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精神实质与中国现代性的自身特质

二、现代性的精神实质与中国现代性的自身特质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现代性是在工商业化过程中部分思想家们为表明自己所处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并为自己所处社会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理论论证而故意构造的一种意识形态。从世界史的范围看，作为一种精神意识的现代性，从其产生到初步确立大约经历了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③;在中国则从晚明到五四运动时期(从16世纪前期到20世纪初期)。

从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形式的变迁史的角度说，现代性之确立首先是以商品经济，后来逐渐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交换方式及其人际原则为基础的，在工、商业化的过程中，以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为职业人群划分的标准，从而构成了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人的生存价值原则及其生活目标的挑战。而工商化的新型社会，其主导价值观念是有用性和广泛的有效性;因而在思想领域里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即在达成目标与手段之间有一套最简易的操作原则的追求表示了极大的热忱。因此，工商业化的新型社会通过对每个自然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而获得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所以，从社会生活的具体规则层面看，现代性其实也就是以工商业者人群的生活准则代替传统小农经济人群的生活原则。

从中国社会的自身特质来看，现代性所追求的“普遍原则”，其深刻而又广泛的物质基础是以统一的货币联系起来的经济交换形式，而不再只是单一的整合社会力量的王权。以王权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其“普遍原则”是建立在是绝对服从王权的基础之上，其核心观念是忠诚，其思想的目标是营造现存权力的合法性光环。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关系又必须依赖宗法伦理的关系，因为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纽带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家族血缘伦理和因自然条件形成的地缘经济的“熟人交往原则”。政治一统的局面只有在中央王权绝对强大时才能维持。传统社会在基础层面所具有的分裂性倾向——特殊主义要求始终威胁着王权的统一性要求。因此，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政权经常出现“易姓换主”的事件。统一帝国内部的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缺乏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既没有全国的共同市场，也没有商品价格相对统一的要求。

面对以清代明的巨大历史变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从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层面做出了发人深省的反思。顾炎武十分清楚地看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特殊主义”价值观的力量。在不同寻常的改朝换代中，各种地方主义价值观的持有者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江南地主——士绅集团过分强调了江南地区与手工业者有密切关系的地主集团的利益，以反对皇族集团的横征暴敛为名义而不支持当时西北边陲因军事需要而起征赋税的活动。因此，如何最有效地保护特殊主义者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联合——“合私成公”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建构的理想方向。专制王权政治所追求的普遍主义一再想最大限度地削弱地方的特殊主义者的势力，但最后的结果也使自己的力量源泉枯竭。与顾炎武稍有不同，黄宗羲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提出建构新的“普遍主义”的理想:政治方面实现“公天下”的理想，经济方面统一货币银等价物——废银使钱。政治方面的“公天下”是以万民的私利为基础，而不再是传统专制政治体制下的普遍主义的王权观念，因为这种王权政治体制下的普遍主义其实质是以一家一姓的特殊主义的价值，通过军事武力的手段使之强行地普遍化，从而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新型的普遍主义——“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其社会基础是:基于更为深刻而又精细的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万民之私利”及其相互联系的社会存在，“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则是这种社会存在的观念反映，这种观念集中地表达了下层社会具有初步近代意识的市民社会成员的要求，因而在形式与实质上都更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从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实现这一“普遍主义”的政治理想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是统一的货币及其维护这种货币有效性的政治与军事体制和理性化的文化理念。因此，该时代围绕着货币统一制度和国家形式、军事力量布局等问题的争论(尽管具体的主张不同，有主张以铜为交换的等价物，有主张以银为交换的等价物)，正是这种社会要求在不同思想家头脑中的反映。例如，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黄宗羲反对那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宗教性的感情消费，表现出世俗化过程中的儒家伦理对新政治形态下的经济行为的理性化要求。

相对于顾、黄二人的“普遍主义”理想而言，王夫之的普遍主义的价值理想更具有哲学的思辨性。他把价值合理性分成三个层次:一人之义、一时之义和古今之通义。较低层面的普遍性必须服从较高层面的普遍性。而“公天下”则是最高的普遍性。“公天下”的政治目的是在万民的生死与忧乐。要而言之，顾、黄、王三人的政治理想的核心理念都包含了超越地方主义的普遍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的价值取向及其中所包含的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内容，都具有较清晰的近代性质，而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