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现代性启蒙的意义

二、都市报现代性启蒙的意义

1．推进社会的世俗化进程

都市报的现代性启蒙，是以世俗性认同作为根本的。都市报本身就是世俗性的产物。它的目标受众，是活在世俗中的普通人；它的宗旨是为市民的世俗生活提供帮助；它的内容是以大众的世俗生活为基础的；它流露的生活趣味是世俗化的；它抱持的立场是对于普通大众世俗生活肯定和赞美。都市报的这种表现绝非一种有意识的自觉作为，但它持续不间断地对于世俗生活事无巨细地描绘，对于世俗趣味津津乐道地把玩，极大地张扬了当代中国的世俗性，给予了大众日常生活的世俗性最大的认同。

都市报世俗性的复杂意义常常被误解和遮蔽。在对于都市报的批判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话语是：都市报有强烈的媚俗倾向。在这种话语中，“媚俗”是低级趣味的代名词，“俗”相对于“雅”是天然负面的，这是对于都市报最具颠覆性的指责，因为都市报本身就是世俗性的最典型的表征，抽去这个“俗”字，都市报就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将都市报的本来意义完全取消了，通俗报纸的本质就是“俗”，如果要从都市报中寻得“雅”，就是缘木求鱼。这种话语的失误还在于简单化地理解“俗”，将“俗”简单归结为都市中的阴暗面，比如暴力、犯罪、色情及至庸俗无聊。“俗”不直接等同于低级有害，这个“俗”字的原意是世俗，世俗也并不就是低俗。这种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弥漫在中国整个的知识界，它不仅仅是针对都市报、通俗报纸、大众传媒的，它的批判锋芒横扫中国处于成长时期的世俗社会及其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以至于对待世俗化的态度，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分化的一个标志。这种看法之所以会产生极端结论，是因为忽视了世俗化在现代性展开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回避了当前中国社会世俗化的特殊情境，以及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都市报的世俗性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考察中，才能显现它被曲解和遮蔽的真实面目。

世俗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韦伯用“祛魅”来描述传统社会瓦解、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他关注的现代性是理性化的发展和科层制过程中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在韦伯的概念中，这个被除去的“魅”，是宗教的神秘力量，因此世俗化伴随的现象是宗教的衰微。世俗化的指向是相对于宗教的人间，倡导的是以人权代替神权。在西方历史的概念中，世俗化是指“从社会的道德生活中排除宗教信仰、礼仪和共同感的过程”。（亚当·库铂，1989，第680页）世俗化的社会，意味日常生活与社会制度都摆脱了宗教或者准宗教的神圣价值和神圣礼仪，其合法性来自世俗的意识形态与法律规范，而不是宗教伦理。由于世俗化为世俗生活提供了新的合法化依据，因而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人们不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合法化依据。社会活动的规范也脱离了宗教，由法律取而代之，世俗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是大众参与讨论的而不是由教会垄断的。这样宗教就不再是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性的规范，而成了个体的精神信仰。这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内容之一。世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陶东风，2002，第13—14页）

世俗化在通俗报纸中反映为对于日常生活的深深认同。舒得森通过对19世纪美国便士报的分析，发现重视日常生活的新闻价值，是通俗报纸的特质。舒得森认为美国便士报的这种报道方式有重要意义，将它提升到了民主的高度，“便士报首创了关怀世间事的民主态度：任何事件，不管它看来多么的微不足道，依然可能适合报纸刊登”，“……它体认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舒得森，1993，第28页）都市报的世俗化也是通过对于大众日常生活的报道，突出了日常生活的新闻性，从而极端地强调了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这种相似性，是通俗传媒与现代性必然联系的反映。

但中国与西方毕竟不同。同样是世俗化，被祛的“魅”在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但是中国的世俗化与西方仍然有相似的一面，包括向市民社会的转换，健全法制，肯定人的日常生活诉求并使之从意识形态与政治教条中解脱出来等等。（陶东风，2002，第13页）

在“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条件下，中国新闻传媒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普遍持有积极态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媒介实践中完全、准确地体现了现代性。其一，中国的现代性究竟包含怎样的内涵，并无确定的说法，至今仍是知识界争论不休的主题。其二，新闻传媒受各种力量影响，也受制于从业者主观因素，呈现出与现代性相违背的属于前现代的一些落后思想，或者是嘲弄秩序、取消理性、消解中心的后现代思想。其三，新闻传媒也是社会中的一个利益集团，有属于自己的利益以及相应的立场和观点，这也会对媒介的行动产生巨大影响。在新闻传媒集体性的现代化宣传中，都市报对于中国的现代性的态度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就是毫不怀疑的极端乐观态度，但却疏于对中国现代性实质的把握和分析。都市报的特点在于，能以自己的实践将现代性转换成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具体现象，比如物质生活、情感体验、精神交往等等。都市报以这样的方式唤起了普通市民对于现代化的高度热情，激起了中国人对于现代性未来的无限想象。

2．普通大众的欲望叙事

欲望叙事是都市报在中国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就一般意义而言，以肉体欲望取代精神理性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肉体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重大母题的展开，人的欲望从各种压制力量中得以释放。（王岳川，2001，第333页）尽管现代性引发的欲望释放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但大众传媒总是在这个主题中被轻易地指认，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欲望的表现者，更是欲望的生产者，大众传媒在现代性中的影响被直接地表达为“欲望的生产”，（王岳川，2001，第331页）1992年之后的中国大众传媒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欲望叙事者的角色。

都市报与现代性中的欲望叙事有密切的关联。作为通俗报纸，都市报赋予了市民以日常生活为载体的现代性欲望以合法性，因为都市报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是以此作为基础的。都市报满足市民生活需要的定位，决定了它必须以最直接的方式回应大众的欲望。都市报作为通俗报纸主要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在物质的层面来理解、描述、阐释市民生活的欲望。从表象看，都市报对于大众欲望的表述和传达是以极其丰富的物质内容展开的。都市报作为受到市场力量牵引最大的报纸，在最大限度上接近大众的基本欲望。在都市报早期发展阶段，大众欲望比较多地从纯粹的物质层面被解读。这既和都市报本身的特质有关，也是中国现代性展开的一个社会表征。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人们由改革开放引发的欲望主要集中在人性中的精神层面，那么90年代大众的物质欲望则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之下迅速地膨胀开来。“1992年的生活为‘解放’这个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就普通的中国人而言，社会的变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拿今天的偶像取代昨天的偶像，而意味着把亿万民众投入到生生不息的物质生活中。”（凌志军，2003，第122页）都市报生逢其时，在其中扮演了描述、表达、制造欲望的角色。

都市报欲望叙事者的角色是以多种方式实现的。

都市报的定位决定了它以市民日常生活为主要对象，都市报新闻报道的主题不仅直接来源于日常生活，而且表述的立场也是以大众日常生活为基本视角的，而大众的日常生活主要集中在个人的欲望层面，特别在现代化初期的中国，个人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更为强烈。都市报对于日常生活的集中呈现就是对大众欲望的充分阐释。

都市报的副刊、专版不同于传统报纸。传统报纸的非新闻内容长期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本质上是超越日常生活的，是对于人类欲望特别是物质欲望的一种升华——当然也可视为是一种变相的压抑。但都市报的专版、副刊的版面安排直接对应于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比如吃穿住行玩等等。其中“吃穿”之类人类的最基本的欲望，堂而皇之地成为都市报副刊专版的主要内容，这是意味深长的。比如“吃”的版面开始在都市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篇幅，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被转换成两大内容出现在都市报中，一是对于美食的味觉、视觉、触觉等感官体验的细致描述，二是对于饭店特色和地理位置的实用指南，这与传统报纸的饮食版面的表达方式截然不同。中国文人对于“吃”的关注和兴趣是自古就有的，源远流长，因此构成了中国独树一帜的饮食文化。传统报纸表现这个主题的惯用模式是，赋予饮食以丰富的文化意涵，具体表现为，追述某一美食的历史渊源，以及由此连带着的著名人物的掌故，辅之以诗词歌赋，表现的是文人们超越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意境，而绝非赤裸裸的人性欲望。至于“穿”更因为与“时尚”的连接，在都市报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基本有两个指向：一是对于奢侈品的渲染描绘，它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作为抽象的“美”或是“时尚”的象征纳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于大众的欲望无涉，它在另一个面向上极大地刺激了大众的欲望。二是对于普通大众日常穿着的实用指南，虽然铺陈的是大量实用信息，但字里行间传递的观念是，穿是日常生活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穿”的时尚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重大意义。这样的版面不仅实施了对于大众潜在欲望的唤醒，更是一架永不停歇的制造欲望的强大机器。

都市报的欲望叙事不仅局限在具体实在的物质表面，它还在意义的层面赋予人类欲望以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一般意义上，通俗报纸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主要就是满足人们的非理性欲望。都市报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比如它反复以明示或暗示的方法建立欲望满足与人生意义的直接关联，试图将生活的目标划定为个人基本欲望的满足。都市报以定义幸福、意义、价值这些人生关键词的方式，为自己的欲望叙事奠定基础。但都市报的欲望叙事还有着不同一般的特殊意义，这就是都市报所生长的中国社会环境所赋予它的复杂性。都市报的欲望叙事因此与中国当下的政治和正在经历的历史发生了关联。

现代性中的大众传媒的欲望叙事有一个直接的反叛对象，就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宏大叙事，其中大多包含意识形态意味。大众传媒的欲望叙事以个人的、日常的、琐碎的、常态的方式向宏大叙事宣战，造成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消解。都市报的欲望叙事是一种典型的“反宏大叙事”，在当前，各种形式的“反宏大叙事”早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容忍异议的宏大叙事时，（张旭东，2003，第337页）都市报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都市报在转型时期中国的各种形式的“反宏大叙事”中，有着特殊地位。这种特殊性首先来自于都市报的新闻传媒性质。在20世纪90年代汇成洪流的欲望叙事中，诸如流行音乐、通俗小说、电视剧、电影等等大众文化都是其中的代表性形式，但就新闻形式而言，因为它在中国政治形势中的特殊性，都市报成为新闻形式中少数几类的参与者。都市报以对现实记录的新闻报道介入大众每日的平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与其他类型的大众文化迥然不同。其次，都市报作为报纸的运作模式，与电视、广播有很大区别，比如报纸的整体性，因为报纸所有的内容包括新闻和非新闻都由报社一个统一的机构完成（电视、广播的内容只有少数是自己制作，大多通过市场购买，特别是那些非新闻的节目，因此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虽然也有统一性，但与报纸有很大区别），因此一家报纸在读者意识中更易于以一个统一的理念被认知和接受。第三，都市报的地方性特征是其他类型的大众传媒不可比拟的。都市报的地方新闻以及对于地方文化的即时反应，十分有利于它的欲望叙事对大众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都市报印刷媒介的文字力量也有着特殊性。与电视相比，虽然缺少了形象的冲击力，但文字具有更大的影响受众深层价值观的力量。

都市报的欲望叙事在历史进程中有着复杂的意义。它的积极性表现在它表达了普通大众发自内心的挣脱单一意识、要求改革开放的真实冲动。中国社会改革的动力，来自许多方面，有对于“文革”式动荡和混乱的不满，有对于民主、精神自由和文化开放的渴望，有执政党重建政治威信的需要，更有公众摆脱贫困、改善物质生活的普遍的冲动。（王晓明，2000，第11页）都市报的欲望叙事比较多地反映了最后一个方面的因素，但绝非与其他因素毫无关联，在它的叙事中，以上各种因素都有表现，而且是以一种奇特的混杂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叙事比较明显地偏重于个人、物质，但又掺杂了群体的、精神的诉求。因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的复杂背景中，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关联的，在都市报的欲望叙事中，我们很难将它们清晰地剥离开来。比如大众关于个人、物质的要求，在一个长期为单一意识统制的传统文化中，必须以民主以及精神自由为基础才能获得认同和实现。事实上，都市报对于个人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明确表达了有精神甚至政治方面的诉求。上海著名的消费类都市报《上海壹周》的主编，在2003年报纸创刊1 000天时，这样阐释《上海壹周》所呈现和倡导的生活方式：“值此1 000天，我们愿意与所有的读者一起，检点生活方式：我们的身体是否健康，每周的锻炼能否坚持；我们的服饰（尤其是男性）是否在不同场合得体，更懂得颜色的搭配；我们对上司与同事是否有了更多宽容（当然不包括性骚扰）；我们对水、空气、绿地、小动物是否多了一份珍惜和爱护；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展览、表演、音乐是否多了一份鉴赏和批评的眼光；我们对残疾人和弱势群体是否多了点同情，多了一份爱心；我们对《民法》、《婚姻法》、《遗产法》、《合同法》、《传染病防治法》、《消费者保护系列法》等是否有了更多的了解，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房子小了可以买大的，汽车旧了可以换新的，进了别墅，开起汽车，生活是否快乐，依然会是个问题。这是我们将一如既往关心生活方式和重视心灵的原因。”（陈保平，2003）这是都市报欲望叙事的典型文本。它是从个人物质生活出发的，可能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个人生活，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和物质，这既是因为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不可能纯粹为物质生活所支撑，必然包含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同时也因为在中国以前的历史背景中缺乏对于个人及其物质生活合法性的认同。即使是以取悦读者、说服社会的姿态，都市报也必须将个人的欲望放置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背景中去书写，因此都市报的主编们才会在个人欲望中附加上那么多的东西——法律的、精神的、文化的。这是都市报与当前西方社会通俗报纸欲望叙事的不同，中国的通俗报纸必须为自己的欲望叙事寻找到精神基础和社会的合法性。

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面。都市报的欲望叙事被许多人指认了它的纯粹商业动机，这是都市报的市场取向甚为明显的一点。都市报的暧昧再次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可否认的是，都市报的欲望叙事有一个巨大的驱动力，就是大众传媒和资本共同的商业利益的获取。以这样的视角考察，都市报的欲望叙事是打着表达大众意愿的幌子，进行着赤裸裸的商业交换，在那些以各种名义表达的大众欲望背后是资本的最终胜利，都市报的欲望叙事在反对“文革”遗留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建立了一种金钱取向、忽视公正的“新意识形态”（王晓明，2000，第18页）。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揭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即使商业利益是都市报欲望叙事的主要动力（肯定不是唯一的，大众传媒不可能服从于单一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在当下中国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大众真实的欲望也不可能被完全遮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大众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是对于都市报这样的中国通俗报纸最重要的一点是，大众对于这样的欲望叙事有政治层面的高度认同。因此有学者呼吁，我们必须理解这样的事实，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其含义不外乎油盐柴米茶。这意味着有关吃喝拉撒睡的欲望表达有直接的合理性。（胡大平，2002，第217）因此都市报的市场运作机制并不必然地与资本意识产生唯一的连接。尽管这种欲望叙事采取了扭曲的形式，“但毫无疑问的是，它的第一前提是一种合理的表达而不是资本意识的表达，资本意识形态非常确凿地存在着……但它只存在于胃之后，虽然它采取了胃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报这样的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以对西方形式的颠覆充分展示了它的人民性。（胡大平，2002，第217页）

3．现代社会的风险呈现

都市报对于现代性的描述并非总是乐观热情的，它也告知大众，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并试图通过自己的专业活动将这些风险传递给大众。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就伴随着无数的风险，新闻传媒的职责既然是反映客观世界的变动，都市报的作为也就在情理之中。但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因为社会学者的研究说，当今社会的风险与以往大有不同，它是现代性发展至晚期的一个征兆，当前人类已进入了风险社会。都市报对于社会风险的表现，是通俗的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所作所为的一个代表性模式。

贝克对他本人和吉登斯所称的风险社会做了广泛的分析。他指出，风险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人造风险的无所不包性，即冒险的普遍化。人造风险并无分层，人们在特定风险中的暴露程度也不与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或权力等级存在关联。例如，由于食物链已经超越了边界限制，因此由食品生产所带来的风险将每一个人都连接在一起。核战争的威胁和核电站泄漏的危险并不区分社会阶级、种族或不同的大陆。人造风险没有边界，它们的可能性无法计算，它们的结果不可挽回。（乌尔里希·贝克，2004）吉登斯详细描述了现代性具体的风险景象。

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这些事件影响着每一个人（或至少，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如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变化。

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人类知识进入到物质环境。

影响着千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

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变为“确定性”。

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危险已经为广大公众所了解。

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吉登斯，2000，第109—110页）

在这样的风险社会中，新闻传媒所能做的首先是将存在的风险准确地传递给大众。

但在中国新闻传媒长期的实践中，风险一直被认为是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因素，因此关于风险的真相经常被各种社会力量有意识地遮蔽着。更有一种意识形态将暴露风险与批评体制直接联系，因此风险的揭露或是隐瞒，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这种意识形态错误地将现代性产生的风险看作是能够通过局部的措施、少数人的努力，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忽视了风险的全球化和不可预知性，以及克服风险所需要的特殊机制。2003年“非典”在中国乃至全球的肆虐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个事件再次证实了现代性风险的特殊性，也验证了中国新闻传媒在不够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引导下屡次出现的错误。新闻传媒习惯于隐瞒风险而不是揭示风险，甚至对风险的消失抱持盲目乐观的态度。

在如此局面中，都市报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新闻传媒习惯于对现代性风险缄默失语的状态。都市报的新闻报道对于风险有高度的敏感，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风险本身有最大的新闻价值，特别当风险是以发生在市民身边的突发性事件表现出来的时候。正如贝克、吉登斯所言，现代性风险将每个人连接在一起，它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相同的利益关系。风险所包含的新闻价值使得市民有极大的了解欲望和兴趣。风险新闻也能引起强烈的市场反应。风险由及时的、连续性的新闻报道展开，具有曲折反复、不可预知的效果，具有类似文学的强烈戏剧冲突，人们对于其中可能产生的变化以及未知的结果充满好奇心；风险新闻报道充满各种吸引大众的商业因素，比如冲突、流血、死亡、人情等等。都市报对于风险新闻的热情与市场考虑有直接关联，但这也不是批判都市报所作所为的理由，因为风险报道对于生活在现代性中的普通市民确实有巨大的新闻价值，都市报的报道能有力地帮助他们认识风险，应对现实。都市报虽然在一些风险新闻的报道中过度追求刺激和煽情，但鉴于新闻传媒在这个方面的整体表现，都市报的风险报道还是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市场在其中的作用是积极超过消极的。

都市报面对风险采用的另一方式是传达专家意见，从而建立了以专家系统为主导的现代性的普遍信任系统。

吉登斯指出，面对这样的风险社会，人们别无选择地建立起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信任，那就是对系统性的专家的信任和依赖。任何时代的生活都存在风险，因此对于专家的依赖是普遍存在的。但在现代性中，有关信任和抽象系统有独特的因素。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也会就具体问题咨询巫师之类的专家，但很少有专门的技术系统，因此前现代的社会成员大多依据自身的知识，或者是其直系亲属群体的知识，来引导自己的生活。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对于专家的依赖发生了变化。在现代体系中，专家知识的深奥，与其难以言说的神圣性之间少有相关或全然无关，它来源于长期的训练和专业化的结合。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只有为数很少的领域能允许任何人都成为专家，这意味着抽象系统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晦涩的，在这样抽离化机制的场景中，个人将信任极大地建立在抽象的专家体系上。（吉登斯，1998，第32—34页）

都市报建立的专家依赖充分体现了这种现代性特征。树立专家信任系统是当前中国新闻传媒的普遍状况。（张楠，2005，第70页）比如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央视论坛”栏目，就是以专家为主体的新闻评论节目。在这种普遍的状况下，都市报的专家依赖还是有特殊性。一是都市报的专家意见遍及报纸各个部分的内容，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副刊、专版中的生活琐事，给读者的整体感觉是我们的生活需要全方位地依赖专家。都市报中的专家因此是形形色色的，他们可能是经济学家或国际政治专家，更可能是发型师、营养学家、心理咨询师，甚至是所谓的“情感”专家，能调节夫妻、父母和子女、雇员和老板间的人际关系。都市报建立的全面的专家系统传达了确凿无疑的现代性机制，社会生活充满风险，个人的决定是危险而不牢靠的，规避风险的手段主要就是依赖专家。二是都市报中的专家被寄托了无比的信任，从不会受到质疑。都市报简单化的报道方式，弥漫着一种对于专家盲目乐观的信任，专家在都市报各处以无比严肃（证明自己的专业性）以及无比的亲切（证明关怀大众的立场）发表各式各样的意见，全盘接受那些无助的人们的信任。这正体现了现代性初期的特征，社会开始建立以专家为主体的抽象信任系统，以取代前现代的以初级群体为主的信任系统。都市报表现出来的对于专家盲目、乐观的信任，正是都市报乃至中国新闻传媒对于现代性丧失批判性的突出表现。

都市报建立的以专家为主体的抽象信任系统有许多值得考量的问题。一是在中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中，专家的独立性以及动机的纯粹性受到质疑。转型时期的社会，群体利益分化日益明显，许多问题直接与利益相关，而监督和约束机制的缺乏，使得大众传媒上的舆论有很大的空间直接与现实利益相关联。专家的立场和态度显得至关重要。有一些专家以客观公正的面目出现，背后却隐藏着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企图在专业性的幌子下，达到实现小集团以及个人利益的目的。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公众普遍缺乏对于大众传媒的理性认识。他们在逐渐建立起对于大众传媒的使用和依赖性的同时，缺乏应有的判断能力。在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公众媒介素质教育，在我国即使是在城市人口中也处于初始阶段。这就难怪有学者担忧，专家言论的非公共性，加之大众对媒介中专家意见的高度信任，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恶果。（张楠，2005，第70页）都市报在这个矛盾中，承担了一个微妙的角色。一方面，专家的身份和权威性、公正性是由都市报赋予的。在一些严肃传媒中，专家可能是经过较为严格的筛选，而且必须借助其他机制获得身份的确认，比如大学或科研机构等。但在都市报中，专家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来路不详的，许多并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被都市报赋予了专家身份，而且可怕的是这些冒牌专家们不仅就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他们还经常地（也好像更有兴趣）企图指导大众的生活，比如婚姻、恋爱、人际关系、家居布置等各种生活方式问题。另一方面，都市报冒充大众对于专家建立的抽象系统表现了毫不怀疑的信任和不可摆脱的依赖。都市报滥用专家的做法给那些将信将疑的大众一个错觉，现代生活必须全面地依赖专家，依赖那些超出我们日常经验范围的专业知识，否则寸步难行。这不仅全面否定了个人的直接经验对于认知世界的作用，否定了个人独立判断应对世界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而且造成了对专家的盲从和信赖。

但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中的专家系统并不创造稳定的归纳场所；新型的、奇异的情境和事件，是抽象系统的扩展无法避免的后果。在晚期现代性的环境下，因为框定风险的知识环境有着可变性，许多形式下的风险并不能被精确评价。

都市报的风险意识及其表现也呈现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都市报早期以及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市报对于现代性表现出极度乐观的态度。它树立了一种普遍乐观的对于正在展开的现代化进程的憧憬、肯定和颂扬。但在都市报发展到它的巅峰时期，这种现代性乐观论开始掺杂了一丝不安的气氛。这就是都市报所表现的现代性的矛盾。

都市报的环境报道在这个方面是具有代表性的。环境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现代性的一个障碍被认为是环境的限制。在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中，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被认为是无极限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完全脱离实际的妄想。现代性批判的话语中，环境因素的提出以及给予的充分重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都市报的环境话语呈现了异常丰富的内涵，甚至是矛盾和冲突的。

首先从新闻报道看，都市报在早期将环境意识局限在日常生活的范围，因此报道主题多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不乱扔垃圾；节约用纸、用水、用电；植树造林；保护动物，等等。报道中的环境意识因此是微观的，它与市民的生活有直接关联。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都市报在进行这样的环境报道时经常以道德作为标准评判市民的行为，而不是诉诸公民的现代性观念。因此这样的新闻报道虽然也涉及了环境问题，但无论是在报道者的层面，还是在读者的意识中，都缺乏与现代性的直接关联。

但在后期的都市报相关报道中，这样的视角开始变化。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环境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联系，甚至是环境牵扯的权力和利益集团的利益纷争，都逐渐被纳入了都市报环境新闻报道的视野中。都市报以这样的新闻报道建立起了环境与现代性的联系，促使人们反思现代性的负面影响。

都市报环境新闻报道以这样的方式设置议题：第一，确认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重要在于它直接关系到现代化的成败；第二，这些即使是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不是现代性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但肯定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意味着现代性的成功；第三，因此不能因为环境问题质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不能产生对现代性的怀疑，中国的现代化方向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

都市报的表现就是如此复杂。一方面，它已经触及了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社会不可避免的风险危机，以及经济增长的极限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它在揭露风险的表面止步，不再追究在风险的表面之下蕴含着深刻的现代性危机，从而放弃了对于中国当前现代化道路、方向的追问和探究。

与其他类型的报纸相比，都市报这样的议题设置有自己的特征，有利有弊。传统机关报缺乏揭示环境问题的力度，因为必须遵循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原则，对于严重的、可能涉及体制、导致公众对中国的现代化方向产生怀疑的环境问题，基本采取回避态度。但在一些常态性的报道中，传统机关报能以较为严谨、理性的态度反思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以及与现代性的关联，甚至以专家言论发出反思现代性的呼吁。精英报纸如《南方周末》则以揭露性的批评报道给予中国的环境问题以最深刻的揭示，并经常从体制层面以及利益争夺的角度设置议题，但也正是因为它这样的“深刻性”，导致了它的影响力比较多地局限在精英层面。对那些普通市民来说，都市报的环境报道是亲切并易于理解的，因为它在日常生活层面与市民发生每日的联系。但都市报放弃质疑的盲目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误导公众对于现代性的认知和理解，在现实的层面，就是放弃对于中国当前现代化方向、路径、手段的考量和追问。

4．建构市民的自我认同

在一般意义上，自我认同存在于任何社会的个体需求中，因此自我认同被设置为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重大主题。在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视角中，自我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决定了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基础，也构成了个人与社会、群体的联系。自我认同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是：我是谁？这样的追问是个体发展的重要内容，会伴随人的一生。“我是谁”的问题，涉及人对自我的认知，这种认知包含了自我与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个体通过对自我的确认，采取生活中的行动。“当自我能够把与自己发生互动的他人的意向整合进一套一般性的行为标准，当自我扮演一般化他人的角色的时候，自我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自我和社会不再被看作分离的，个体成为自己对周边社会的思考。自我觉得自身是群体的一部分，并且知道处于那种情境中的人们应该如何行动，实际又如何行动。”（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研究者认为，自我认同是自我判断，但绝不可能脱离外界而建构起来。个体形成自我认同的方式有四种：一是社会学习，人们接受社会环境提供的线索；二是反射自我，即库利所说的“镜中自我”，人们通过了解他人（参考群体）对自己的期待和评价来获取线索；三是类推，当参考群体意见分歧时，人们创造出一个理想的模式来获取线索；四是自我反省，人们通过理性分析和智慧判断来获取线索。（D．K．Davis＆S．J．Baran，1993，第155页）自我认同的建构依赖于个体与外界的连接。

一些学者认为，自我认同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因为它是一个标准的现代问题。因为在前现代社会，不存在现代的对于个体性的强调。自我认同源于西方的个体主义。这种现代的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潜能和品格，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这样的观念在前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中世纪的欧洲，与认同相关的世系、性别、社会地位和其他特质总是相对固定的。认同的转变必须经由生命的种种阶段才能完成，而且受到制度化的过程所主宰，在其中，个体的角色是相对被动的。（Baumeister，1986）涂尔干也表达过相似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个体”并不存在于传统文化中，而个体也不被赞赏。只有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或者更具体地说，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分化，分离的个体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涂尔干，1984）

但吉登斯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自我认同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作为现代性的独具特征，“个体性”的存在才是至关重要的；“自我”更不是现代性的独特产物，因为在所有的文化中，“个体性”肯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赞赏。但吉登斯也不全盘否认涂尔干们思想的价值，现代社会的自我认同的确与前现代社会的不同，关键在于，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关联方式产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关节点上，吉登斯阐发了他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思想。

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这样的自我认同问题，被吉登斯认为，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场景中的每个人，都是核心问题，因为在任何水平上，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通过日常的社会行为，它们都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特殊关联在于，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个体的自我认同建构方式产生了变化。个人生活最私人的一面直接与广阔的社会生活产生联系，由于高度现代性所导入的时空分延的层次十分广阔，以至于“自我”和“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在全球性的背景下交互连接了。（吉登斯，1998，第35页）现代性导致了自我认同必须更多地依赖非直接经验建构起来。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在吉登斯的理论中，抽象系统是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主要来源，大众传媒无论是作为媒介或是表征都是与抽象系统紧密关联的。

另一涉及现代性自我认同主题的重要理论，是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起源和散播的研究。他揭示了“想象的共同体”背后的力量，大众传媒——主要是报纸被认为是促成民族共同体的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在积极的意义上促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半偶然的，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安德森，2003，第51页）据费斯克对文化所做的分类，民族意识位于中观层面，（费斯克，2001）因此也是构成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在现代性中以介入民族想象的方式建构了个体的自我认同。

大众传媒与现代性中的自我认同大致是以这样的方式建立关联的。对现代人来说，大众传媒存在于抽象系统中，构成了“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的作用超过了诸如家庭、学校、工作团体等传统社会中主要的中介机构。大众传媒创造的“拟态环境”将大众环绕其中，人们已无可逃遁。大众传播学的理论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对于受众有建构自我认同的作用，（李良荣，2001，第123页）也是将大众传媒作为区别于具体情境的抽象系统为基础的。

其次，大众传媒在这方面的作用更有社会现实层面的内涵。自我认同的重要作用在于确定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位置”就宏观而言，即是所属的社会阶层。大众传媒与社会分层有密切关系，本身既是分层的结果——不同阶层的人接触不同的传媒；又是分层的工具——使用不同传媒的人分属不同的阶层。大众传媒对于现代人自我认同的影响最直接地反映在媒介分层所折射的社会分层中。

因此大众传媒与受众自我认同的关系大致是：大众传媒为受众自我认同的形成与调整提供线索；大众传媒通过确定受众的身份——所属社会层次为其自我认同提供实质性内涵；人们依据自我认同接触、使用不同的传媒。

都市报对于当前中国大众个体的自我认同，可以以这样的一般性理论考察，但更要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特殊背景所引发的特殊性。

所谓社会的特殊背景，是指都市报所处的转型社会。都市报与市民都是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城市是两者共同生存的土壤。但都市报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城市里的报纸，也不能将市民仅仅理解为城市里的居民。他们共生的条件是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民主社会，城市是现代性发生和成长的空间。中国社会正在实施的转型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变革的核心之一是人的现代化。所谓市民，即是有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意识的公民。现代社会的核心是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中国大众正在经历的除却制度变迁，还有观念革命。什么是适应当下中国社会变革的现代性意识呢？

“经济变革中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要求培育出有现代市场意识，重视开拓、效率和价值实现的人文精神；政治变革中从权威结构、家族型管理向民主化社会、科学化管理的转换，要求培育具有现代法制意识和平等观念的人文精神；社区结构转型中城市化以及城乡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将消除长期遗留下的城乡二元人格界限，要求塑造新一代开放型、平民型、公民性的人文精神；社会结构转型中各种职业阶层的分化和细化，助长了现代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多元途径，也便要求培育现代人与之相应的互相尊重、相互协作的新人文精神。”（叶南客，1998，第134页）

这就是都市报身处的大众自我认同变迁的特殊情形。

一般而言，自我认同的建构，是青少年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而自我认同绝不可能处于完全静止状态，自我认同的不断调整，往往贯穿人的一生。在现阶段的中国，自我认同的建构与调整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含义。社会分层的加剧，传统价值观崩裂，“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陆学艺，2002，第4页）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个人存在和个体价值被社会以多种方式凸现出来，大众以往建构的适应前现代社会的自我认同逐渐失去了有效性，因此当下中国大众的“我是谁”问题，包含了丰富的现代性内涵，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具有尖锐性和急迫感。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都市报承担起了建构大众自我认同的重任。

呈现典型的生活方式样板，是都市报建构市民自我认同的最重要方式。

都市报呈现社会的切入点是市民的日常生活与客观世界的联系，都市报注重的是个人实用信息和娱乐消遣功能，生活方式描述是都市报的着力点。生活方式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无足轻重的个人琐事，它蕴含了市民的人生观、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而这些内容建构市民自我认同的核心。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对于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作用渐渐地凸现出来。“在工业社会中，身份与生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身份源于职业或专业。在后工业社会中，随着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的大量增加，经济与政治机构的价值与文化机构的价值有了脱节。（Bell，1976）结果，身份越来越建立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基础上。作为与符号编码认同的标志，有形的客体变得更为重要。有形的客体之所以显得比社会地位更重要，是因为人口中的很多人都享有社会地位，在这些人当中，存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与符号选择。”（戴安娜·克兰，2001，第38页）

这一论断的语境是西方发达国家，挪用至中国，可以考虑的两个因素是：其一，都市报的繁荣之地多为中国比较发达的城市；二是较发达城市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显现后工业社会人群的一些特征，虽然是片断的、零散的，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出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表现出“后物质主义”的特征。他们在物质上已获得了基本满足，因而在现实中的表现超越了对物质的索取和渴望。“物质主义”的价值目标即对经济和安全的追求，对他们而言不再重要，“对自由、自我的表达，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其主要价值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文化上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型是，由老年本位文化向青年文化转型。老年本位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青年文化则是一种身体型文化；青年文化是一种个体文化，重视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自我独立……”（杨雄，2002）而都市报的阅读主体主要是城市里的年轻人。

在市民建构现代性中的自我认同时，都市报提供的线索是对生活方式的描述。这里暗含了一个假设：一种生活方式对应于一种社会身份，包含了一种自我概念，归属于一种社会阶层。以都市报中的“白领”报纸为例，它建立的模式可以填充这样的内容。一种生活方式（从事热门职业，开私车，穿名牌，热衷于各种流行的休闲活动），标明了一种社会身份（白领或社会精英），确立了一种自我意识（我是这样的人拥有这样的价值观念），被归为一种社会阶层（中产阶级）。虽然在很多情形下，都市报对生活方式的描述仅仅停留在表面，但这并不排除其中传达了相应的价值观念，在许多情形中甚至是都市报操作者的刻意所为。比如对所谓“白领”生活方式的描述，就可能暗含了这样的价值观念：“个人价值是最重要的”，“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占有物质（金钱）的多少”，“开放、民主、独立是现代人的良好品格”等等。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这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的结果。都市报呈现的主流文化是市民文化，但在其中又有多种亚文化形态。在市民文化整体性特征之外，都市报通过描述形态各异的生活方式，提供给市民具有差异化的生活理念，以确立更具个性特征的自我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性不同，现代文化强调个性的张扬。都市报以“个性化”为标榜，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市民建构自我认同时，充分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不同，并确认这正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但实际上表面差异的背后是实质的趋同。因此都市报在两个面向上促成了市民自我认同的形成：其一是个性化，其二是社会认同，在西美尔看来，这种差异和趋同的悖论，正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西美尔，2001）这两者形成有机的关系，强调个性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同；而获得社会认同又意味着取消了个性。在表面上，都市报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性，尽可能多地呈现各种生活方式，以便为市民的自我认同提供多重线索，但其本质，不过是它所设定的现代性的同义反复。

都市报在提供各种类型的生活方式样板时，为它们设定了一个共同的前提：传统生活方式因为社会的变革已经不适应应该被淘汰；各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尽管有很大差异，但都因为属于现代化的范畴而被认可，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裹挟形形色色的价值观，被统摄在一个大的框架内，那就是无可置疑的当下的中国现代性。都市报以这种方式为市民建构自我认同提供了线索，同时也形成了威胁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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