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是儒家传统的“政治—历史”哲学，它作为儒家传统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像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一样，对于现代社会仍有其新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首先，公羊学的“大一统”与“三世说”，事实上，仍然潜在地影响着、作用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大一统”政治思想，仍是今天我们所必须拥护和强调的，当然，这自有其崭新的时代内涵；“三世说”的历史观念，它始终坚信人类历史将朝着合乎道德和理性的方向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它又主张不断地进行自我变革，自我完善。这对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开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仍是一份可供参考、借鉴的思想资源。
其次，从公羊学的学风特点而言，历代大多数公羊学家都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关注天下大事，这就使他们力反那种学究式的烦琐考证，而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这种学风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尤为值得继承和发扬。实际上，今天那些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正在身体力行吗？
再次，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世界背景下，如果肯定《春秋》所讲的“天下”即是先哲当时所理解的“世界”，那么，一部《春秋》经典、一份《春秋》公羊学的思想资源，它所蕴含、所阐发的关于兴衰存亡的“微言大义”，对于我们今天考察、把握中国与世界局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无疑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启发性！总之，《春秋》公羊学并非远离现实、脱离实践、静止僵化的学术理论，而是强烈关注、参与社会政治和历史发展，它始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凝聚、蕴含更为深刻的智慧和更为坚定的信念。只要历史之河长流，《春秋》之“经”就不会枯萎！
总而言之，《春秋》公羊学作为一份独特而宝贵的思想资源，是由历代公羊学者不断地对《春秋》、《公羊传》进行阐释而形成的。那么，现代学者完全可以结合所处的时代环境，对它作出更新的阐释。例如，关于“大一统”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内涵，前辈时贤就已作了很有意义的阐释。不过，对于某些公羊学家的思想分析，则不免仍有局限。以康有为及其《大同书》为例，杨向奎先生认为：“《大同书》虽然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成份，但他描绘的大同世界却是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实在分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16]笔者不同意杨先生的看法。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所描绘的，就是他所认为的未来的理想社会。他实在用不着分辨它姓“资”还是姓“社”。本质上，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立义树说，皆吾事权。”[17]这是康有为思想方法的特色。如能紧紧把握这一点，那么，在认识和评价康有为思想性质时，就可能少带一点主观成见，摆脱一些无形的教条约束。这一点，又岂止适于康有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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