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中“资本”的反思

对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中“资本”的反思
——兼论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The Reflection on the“Capital”in Modernity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李祥永

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现代性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它们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84]这三种类别的现代性既在各个层面发挥着各自作用，又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三种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核心因素。对这三种要素的清醒认识是确定我们现代性建构方向的根本问题，对认清社会矛盾根源，缓解社会冲突，消解社会对立和贫富差距，实现人人都能全面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社会，意义深远。

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现实性和超越性：对资本的发展、限制和超越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是由资本的逻辑所决定的，“现代性逻辑所反映的深刻内容和所内含的深层动因，正是资本运作的逻辑、商品生产和消费的逻辑”。^[85]根据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资本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也构成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对资本的分析成为马克思现代性理论诊断的核心。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认为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6]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由这种性质带来的人与物、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的颠倒。他认为，物的逻辑不仅统治着人的活动，也统治着社会的运行，造成了人和社会对物的逻辑、技术的逻辑、商品的逻辑的极大依赖性，造成了劳动的异化，现代性转化为妨碍社会健康和谐、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和消极力量。而只有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使现代性建立在真正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上，才能真正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实践探索，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了改革开放，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得到了充分发展，并给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而中国的现代性决不可能复制西方的现代性，而是既有西方现代性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性。中国的现代性仍是初级阶段的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是一种“全球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是一种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现代性理论为指导的“新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为充分发展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同时控制资本的负面影响，走出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二、中国现代性建构必须解决的问题：资本逻辑导致的社会矛盾和人的危机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进行特色现代性的建构，发展以资本为核心要素的现代性时，资本运行的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因素和西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国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和人的自身危机加深。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驱使少数资本的所有者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残酷剥削、压榨劳动者，导致“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马克思语）的出现。改革开放30年，我国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充分发挥和利用了资本的作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资本运行逻辑所产生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其中较为突出的事件是2007年6月被媒体揭露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它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露的“资本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的残暴现象。频频见诸报端的煤矿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无不暴露出有些私营业主对生命的漠视和践踏。这种可恶的贪欲采用种种暴力手段，不惜违法犯罪，戕害人命。

除了这些极端的个案之外，普遍存在于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的现象是工人的生存处境堪忧。根据《半月谈》对“珠三角”、浙东南、“闽三角”、“长三角”等地的非公企业和民工的调查。民工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他们做工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已达到他们的承受极限。在浙江义乌、永康和广东深圳、东莞等外来民工集中的地区，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0小时以上的企业比比皆是，有的甚至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高强度的工作得到的却是屡遭拖欠的微薄工资。不但如此，一些地方甚至存在“包身工”现象，实行封闭式管理，工人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职工被训斥、辱骂是常事，挨揍也不罕见，上班是流水线作业，停下来喝口水、上厕所也不行，除非工头特批。^[87]

这些私营企业主为了赚取利润，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机可乘，有空子可钻，都会想方设法规避法律、规避政策的约束，降低生产成本。资本的这种“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明显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违背，与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标相违背。我们必须加强法制、法规建设，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加大对资本的控制和监管力度，努力培养企业精英的新型人格，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建设公平与正义的和谐社会。

二是资本运行逻辑所产生的“物化”问题导致部分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混乱、信仰迷失，甚至造成意义世界的失落。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这就使当下的中国面临着三个现实背景：现代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88]现代性使传统失去了效力，“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社会主义使我们处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局面，国内外敌对势力不会放松与我们的意识形态之争；而与市场经济有着内在联系的则是消费主义，实际上它是马克思早已揭示的由对物的依赖性所导致的人的“物化”问题，它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

资本剩余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流通领域，最终依靠消费者的消费得以实现，消费者的欲望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资本千方百计地把消费者的欲望、需要和情感变成自己作用、控制和操纵的对象。《消费社会》的作者博德里亚认为消费构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他说：“消费主义的人把享受当作一种义务；他把自己看作一项享受和满足的事业。”^[89]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悄然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当中，被许多人所接受、甚至奉为行为的准则和理想的价值观念。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我是谁”的问题主要通过他的消费来回答，他的地位和价值不是看他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吃什么，穿什么，甚至“扔”什么。

在这样的社会，物质的丰盛和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感，被激发出的人的无限物欲只能造成人的精神空虚。我们先富的一部分人显示自己的阔气，显示自己的价值却不乏依靠名牌服装、豪华汽车、豪华别墅，到国外赌场一掷千金者。而他们对被称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却相对吝啬得多。据统计，我国有1 000万家企业，而参与慈善事业的不足10万家，也就是说有超过99％的企业家没有参与慈善事业。^[90]“我是谁”这一问题在他们脑子里就是只有钱、只有“物”才能回答。对他们而言，“我消费我存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要占有和消费尽可能多、尽可能高档次的物品。在这些暴发户眼里现代人成功的标志就是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力的增加，所消费的物品和所享受的商业性服务档次的提高，“人的价值求证于物的价值，物的价值确证和彰显着人的价值。然而在消费主义的意义之网中，人们对物质的需要趋于无限，完全不能领会内在精神超越的价值，它使人附属于商品和市场，成为‘消费动物’、‘经济人’。对周围的一切，除了关心‘它对我有什么用’之外，人们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了”。^[91]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极易造成人们的精神匮乏，也必然会带来社会危机。博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彻底异化的社会，消费逻辑不仅支配着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致个体的幻想和冲动。^[92]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以消费带动、激发GDP的发展模式助长了消费主义的滋生，对此所造成的部分人的价值观念混乱，意义世界的丧失，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都必须引起警惕。

三、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最终目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上文中所出现的问题在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是难以避免、无法逾越的阶段。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控制和解决又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最终目标。

这一目标和发展战略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存在问题的反思。因为中国目前的现代性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现代性，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包含物质消费的各项指标，还有精神生活、文化消费和人均寿命等各项人文指标，要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小康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有这些发展目标都是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指向，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跨越式转变的急剧变革期。从人的发展形态的角度看，对人的依赖形态、对物的依赖形态及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趋向并存，处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主导下的对物的依赖的独特阶段。^[93]在这个阶段，由于我们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对物的依赖仍然存在，但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要摆脱“物”对“人”的支配和控制。“受物的支配”、“物统治人”，虽说一定程度上存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无论在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及发展中，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不允许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不允许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寻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我们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是朝着人的全面发展方向的历史性迈进。^[94]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既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趋向。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