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确立了消费的中国现代性话语

一、都市报确立了消费的中国现代性话语

都市报将个人消费纳入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使得消费获得了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特殊的意义。消费要进入文化的层面必须被赋予意义，而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必需的经济行为。都市报为中国大众设置了一个个人消费的独特语境，就是社会和人同时展开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文化意义上的消费意味着“现代”，这里的“现代”绝非一个时间概念，它承载了许多仿佛是不言自明的肯定意义，代表着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仅仅在经济意义上成立的消费概念被大大地贬低了。这个话语以各种方式贯穿在都市报中。

都市报将报道重点和版面的重心放置在消费方面，当消费在都市报的各个版面以各种方式被如此强调时，已经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在都市报中，都市人的生活是那样多地依赖消费展开，消费绝非是生存的必要手段，而是都市人存在的合法证明。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最终的指向目标都是消费，人们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在都市报的处理中多半会落实到消费层面，出现的相关问题也大多以消费手段解决，它以这样对于日常生活渗透的方式向大众昭示，人生的具体或抽象目标最终只能以消费的方法得以实现。“我们可以给消费地点下一个定义：它就是日常生活”。（波德里亚，2000，第13页）在都市报中，人被他的消费行为所定义。都市报呈现的报道重点向消费主题的倾斜，使得都市报进行了一项建构消费文化的基础工作，将消费从原初的功能性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文化的意义。

都市报将各种符合现代消费观的消费方式放置在一个话语冲突的语境中，将诸如分期付款、冲动性消费、分账消费（AA制）、奢侈消费、恋物癖消费、炫耀性消费，统统作为与“陈腐”的传统消费观对立的现代消费观，这样的消费方式因此获得了符合现代化、符合社会进步方向的合法性。都市报特别注意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费观念来衬托这些新型消费观。有时传统消费观是一个作为批判的参照物，比如节俭禁欲被指称为“老古董、老脑筋”，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排斥符号价值被指责为“缺乏品位”，以存款方式积累财富被指为是“在市场经济中缺乏自信的表现”等等。在这些传统消费观的映衬下，新型消费观获得了现代的先进性。有时传统消费观又被偷偷地转换了原初的意义作为新型消费观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成为炫耀性消费、符号性消费的一个有力支持，中国文人追求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传统被附会在符号性的消费活动中。在这样话语表达中，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有一个截然对立的区分——文明与落后，开放与保守，现代与传统，等等，而且这样的定义基本忽略社会因素。比如对于中国人节制消费存钱的行为，都市报区别于严肃报纸，习惯于仅从个人层面给予解释，给予较多的负面评价，贴上“缺乏现代观念”的标签，漠视诸如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这样的社会因素，必然得出片面的结论。都市报通过有意无意的、粗糙生硬的话语转换，悄悄地将消费主义话语植入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语境中，以现代性话语赋予这些新型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以无可置疑的正确性，彻底摧毁与消费主义相抵触的消费观。

都市报扭转中国人的惯常意识，将消费从手段变成目的，强调消费活动的自足性。这充分体现了消费主义的诉求——消费是人生的终极目标。都市报设定人生的目的是生活而不是工作。上海一重要的都市报在星期天扩版宣言中称：“随着作息周期分成5天和2天，我们的日子也第一次切分为‘工作’和‘生活’两个部分，并且开始‘觉悟’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参见2003年7月6日《新闻晨报》）都市报的主题集中在以消费为重心的生活领域，生产过程基本被排斥在视野之外，“工作”在都市报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工作”是“生活”的附庸，是“生活”得以延续的手段，本身并不具备自足的意义。在都市报中，有关“工作”的典型话语是：“工作的意义在于获得财富，这是现代人成功的标志”。在都市报的人物报道中，“成功人士”的面目清晰可辨，基本是商人，或是明星，他们在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财富，创造了迅速致富的神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身平凡甚至卑微，这暗示了读者效仿的可能性。这样的“神话”确实有现实基础，反映了转型社会财富的快速积聚和重新分配，同时迎合了普通人出人头地的白日梦想。在现代化初期这种“成功人士”都是大众化报纸的明星，但西方的一般情形是，他们大多是作为“生产主人公”被展示的，报纸强调他们生产的过程而不是消费的过程，直至进入消费社会，在西方的大众传媒中，“生产主人公”逐渐被“消费主人公”取代。（波德里亚，2000，第28页）而在都市报中，这样的“成功人士”一开始就是被他们的消费方式所定义的，所以报道的着眼点在于，他们是怎样消费的，怎样用奢侈消费展示自身的财富，以获得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能挣会花”是都市报对于这些成功人士的定义。对于那些普通“白领”，工作环境被都市报塑造成人生的“战场”，工作被阐释的主要基调是“生存焦虑”，比如岗位的不稳定、竞争的激烈、机构人际关系的复杂（办公室政治），工作本身是缺乏意义的，工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获得的相应报酬，工作本身的创造性和成就感被大大地贬低了，工作的指向仍是消费。都市报关于“工作”的话语，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中是具有颠覆意义的。工作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设定为人存在的意义，是人对家庭、社会、国家担负责任的直接体现，是可贵的个人品质，“好逸恶劳”是遭人耻笑的作派。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工作”又被赋予了更高的政治含义，是体现革命精神、个人人格的最重要方式，工作本身就是目的，人生的意义只能通过工作实现，与个人经济收益无关的工作更被赋予了崇高的政治意义。都市报扭转了中国大众的旧有的“工作观”、“生活观”，“生活”在都市报中得到空前的强调，因而大大提升了它对于大众人生的意义。而现代都市人怎样生活呢？展开的主要方式就是消费，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在都市报的周末版和星期日专刊中，最为集中的主题就是各种方式的消费活动。人们在工作中积聚的金钱、积累的情绪最终指向消费中的释放。在此，都市报又呈现了另一个看似矛盾的话语，消费也是具有功能性的，但消费的功能性并非建立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它因此获得了无限的功能。对于基本需求被充分满足的都市人来说，消费对象是什么无关紧要，消费本身才是快感的真正来源。获得消费快感是欲望释放的“最合法”、最恰当、最简便的方式。这个话语的矛盾在于：在都市报的视野中，消费从人与物的关系中脱离出来，转化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等复杂的多重关系；另一方面，消费又将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化约为简单的人与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