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

胡　潇

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和何萍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以下简称《历史与反思》)一书于2007年出版后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该书列为迎接党的十七大重点图书、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念建党85周年重点图书；该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图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结项时被评为优秀等级，专家认为该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中华读书报》、《学习时报》、《中国图书商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期刊也发表了书评，对该书充分肯定。我阅读该书后认为该书最有特色、最富有启发意义的地方，是贯穿全书的方法论原则，该书的诸多创新点都是由此而来的。该书的方法论原则有三:一是实践唯物论的方法论原则；二是从事实中探寻逻辑的原则；三是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和世界化于一体的原则。本文将分别对三者加以评论，以此阐发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些思考。

一、实践唯物论的方法论原则

实践唯物论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坚持以实践为出发点，以人类历史为前提来解释观念的研究方法。

这一研究方法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确立。在《神圣家族》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反复强调，哲学的研究应该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他所说的现实的前提，就是“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是“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⁶²⁾。马克思坚持用这一观点去审视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观点的现实根源，强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⁶³⁾。他揭示了社会的现实生活、实际需要是形成各种思想理论的前提，因而也是分析、理解和评论这些思想理论的前提；他要求从思想者所处的现实生活条件、文化背景及其实践活动中考察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寻绎各种学说的根源。

马克思的这一方法论原则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然而，由于受到近年来理论研究中重理论轻实践、重逻辑轻历史的倾向的影响，一些学者未能很好地贯彻这一原则，不是从具体历史条件和实践过程出发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人物思想，而是从某种观念出发，或者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搬到中国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实践中的应用。前者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合法性，后者否认了中国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涉及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前提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都没有办法研究。《历史与反思》在《总论编》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开宗明义地指出:“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没有可能性和有没有必要性两大问题。这两大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⁶⁴⁾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之合法性的最终考问，无非是从实际生活与社会变迁的客观需要出发，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社会文化必然性，从实际生活对其提出的必要性及其形成的现实可能性的结合上去论定“中国化”的现实根据与思想前提。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始终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方法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的结合点上去寻求问题的答案。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起因时，作者指出:“当时，中国和俄国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从农业文明国家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国家的问题，于是，变革生产方式，更新传统文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就成为东方落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共同任务。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实践的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了解和传播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上，在对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思考上，选择了列宁的哲学传统。”⁽⁶⁵⁾“马克思主义当年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正是时代的选择、国情的需要。”⁽⁶⁶⁾基于这一分析，作者从根源上揭示了这一命题得以形成和确认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理论根据:“我们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发展，创造出自己的哲学形态，是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需要的结果。”⁽⁶⁷⁾

由于作者坚持从实践唯物论的视界去澄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必然、何以必要、何以可能的问题，使所有论题的辨析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合理前提，从而能够克服主观主义的理论争讼，能够超越中国化过程中个别人物、个别时期、个别问题的认知差异，求得对基本论题的统一认识和合理说明。这个理解前提的确认和解释，也为今天研究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正确的方法。作者明确指出:“只有‘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才能不断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⁶⁸⁾惟其如此，才能推动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文化和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实现。

二、从事实中探寻逻辑的原则

马克思对黑格尔在唯心论基础上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作了辩证唯物论的吸取与发挥。他指出:“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⁶⁹⁾他反对黑格尔把人类理智历史发展的事实变为思辨理式的逻辑演绎，用“逻辑的形而上学规定”取代历史事实本身的内容及其规律，进而深刻揭露了黑格尔在研究和叙述人类精神现象时的客观唯心主义的隐秘:其中“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⁷⁰⁾。马克思在自己对人类思想成就诸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中自觉地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范式，认为这些研究“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⁷¹⁾。

《历史与反思》的作者深谙马克思上述关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辩证唯物论法则，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叙述中注意深入事实的逻辑之中，自觉遵循社会历史和思想生成流变本身的内在联系，在事实逻辑的揭示中厘析和阐释逻辑事实。他们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当作中国现代哲学史去思考、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紧密相关的问题，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在方法上，就不应该运用逻辑主义的方法，而应该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强调历史主义的方法不是不讲逻辑，而是强调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基础应该是历史，而不是逻辑”⁽⁷²⁾。作者认为，科学地进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和规律问题的研究……除了从实际材料出发总结经验，别无他途”⁽⁷³⁾。同时，认为对思想史实的梳理，对认知经验的总结，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因为“任何经验总是一定具体条件下的经验。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即语境)，经验便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也无法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普适性的认识”⁽⁷⁴⁾。这些原则性的研究和叙述方法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思想反映和理论概括，最终则是社会变迁、实践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现实要求的哲学解释和理性凝练。哲学的学理逻辑，演绎的是思想发展史，进而社会变迁史、实践递进史的内在规律与要求。作者从历史发展的事实逻辑中寻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事实，具体地贯彻在“中国化”思想历程和理论成就的深刻叙述中。

首先，作者根据大量的史实批驳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的论点。针对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的翻版的说法，作者指出，早在1938年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的二十年中，中国先进分子就从各种渠道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著作，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1918年至1920年李达翻译的考茨基、郭泰、高畠素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李大钊集中介绍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团体中对《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的翻译与传播；同期毛泽东对陈望道译出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所著《阶级斗争》等原著的阅读及与陈独秀、蔡和森的政治与哲学思想的交流和商讨；1921年成立的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对马列原著的直接传播；1923年至1926年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社会哲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论》、《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等著作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和在中国社会文化批判中的运用；1929年至1930年李达再次译出的来自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4种著作，以及李达本人1926年用文言文写的再版14次、广为流传的《现代社会学》；1935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这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1937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1936年艾思奇出版的《大众哲学》；等等，都与斯大林的哲学无关，从而有理有据地证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独立的创造性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创造、彼此涵化的成果。这就不仅明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源泉和逻辑起点，而且为后来毛泽东对苏联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提供了原生态的理据，进而为确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置。这对于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学术支持。

其次，该书以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的阐发为轴心，梳理几个阶段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成果，揭示了隐在其中的逻辑轨迹。在论述毛泽东的《实践论》时，该书指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由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向，固然是他本人的独立思考所得，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理解，但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即可发现这一转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走向，是这一历史走向的合乎逻辑的思想成果。”⁽⁷⁵⁾该书把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的思想作为毛泽东哲学的中国性格形成中历史的和逻辑的环节加以论述，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陈独秀是从唯物史观的意义上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先译介过来的主要也是唯物史观的著作。这与当时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要求相关，特别是与人们理解俄国革命的方式和意义相关，因为人们是在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过程中去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在批判中国封建的政治与文化的斗争中去传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实践特别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持和指导。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仅仅这样就不够了。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瞿秋白的回归，这位系统研究过苏俄革命经验和苏俄哲学的革命家、思想家就突破了这种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了全面的研究和介绍。他指出:“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往往不大确切和明了，通常对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的译名，即如‘唯物史观’一词都嫌疏陋，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所以，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⁷⁶⁾这种从唯物史观的研究拓展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研究，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概括起来有两点:

一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在历史条件上的相似性。俄国革命是在其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中发生的。为了证明这场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做出说明；同时在革命策略、革命道路方面，又需要在俄国特殊环境、特殊矛盾的特殊处理方面得到哲学支持。因此，苏俄哲学不局限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资本主义状况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去论证其革命的必然性，还需要从唯物辩证法的一般法则去认识俄国革命的必然性。列宁等人坚决反对“西方决定论”，强调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坚持历史发展的偶然性、革命爆发的机遇性和斗争成功的自觉能动性。所有这些，对于肩负着把共产国际的指导意见和俄国革命经验、理论传达到中国的瞿秋白，不能不引发他在哲学意义上对诸如辩证法的共性和个性、必然与自由、总体与局域、历史与逻辑、认识与实践等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些诱发瞿秋白关注唯物辩证法的俄国历史原因，都在他的关于研究和传播辩证法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正如《历史与反思》所陈述的，瞿秋白曾系统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四个方面并揭示了其内在关涉，论列了研究社会发展道路及其实现的特殊规律之三个方面的法则⁽⁷⁷⁾，论述了人在认识与实践中的自由与必然、能动与受动、目的与方法等关系，论述了质量互变、否定规律、历史的逻辑、“现实总和”与“逻辑总和”、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等属于唯物辩证法的所有基本内容。至于瞿秋白全面译介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原因与驱动力，在当时则似乎是由正确认识中西方文化的论争以及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关系所致。中国革命由一般的思想发动走向实际斗争，需要有更多认识论、方法论的支持与指导。而文化论战中的中西体用之争，则直接引出了瞿秋白对于一般与个别、公律与差异、时间与空间以及历史辩证法的研究和运用。但瞿秋白的唯物主义本体论还只是自然科学的视野，是自然的物质本体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还未曾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二是中国革命本身的经验教训。《历史与反思》通过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宣传与实际推行之关系、中国特殊国情与效法俄国革命经验之关系、教条主义屡屡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惨痛教训等问题的分析，揭示了李达、艾思奇以及毛泽东哲学的实践论、辩证法转向的历史缘由。他们在对俄国革命经验与马列哲学的深入研究中，在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反思与概括中，转向更多地从实践的方面去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并且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特色是对人类实践的重视，“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出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⁷⁸⁾《历史与反思》十分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李达环节，并概述了他的“实践唯物论”思想上承马克思哲学发生史的逻辑，是对其思想特质及其形成机理的崭新概括；适应当时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研究走向进一步具体探讨中国社会“特殊的形相和固有的特征”，以及它的发展的特殊途径，为中国找出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李达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实践唯物论”的命题，不仅说明他占有认识的先机，切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肯綮，而且其论题命意具有思想价值的长效性。这对于毛泽东的实践哲学尤有直接的启示作用。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时就明确批注:“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⁷⁹⁾《历史与反思》认为，正是因为李达等人对实践唯物论的极端重视和深刻解释，启迪了肩负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毛泽东，在现实斗争的推动下，“进一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实践的唯物论’转向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更直接指向中国现实，更直接指向中国革命的实践，更能与中国人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相联系、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⁸⁰⁾。因此，将毛泽东实践论性格的哲学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去加以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考察，便能更深刻、更科学地体现出其历史与理性的必然，领悟其思想的深邃与意义的伟大。因而，也将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这既是《历史与反思》一书最为用功之处，也是其显著成功之处。而且作者一以贯之，推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哲学论述，极大地增强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分析的学理意蕴与解释深度。

三、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与世界化于一体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本身就蕴涵着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思想谱系。《历史与反思》清醒地把握了这种关系，在内容上，“强调每一时代、各个民族的哲学都有其特殊的问题、特殊的哲学提问方式以及相应的哲学范畴体系和方法”；在形式上，强调“每一时代、各个民族也都有其特殊的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逻辑思维形式的特殊性”。因而，作者在研究中自觉确立了“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的统一。在打开“中国化”研究的世界视野中，他们“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图景中加以探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及其特征”。⁽⁸¹⁾在贯彻这种理念时，作者一方面在“中国化”初始阶段的论述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及其文本与苏俄哲学包括普列汉诺夫、列宁及后来的斯大林哲学、德法意日等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情况加以总揽性的分析，解释它们与中国先进分子的不同链接及其影响，厘清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文脉的世界性传承；另一方面将成熟形态并不断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苏俄哲学、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关方面加以比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发展中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段性特征与彼此联系，呈示其历史传统。这是在世界性视野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的统一分析，使“中国化”的民族殊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运演中得到更清晰的彰显。再一方面，作者特别关注“从世界上其他各种哲学中发现和提炼出由我们共处的时代凸显出来的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将它们创造性地转换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来”。⁽⁸²⁾诸如对全球化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经济与技术信息化及其引发的社会阶层变迁问题，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主义的前途及其具体发展形式问题等，都在不同维面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论域，在问题意识方面使“中国化”研究有了更富时代性、世界性的宏大气概与现实精神。

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视野时，注意“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20世纪中国思想的背景中，通过考察它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论争、互动、交流与融合，多层面地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⁸³⁾作者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理解、运用与发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及毛泽东的个人实践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注意在将其与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对民间智慧的摄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科玄之战”、“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西文化体用之辩、社会主义论战等思想运动的复杂联系之分析中去加以解释。这就既批驳了所谓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斯大林哲学的“翻版”的错误说法，又克服了在理解思想现象时的线性思维陋习。这种研究和论述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作者提出的“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历史命运的一致性”的诉求。⁽⁸⁴⁾而这种论述方式，还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世界化和本土化关系的辩证理解。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理论的民族性运用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⁸⁵⁾。毛泽东同样地强调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⁸⁶⁾作者深刻思考了上述的科学论述，把处理好世界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当作关键问题予以高度关注。作者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虽诞生在西方，但其思想内容却是为全人类解放服务的，是对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继承与发扬，是总结人类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科学典范，具有世界性的普适意义，可能为各民族、各个国家所理解、所接受。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民族亦即全世界的现实精神财富，“它必须结合各国度、各民族、各地域的特殊实际，实现本土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本土化是同一个过程，本土化就是世界化的必由之路”。⁽⁸⁷⁾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人类性内容、世界化的可能性，在其与各民族、各个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得以实现，既是在空间中的传播与拓展，是其在民族化、本土化之共时态的广延；同时又是历时态的拓展，并且也只有在其历时态的存在中才能有其世界化的、本土化的共时态存在；正如它只有在本土化的共时态空间延展中实现其发展，获得历时态的存在一样。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一部分……离开了对世界全局的总体把握，离开了对世界各种思潮的了解，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可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探求到支配它的规律。”⁽⁸⁸⁾作者将世界意识、时代意识、民族意识熔于文本一炉，铸就一种剔除了原教旨主义、狭隘民粹主义和语种隔绝主义的研究成果，竭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与时代价值。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借口语种的差异否认中国人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错误理论，也针对不顾中国话语的民族风格而以貌似高深的晦涩言语来谈“中国化”问题的做法，作者还睿智和幽默地引证了黑格尔的话予以反驳。作者写道:“黑格尔在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说得好:‘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⁸⁹⁾作者引用黑格尔关于哲学语言民族化意义的深刻见解，说明只有用中国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去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让广大群众领悟真义，知而行之。本书的写作也体现了这样的理念与学风。全书虽然涉及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但自始至终用中国话讲“中国问题”，晓畅平实，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这是学术功夫和自信力的表征。

综上所述，《历史与反思》一书是近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极具探索性、创造性的成果，建树颇多。在研究方式的创新方面、在论域的拓展方面、在论题分析的深入方面、在对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回应与解决方面，都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对整个哲学学科的建设，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的建设，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与贯彻，无疑做出了值得充分肯定的重要贡献。

(作者系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