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理论是对以前资本理论的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之前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重商主义认为，国家财富的来源主要是对外贸易，赚取金银，他们认为资本是在流通中产生增值，从而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资本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资本。重农主义认为，商品交换并不能产生新的价值，真正的价值是由农业生产所创造的，强调使用价值。这是一次经济哲学研究的阿基米德支点的转移，即关于资本的研究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魁奈把农业生产的资本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年预付”和“原预付”，指出了资本产生的利润来源于农业生产劳动。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配第看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货币化，开始认识到货币和资本的区别，认识到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不同的。前者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值，而后者却能带来价值的增值。他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指出了劳动对于财富增值的意义。斯密将资本定义为为了生产而积累起来的财富，他把资本看成是生产资料，由于他没有区别劳动和劳动力的关系，造成了他的资本理论的矛盾。同时，斯密对资本的运动形态、资本的用途进行了分类，对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代表是李嘉图，他也是马克思研究资本理论的直接出发点。李嘉图资本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赋税理论。他的资本理论首先摈弃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不彻底性，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在他的资本理论中不是通过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解释利润，而企图使单一产品的生产价格直接与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间一致，这是不可能的。李嘉图对利润递减的规律也进行了深刻论述。但是，由于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货币、利润的内部联系，最后造成了李嘉图难题，也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分离。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无论把资本理解到如何高的层次，他们都是在“物”的范围内理解资本，这种理解的结果只能是物创造了利润，而非人创造利润，不能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更不能揭示历史之谜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规律。

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批判与建构的过程，批判与建构是对立统一的，批判是为了建构，建构是为了更好地批判。马克思在读大学时主要是学习法律的，但他始终把对哲学和历史的研究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在他担任《莱茵报》主编时，遇到了需要对物质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的难题。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塔尔先生就摩塞尔省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官方论战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这一切都需要马克思在理论上给予回答，这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动因。同时马克思认为，过去的研究还不能使其对当时的法国及欧洲的各种思潮做出评判，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于是在《莱茵报》被迫停办之后，马克思开始了长达40年的《资本论》的研究和著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3]马克思对资本的剖析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马克思资本思想初步形成和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大约是1843—1849年。在这一期间，马克思研读和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西斯蒙第和萨伊等人的著作，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要。这一时期对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影响极大的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如工资、资本、利润、资本积累、竞争、地租、货币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同时指出了工人劳动的异化及其根源。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是人的本质异化的根本原因。而人的本质只有通过对象性的存在才能被认识，这个对象性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决定一切力量的资本。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提出了解决人类历史发展之谜的历史性课题，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在此期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处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阶段，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有充分的体现。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了《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其中《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经济学思想，进一步阐述了关于资本的理论，初步形成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资本的剥削实质。同时，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随着经济学的批判逐渐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的哲学世界观的确立，为资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切为后来《资本论》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

第二阶段：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确立和完善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是1850—1867年。1843年马克思迁居比利时布鲁塞尔，继续从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48年欧洲爆发了2月革命，马克思被迫离开比利时返回巴黎，1849年8月马克思来到伦敦，从此，他定居英国。马克思之所以定居英国，除了欧洲大陆各国对他进行的政治迫害之外，更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当时的英国有了最充分的发展和表现，因而也是最适合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点，在大英博物馆“堆积着政治经济学说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它的新材料”^[5]。这标志着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这一阶段可分为两个时期。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及出版时期。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是《资本论》的最初草稿，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已基本形成。这是《资本论》写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从1850年秋到1857年，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史、经济状况及政治斗争的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收集了大量英国《经济学家》及其他报刊发表的经济资料，总结了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开始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准备理论武器。从1857年7月到1858年6月，马克思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草稿中贯穿着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资本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1857年8月底，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写作，它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分配和消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错误观点，指出是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提出了关于他的经济学巨著的结构的初步设想。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是《资本论》的最初草稿，这篇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第一次详细而系统地阐述了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和资本，创立了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学说；对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剩余价值的来源、生产、本质、转化形式和运动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对抗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证。同时对“政治经济学”这本巨著的分篇方法提出了科学的设想，为《资本论》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为《资本论》的初篇，马克思把《资本论》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因此《资本论》的副标题也叫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确立。

第二时期：《资本论》的出版——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最终确立。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以后，马克思准备出版第二册，即第三章《资本一般》。随着马克思对资本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用《资本一般》一卷本无法容纳其庞大的内容，于是，马克思改变了最初的安排，把这部分内容作为独立的《资本论》单独出版。

1863年马克思写成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这个手稿着重于经济史学的批判，对资本的理论部分没有充分论证。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马克思从1863年7月到1865年年底，用两年多的时间对手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形成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到1865年年底，全部《资本论》的草稿已经完成。1867年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终于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初步完成，这一伟大理论的完成是马克思40多年来对政治经济学辛勤研究的结果，是资本批判与建构的有机统一，他对古希腊的经济思想，近代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进行了科学批判与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