行传播,而在中国,这种信息的渠道少而且经常是不太顺畅的。机关报的反应多是滞后的,而且因宣传目标的限制明显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图,这种报道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都市报是传递关乎民生的重大信息的重要渠道。都市报在这个方面的表现是获得市民认同的重要原因。报纸只有触及了大众身边发生的、对他们的生活有切实影响的现实,才能真正赢得读者。

其实都市报在重大事件报道中有许多劣势和缺陷,如信息来源缺乏且不够权威;报道流于表面,注重对事件细节特别是刺激性信息的描写,缺少对事件的深入分析;信息散乱无序,缺乏统一的视角和阐释的立场。对于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形成这样一种模式:都市报率先报道事件发生,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精英报纸跟进做深入报道,并以舆论分析事件的原因和性质;机关报往往是在最后给一个定性式的结论,比如事件的处理结果等。都市报的相关报道可能是缺乏深度的,但它的作用在于使重大信息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打破了长期以来普通民众对重大社会事件不知情的局面。它的价值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知情权,并且在引发后续报道以及唤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方面有所作为。这在一个大众长期对重大信息不知情的社会中,有非比寻常的意义。除去利用信息及时应对的功利性作用外,还有非功利性的意义:个人对社会重大信息有知情权利,是对作为市民身份的个人的尊重,它意味着社会对普通民众合法权利的承认和维护,体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平等、民主、法制的基本理念。如果从中国报纸对于敏感的、关乎民生的重大新闻的历史表现看,即使都市报传播的重大信息从总体上来说质量不高,但它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在当代中国,它体现了新闻的民主。

其二,实用信息。实用信息大量包括一些比较琐碎的内容。主要是市民日常生活中常态性的新闻,比如交通、城建、环境、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商家服务、产品质量、物业管理等等。凡是市民生活中可能碰到的信息问题,都市报都给予充分的关注。这些信息单个看来比较简单,但综合起来就使得都市报成为一个对市民日常生活有切实帮助和影响的新闻媒体,一来确立了新闻在大众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二来也保证了都市报在市民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

实用信息也并不都是琐碎的平凡小事。所谓实用,是指与市民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利益关联。在现代社会,一些宏观层面的社会变动同样会对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的、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剧烈的社会变动致使普通民众的信息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表现在三个方面。(李良荣,2001,第188—190页)

从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转为开放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社会变动加剧了,大众与外界的交往愈加频繁,社会变革的深入和社会交往的增加,使外界环境的变化与大众自身利益的联系日益紧密,引发了大众强烈的信息需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主体增加,引起大众对决策参考性的硬性信息的需求增加。这个决策主体既包括团体领导者,也包括普通的个人。调查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众对国内政治经济新闻的兴趣比十年前有显著增长,有68.5%的受众对市场信息感兴趣。(廖圣清,1997)

受众群体分化趋势明显,新增群体涌现,致使受众信息需求出现多元与分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群体,由此有学者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不同群体有共同的信息需求,也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点和兴趣点,因此呈现了越来越多的差异化的信息需求。

实用信息因此也包括诸如重要经济政策的变动、股市行情的涨跌、科学技术的新发明等等,这些较为宏观层面的信息也可能在现实的层面对普通人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都市报的实用新闻报道,善于揭示这些较为宏观的新闻与市民日常生活的联系,从市民的立场来解读这些信息的实用价值。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一些相对宏观的新闻,如果缺乏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背景,是很难理解的,更谈不上利用。都市报的报道充分发挥媒介的作用,整合各个方面的资源,如相关领域的专家的分析和背景介绍等,帮助市民对这些信息的有效使用。

实用新闻的兴盛,反映了在新闻传播领域对于独立个体的重视,是对个人话语的充分认同。

其三,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对于都市报有特殊意义。社会新闻在传统机关报曾经是销声匿迹的品种,因此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文革”结束后,刊登了一则公共汽车的交通事故的社会新闻时,成为报业内颇有些轰动的事情。社会新闻虽然不是都市报的特有品种,其他报纸也会有专门的板块刊载社会新闻,但社会新闻对于都市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上海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晨报》在2000年6月全新改版时,特别增加了社会新闻的专版——“上海新闻·社会”版,业内人士评价,《新闻晨报》就是凭借鲜活的社会新闻奠定了自己在上海报业新格局中的地位。(姜小玲,2001)《新闻晨报》的社会新闻突出特点就是最敏感地接触现实,敢于为市民说话,善于从都市生活的细微处发现有价值的新闻:如揭露制售假文凭的内幕;描绘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代考枪手”的面貌;深夜探访医院一次性医用针头的下落,等等。

社会新闻在一般情况下,属于特别次要的新闻类别,它之所以在其他类型的报纸中不占据重要位置,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社会新闻多是市井的奇闻逸事,“上不了台面”,是市民生活中常见的事件,一般不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二是社会新闻有很多是负面新闻,反映市民生活中出现的冲突,比如一般性犯罪、道德失范、违反风俗习惯的人物和行为,有“不洁”之感;三是社会新闻体现的是市民文化的趣味,在某些社会中上层分子看来流于庸俗,起码是无聊的。因此社会新闻在机关报或是精英报上所见较少,只是作为重要新闻的“轻”的点缀。

社会新闻却给都市报带来许多重要的影响力。首先是吸引了市民的注意力。在都市报作为一种新报纸出现在报业市场时,它以社会新闻作为吸引读者关注报纸的重要手段。以至于社会新闻经常作为头版头条出现,常见的内容包括交通事故、火灾水灾、暴力冲突、犯罪、奇闻趣事等。二是提升了报纸的知名度。社会新闻虽然大多数没有重大的新闻价值,却是市民普遍津津乐道的信息,所以一旦事情发生,市民都有急切了解、议论的欲望,都市报在此时快速而不厌其烦的报道,充分迎合了市民的阅读心理,能在一夜之间迅速获得知名度。都市报能通过不间断地跟进或者是设置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持续地加强读者对报纸品牌的认知度。社会新闻之所以能吸引市民读者,是因为它将强烈的市民趣味和新闻价值结合在了一起,社会新闻就是对日常生活中反常、扭曲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新闻表现。社会新闻恰如其分地迎合了市民的阅读习惯和心理。

都市报对于社会新闻的热衷,在某些报纸的某些阶段出现了极大的偏差。为了不断刺激市场的反应,社会新闻变成了色情、暴力、刺激、煽情的代名词,社会新闻的大量泛滥,使得都市报的低级、媚俗倾向愈演愈烈。在都市报发展后期,这种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特别是在那些影响力较大的都市报中。

如果排除负面的效果,都市报的社会新闻在转型期的中国也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它既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也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社会新闻是对于市井社会最接近的描绘,它将市民生活不登大雅之堂的状态通过新闻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报业,是开创性的。它通过对市井生活的关注和描绘,从另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反映、建构了社会真实,而且赋予了市民日常生活以价值感,对世俗性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认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都市报的许多社会新闻中,剔除猎奇成分,它还包含了许多现代性观念。比如在犯罪新闻中,法律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词和概念,它在无形中灌输了现代社会的法制观念。又比如在涉及两性关系、婚姻家庭、道德风尚的新闻中,平等、自由、个人的独立性等现代道德观也是一个经常被征用的诉求。都市报的社会新闻可能以一种接近普通人、易于感知的方式宣扬现代性观念。

其四,娱乐新闻。娱乐新闻在中国报纸上的出现是最近一些年间的事。以前传统报纸有一个相近的新闻类别——文化新闻,名目虽相近,实际相差却甚远。如今娱乐新闻或是新闻的娱乐化已经成为新闻传播业的一个世界性风潮。娱乐新闻有两层意义:一是内容题材是娱乐性的,常见如演艺界、娱乐圈中的新闻;二是新闻的处理方式是娱乐性的,因此无论何种题材,都是出于娱乐的目的被制成了新闻报道。都市报的娱乐新闻在这两层意义上都有鲜明的表现。

一是娱乐新闻数量巨大。这几乎是所有通俗传媒的特色。都市报在报纸中的这方面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演艺界、娱乐圈中的明星是都市报娱乐新闻永远的主角。甚至社会各个领域的名人,都市报都采用塑造明星的方式加以报道。娱乐新闻的产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由多种原因所致。如社会发展,大众的休闲时间增多,娱乐需求增加,经济发展促进了娱乐产业的出现和增长等等。所以将都市报关注娱乐新闻简单地归因为市场利益驱动,并不准确客观。市场是一个直接的、显而易见的驱动力,在市场的背后也蕴藏了真实的社会需求。实际上,对于明星的崇拜和娱乐的需求,也是现代社会的显著表征。其中对于个人主义的极端强调,对于放纵自我的生活方式的肯定和赞赏,也是明显的现代性观念。

二是新闻的娱乐化处理方式。都市报在处理许多重大主题的新闻时,都采取比较轻软的方式,以便让市民接受,以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新闻都可以做软性化处理。在市场的背后我们仍然能够发现这种现象的多重原因。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政治冷漠感成为一个困扰各个国家的问题。在其中被深入讨论的问题是,新闻传媒的娱乐化倾向与政治冷漠感的关系,究竟何为因何为果?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积极者,认为政治冷漠感是因,导致新闻传媒远离严肃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果。这一派意见走得更远些者则认为,新闻的娱乐化能缓解政治的冷漠感,可以通过娱乐的方式吸引大众特别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关注政治和公共事务。消极者,认为政治冷漠虽然原因复杂,但新闻传媒肯定有不可逃脱的罪责。新闻传媒以娱乐化方式处理新闻大大加剧了大众对政治的冷漠和曲解,以至于远离公共事务,放弃了公共参与,并且经常是处于不自觉、被蒙蔽的状态。

更有第三种激进的意见,以费斯克为代表。他认为,通俗新闻巨大的政治效果,在于它们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消解政治权威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费斯克,2001)

都市报的娱乐新闻或者说新闻的娱乐化,兼有积极和消极的效果。但就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形而言,它的积极作用应该受到更多的肯定。都市报的娱乐新闻和新闻的娱乐化虽然是受制于市场的驱动,但能在客观上获得消解权威、清除“文革”遗留的极“左”意识形态的效果。面对民主政治意识较低的大众,娱乐化的轻松处理方式不仅可能吸纳更多的人关注政治和公共事务,也可能在有限的程度上灌输民主政治观念,培养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促使大众更多地了解、参与政治。

其五,国际新闻。国际新闻是都市报重要的新闻类别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因为按照通常的情形,国际新闻大多属于严肃新闻,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意义,因此国际新闻是机关报和精英类报纸的新闻重点之一。但看似奇怪的现象是,都市报也用很多的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尽管因条件的局限,都市报的国际新闻很少是原创的(这种情形在都市报发展后期有所改变。国际新闻的采访权是中国新闻业的重要资源,都市报与机关报相比,显然缺乏优势。但都市报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增强后,开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新闻生产能力,目前仍然比较多地限于软性国际新闻的报道,比如文化活动、体育赛事等),但编辑出来的国际新闻仍然在都市报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这首先是市场的引导。据调查,中国受众对于国际新闻的兴趣持续上升,接受主体从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延伸到90年代的普通大众甚至是农村受众。(廖圣清,1997)可以想见的原因是,开放政策致使长期与世隔绝的中国人对外界充满了好奇,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这种开始时单纯的好奇心转变为利益的联系。

都市报的国际新闻类似于一个后现代的拼贴和戏仿,各种毫无关联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息被都市报冠以“天下”或“异域风情”的名称给读者以刺激,通常在一个版面中,总统绯闻和明星变性以及非洲的奇风异俗并置,形成奇特效果。它的整合方式基本是无序的,与机关报和精英报的处理截然不同。在后两类报纸中,国际新闻总是被一个清晰的框架建构着,这个框架往往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而都市报的国际新闻消解了在意识形态框架下被设定了的、市民对于世界的认知——其中很多是刻板印象,当然都市报也可能形成了新的刻板印象——对西方的非理性崇拜,还有可能引发对现代性的乐观想象。

都市报的国际新闻还具有一个对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有积极意义的效果,在以新奇性为导向的无序的拼贴中,各种差异性的甚至是冲突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被整合在一起,客观上展现了一个多元、包容的世界,这对于长久习惯于以一种观念审视世界和他人的中国大众而言,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它形成的持续不断的刺激,可能铸成一些人对于多元社会和宽容态度的深刻认同。

如果将都市报比喻为映照都市生活和都市人的镜子,那么这些不同类别的新闻折射了都市的各个方面。重大信息和实用新闻反映了充满变化的都市;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暴露了都市人内心深处的本能欲望;国际新闻则将新奇世界返回到我们的都市,我们借此想象自己的缤纷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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