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与制度安排方面,民营经济彻底摆脱了所谓“资本主义尾巴”的处境,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起步,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与国有经济平等竞争”、“毫不动摇地鼓励发展”的地位。在民营企业家队伍的结构变迁与民营资本力量的实际发展进程方面,民营企业家队伍出现了由作为社会边缘力量转向社会主体力量的结构性变化。民营企业家由起初的体制外非政治化、非组织化的游散力量最终变成了一股不断发展壮大并积极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民营资本力量也由体制外自我积累性增长变量成为能够打通体制内外、调动国家与社会存量资本的重要变量。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获得强劲的发展。民营经济在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就业渠道、推进国企改革、拉动消费需求、增加财政税收、改变地方面貌、提高人民收入等方面,作用独特,优势明显。
虽然民营企业成长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民营企业在内外部环境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抑制发展的因素。从外部环境看,其一,市场机制不够规范,透明度不够,竞争不平等,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和官商勾结现象没有清除。资源要素价格并没有放开,资源要素市场也没有形成。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制度、政策和其他市场主体的严重制约。“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为民间资本提供了空间,但明显地表现出对外国企业的更大偏好”;“在改革早期,民营部门的作用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但这个政策的根本变化没有维持下去。国有企业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着重要角色,并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有和控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狭义的民营企业发展。”[73]这种情况“形成了财富的逆向转移,即财富从老百姓向政府转移;从一般生产部门向垄断部门转移;从中国向国外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到现在还在继续”。[74]人力资源体制不灵活,阻碍人才流动。社会保障不健全,劳资矛盾加剧。
其二,行业准入禁区多、门槛高,前置审查审批繁杂,许可证过滥。赋税不公平。“政府在积极支持民营部门方面不那么主动,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政策上,如公司进入新行业所必需的投资许可程序以及提供财政支持。我们的研究显示自1978年改革以来,对投资和融资的歧视还没有显著减少。实际上,我们的一些测量显示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些政策限制在90年代剧增。”[75]
其三,商业秘密和商业利益缺乏保障。知识产权问题严重威胁民营企业。许多法律法规还存在对民营企业的歧视。
其四,融资渠道不畅,资金问题困扰企业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内民营企业的歧视在金融政策上一直持续着。虽然国内民营企业比外资企业创造出多得多的就业机会,但对外资企业的银行贷款是对国内民营企业的银行贷款的2倍(2002年)至10倍(1994年)。[76]
从内部环境看,其一,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粗放,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决策随意化,抗风险能力弱。
其二,民营企业的经营素质、人才、研发、信息等方面的条件还有待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型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奇缺,从业人员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企业家素质有待提高。技术积累和开发能力薄弱。设备科技含量低,技术改造相对滞后。
其三,总体上,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与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还处于低端。大多属于初级产品、贸易加工与资源能源高耗型企业,而且“小富即安”思想比较普遍,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精神动力。
其四,民营企业资金不足。涉足的行业还很有限,在一些行业的投资比重偏低。2008年,私人控股投资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中只占13.6%,教育业只占12.2%,文化体育业只占7.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只占7.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只占7.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只占6.6%,银行业只占4.3%。[77]民营企业除了存在严重抑制发展的因素外,还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第一,由于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粗放型增长的老路难以继续。政府对过去与粗放型增长和出口导向相配套的政策调整,将使民营企业经营条件有所收紧。第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工资成本呈上升趋势,今后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等方式来提高竞争力。第三,随着众多民营企业的诞生与发展,国内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伴随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不断进入,民营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国际化竞争。同时,我国仍处于重化工业阶段,传统产业领域中大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不断强化,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78]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民营经济的大政方针。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大势所趋。要推进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其一,在思想观念上,要在全社会破除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发展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的恐惧心理,树立发展民营经济的健康心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互相促进的新格局。”[79]只要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民营经济就应该大胆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只是社会化大生产在生产方式方面瓜熟蒂落的产物,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当人们谈到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说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况且他们的“公有制”实际上指的是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社会所有制”,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扬弃私有制”,不是“否定私有制”。股份制就是资本社会化的主要实现形式。[80]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实现共同富裕。而追求国有比重的不断提高,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证政权的巩固。[81]因此,不宜把民营经济一概称为“私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除“个体经济”与个人所有的“私营经济”外,其他民营经济形式其实都属于产权具体明确的社会资本形式——“公众所有制”经济,这是一种“社会所有制”经济或“新公有制”经济。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营企业,只要规模扩大了,向公众持股的企业形式的演变就是不可阻挡的趋势。[82]另外,民营企业家还要克服“小富即安”的思想,不断进取,发展壮大。
其二,政府要重塑新型政企关系,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新型政企关系下的政府责任是,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需要,减少对创新力量的抑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同样,私营企业还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问题当中去。[83]政府要鼓励、推动、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消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因素,进一步落实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允许民营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如金融服务、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等)。积极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国有经济改革。坚持平等保护物权,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完善金融、税收、信用担保、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政策,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互相促进的新格局。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国有企业要切实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政府权力要切实退出微观经济管理领域,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高效的服务与监管职能。健全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的法律制度,加强立法,清除有碍民企发展的法规。严格执法,对向民企敲诈勒索、乱收费、乱罚款、强买强卖及破坏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的行为及时予以处罚。给予民营企业发展以有效的制度、技术、信息、金融等方面的支持。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有效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要建立健全针对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等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的融资政策。尝试以开发区或产业链为主体,引导民营中小企业建立企业联盟,使加盟企业能够以集体的力量获得更多的贷款支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财税支持,逐步扩大财政预算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项目孵化和扩大就业。[84]加强和改进对民营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对于民营中小企业,分类予以鼓励、指导、扶持。对于技术创新型与商业模式创新型企业,要鼓励创新,以更多地发挥其商业价值。鼓励中国的创投、私募基金等投资者发展,有必要以创业板等方式为投资者提供退出及获得回报的平台,鼓励多种方式帮助创业企业和投资者交流;对于大多数服务型企业,要重视其社会意义,据此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如抵税,融资贴息补息、研发和人力资源补贴及支持,限制大企业的不正当交易行为等,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素质,获得周转资金支持,防止大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85]通过政策和经济的杠杆,引导那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管理水平高的企业率先发展高科技产业。
其三,民营企业要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企业的产权结构,逐渐减少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影响,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执行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管理革命。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构建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真正做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激励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学会发挥企业自治组织,如同业公会和商会的作用。切实保障职工权益,明确工会的职能定位和作用。加强社会责任,与“官商”划清界限。要想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率,就要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发展核心竞争力。树立国际化经营与竞争的意识。制定科学的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制定适合于自身特点的经营战略,使全体员工明确企业发展的方向,形成合力。
【注释】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小康社会研究课题组:《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发展三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小康社会研究课题组:《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发展三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小康社会研究课题组:《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发展三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小康社会研究课题组:《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发展三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6]张宇、卢荻:《当代中国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98页。
[7]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合编:《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306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1987年2月20日。
[9]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合编:《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308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1992年2月28日。
[11]《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
[12]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合编:《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
[13]李晓西:《中国经济改革30年:市场化进程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14]陆立军、王祖强:《浙江模式——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91页。
[15]《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库。
[16]《中国统计年鉴(2009)》,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库。
[17]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合编:《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
[18]《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2月25日。
[19]朱维群:“创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制环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页。
[21]李晓西:《中国经济改革30年:市场化进程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157页。
[22]陈小洪:“扶持中小企业应注意针对性”,《中国经济报告》,2009年第9期。
[23]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193页。
[24]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页。
[25](日)关志雄:“中国经济革命的终曲——面对资本主义的考验”,《经济产业杂志》,2005年11月号。
[26]董辅礽:“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经济导刊》,2002年第2期。
[27]厉以宁:“论新公有制企业”,《厉以宁经济评论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28]胡德平:“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http://cabc.org.cn。
[29]吴江:“民营经济也可培育社会主义因素”,《北京日报》,2002年9月23日。
[30]魏和平:“问题富豪不断落马引发民营企业家原罪大讨论”,《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28日。
[31]许青安:“民营企业有‘原罪’吗”,http://www.boraid.com。
[32]“民营企业何来‘原罪’之说”,http://www.dtsme.gov.cn.2006-11-12。
[33]张立栋:“民企‘原罪’问题能被赎买吗”,《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11月14日。
[34]王德禄:“‘原罪’论是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歧视”,《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2月6日。
[35]“全国工商联专家:私营企业有‘原罪’也有‘原功’”,《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3月29日。
[36]刘云才:“民营企业如何摆脱‘原罪’论困扰”,http://info.feno.cn. 2007-11-14。
[37]孔志国:“民营企业家‘原罪’之惑”,http://www.ycwb.com. 2006-11-03。
[38]厉以宁:“‘原罪’一词对民营企业不恰当”,《北京日报》,2007年4月9日。
[39]吴敬琏:“分清仇富和仇腐 民营企业原罪论不合适”,《新闻晨报》,2004年6月14日。
[40]笑蜀:“中国式资本原罪的真相”,《每日经济新闻》,2006年11月10日。
[41]汪洋:“最大程度宽容民企初期的‘不规范’”,《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2月19日。
[42]“民营企业老总发公开信建议区分民企原罪”,《深圳晚报》,2006年12月22日。
[43]“全国工商联专家:私营企业有‘原罪’也有‘原功’”,《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3月29日。
[44]王仲礼:“民营企业‘原罪’不可赦免”,http://www.chinavalue.net. 2006-12-20。
[45]苏文洋:“考量赦免原罪的具体操作”,《北京晚报》,2007年1月8日。
[46]邓聿文:“谁制造了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12期。
[47]“‘原罪’到底是什么”,《东方早报》,2007年3月29日。
[48]宗寒:“评‘以民营经济为本’”,《中华魂》,2007年第5期。
[49]刘吉:“社会主义的私有企业不可以剥削”,http://finance.sina.com.cn.2005-12-03。
[50]“发展民营经济:解开‘剥削’疙瘩”,http://www.southcn.com. 2003-01-16。
[51]赵子祥:“正确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http://www.pkuxj.org. 2007-11-23。
[52]“怎样看待民营企业家”,http://www.hyzc.net. 2006-10-4。
[53]单东:“论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杭州日报》,2007年5月25日。
[54]王健林:“民营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天府早报》,2008年3月10日。
[55]孙钦艳:“民营企业要扛起社会责任的大旗”,《中国民营经济周刊》,2008年3月19日。
[56]吴敬琏:“抵制腐败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社会责任”,http://news.sohu.com.2006-11-18。
[57]单东:“论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杭州日报》,2007年5月25日。
[58]朱维群:“创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制环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341页。
[59]王佳航:“民营企业成为资本市场新亮点”,《市场报》,2002年9月10日。
[60]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组:“是什么撑起了强势国企”,《社会科学
报》,2011年4月21日第2版。
[61]“民企发展——钟朋荣谈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上),http://www.chinafm.org.2007-02-09。
[62]张维迎:“批评民企‘一股独大’为时过早”,《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7月15日。
[63]“吴敬琏纵论民营经济 民企发展要有新思路”,《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4月17日。
[64]赵明:“民营企业不必急于走出家族制”,《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23日。
[65]“民企发展——钟朋荣谈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上),http://www.chinafm.org.2007-02-09。
[66]赵志疆:“民营企业为何‘活不长’”,《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1月7日。
[67]吴敬琏:“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面临五大难题”,http://www.mie168.com. 2002-10-23。
[68]钟朋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不应盲目求大”,http://business.sohu.com. 2003-06-23。
[69]“吴敬琏指点民营经济 成本过高是致命伤”,《深圳商报》,2002年9月9日。
[70]“董辅礽访谈:民营企业能否在竞争中胜出”,《市场报》,2002年8月5日。
[71]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组:“是什么撑起了强势国企”,《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1日第2版。
[72]秦晓:“长远看,政府不需要经营国企”,《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1日第2版。
[73](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74]张曙光:“‘国企强了,百姓难了’不是件好事”,《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1日第2版。
[75](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
[76](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77]朱维群:“创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制环境”,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0页。
[78]唐宇文、蒋菁:“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发展思考”,《湖湘论坛》,2010年第1期。
[79]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80]于光远:《于光远经济学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0、653、654页。
[81]吴敬琏:《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82]厉以宁:《厉以宁经济评论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83]罗伯特·赖克:“政府监管企业的新模式”,《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原载美国《哈佛商业评论》,2009年7/8月号。
[84]唐宇文、蒋菁:“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发展思考”,《湖湘论坛》,2010年第1期。
[85]陈小洪:“扶持中小企业应注意针对性”,《中国经济报告》,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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