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叙事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直至1930年代，中国社会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帝国时代的总崩溃和新的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性转折，步入了一个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同认识，中国思想界形成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和传统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这三大思潮，共同构成了中国20世纪的主要思想图景，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方案，同时也共同营造出一种面向西方的普世主义历史语境。中国历史区别于欧洲历史的特质完全被遮蔽或被消解在一些抽象的历史概念之中，中国现实的道路选择和制度安排也被普遍地纳入在欧洲的思想模式之中，由此造成了中国自主历史意识的丧失和西方中心史观的主导地位。

　　 和那些长期声称西方思想具有永久普世价值的看法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对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形式，保持着极为警惕和批判的立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84]在马克思看来，从这种历史观出发，必然导致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85]马克思把这些贴着普遍性标签的历史观看作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产物，它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一般概念的前进运动，而把实际的历史进程完全消融在概念的运动中。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认识：普世史观的实质是把欧洲的历史经验看作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经验，把欧洲的历史模式看作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模式，把从欧洲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个别的特殊的概念看作是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

　　 普世史观作为一种思想或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的存在，”[86]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欧洲话语上的霸权，在其背后是欧洲社会各种技术的、物质的和制度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欧洲实际主导的世界历史格局。它的“统治思想”的性质及其普遍性的外观，是由其在世界史上的实际“统治地位”所决定的。构成普世史观的那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民族-国家、市民社会、工业主义、理性主义、宪政民主等等，都是在欧洲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最终成为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欧洲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经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是欧洲历史的完整呈现；而欧洲思想先知们在理论上的一系列概念化运动均是以他们所在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前提，他们对普世性历史的想象也没有彻底超越地域和民族的局限。因此，依据欧洲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所总结出来的欧洲史观，尽管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形态，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它们对于非欧洲国家和民族并不具有普世性意义，它们充其量是在被严格限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和欧洲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实际的作用。那些在欧洲历史条件下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思想观念，在非欧洲历史条件下是否同样有效，显然需要重新检验。欧洲历史经验的有限性和特殊性，决定了欧洲史观根本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效用。

　　 在西方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时代，欧洲史观借助于各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式，塑造其对非欧洲国家的普遍性外观，它依据其制度的比较优势使得非欧洲国家的思想领域被动地或主动地向这种历史观开放，按这种历史观来重新书写本国的历史，以为通过这种方式，东方史可以获得和欧洲史相同的历史荣誉：作为世界普遍史的一个部分而得到理解与尊重。中国从梁启超新史学以来的历史编纂学，直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史学版本，都没有摆脱而是严格按照欧洲中心史观来编写中国历史，以欧洲的历史进化谱系来编制中国的历史时间表，由此产生的“中国历史”虽然在形式上具有了和欧洲史相同的外观，但却为之付出了中国真实历史被肢解、被歪曲的沉重代价。

　　 普世史观对于中国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从历史观高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方向、体系和尺度，而且也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现代性叙事的构成与路径。中国自晚清民初以来的历次有关中国社会前途的论战，对现实问题的看法均是从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而展开的。当不同的思想派别把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纳入在不同的史学框架中予以解释时，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论证中国社会未来变革的方式及其制度模式，欧洲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历史前提是他们认识和界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共同参照物，他们都没有离开欧洲的历史进化模式和现实制度安排来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各种方案和制度设计不能不打上西方现代性的思想烙印。

　　 中国20世纪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共同昭示着，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正确思想路径，是依据中国区别于欧洲的历史特质和历史经验，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历史尺度，重新发现和编纂被欧洲历史长期遮蔽了的中国历史，建构起区别于欧洲史观的中国史观。

　　 第一，中国史观不是普世史观的特殊形态，它既是以中国为主体，也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历史观，它是中国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是以中国历史经验为依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也是中国自我评价的历史价值观。从中国史观出发，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划分中国历史时期，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和明确中国社会转型方式，均应围绕着中国的历史前提和现实特点来展开。如柯文所概括的那样，必须在中国的“史境”（chinesecontext）中来研究中国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受西方影响的还是由西方造成的，它们都是中国的问题，衡量这些问题的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87]中国史观是中国的历史意识、历史经验和历史过程的综合表达，它旨在充分揭示出中国区别于欧洲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

　　 第二，中国史观和欧洲史观的区别主要来自于两者基于不同的社会构成及其历史演化进程。在中国和欧洲并行发展的几个历史关键点上，中国均呈现出和欧洲不同的社会景象。中国既没有如古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时代，也没有经历欧洲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混乱和分裂时期，至今也不曾有过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以欧洲为范本的社会形态的进化模式不能用来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分期问题。中国自西周封建制崩溃以来是一个国家权力不断集中和上移的过程，最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这个帝国模式持续运行两千多年，是中国文明和文化的主要制度载体，它从根本上规定着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与路径依赖。

　　 第三，中国和欧洲的制度性差异是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中被有效放大的。欧洲在中世纪晚期绝对主义国家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国家运动，既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制度条件，由此塑造了现代国家的惟一正当的形式，同时确立起西方民族-国家对于东方帝国的制度优势和价值优势。民族-国家是新的历史观的象征，欧洲史观的普遍性外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它预示着东方帝国的现代转型只有被纳入在民族-国家的历史框架中才可能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中国史观是对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的重大修正，因为中国帝国模式的解体，并没有彻底改变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各个要素的成长、发育直至成熟，也并没有完全按照欧洲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国家制度赖以成立的各项初始条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是在自己独特的历史前提和路径依赖下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第四，中国史观内在地也是中国的历史价值观。中国历史既然不能用欧洲的历史尺度来加以认识，意味着也就不能用欧洲的价值尺度来加以评价。中国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只能内在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依据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制度性质和制度安排，来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文明化程度与社会进化程度。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现代优势”，是欧洲制度条件下的产物，它不能被用来说明中国在和欧洲不同制度条件下的社会发展。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的判断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相关论述，都没有能够摆脱西方中心史观的话语逻辑，即以欧洲资本主义标准来描述或评价中国在现代转型之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比较——在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均应以两者各自的历史进程为背景，现代和传统、先进和停滞、发展和落后、中心和边缘等横亘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国家主导体制下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证明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也证明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会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呈现。#p#分页标题#e#

　　 中国史观的建构，意味着中国历史编纂是在有别于欧洲史学模式的意义上进行的，它必然涉及到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发现。如贡德·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的历史描述，[88]就是建立在对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原罪”的批判之上。在这位“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看来，不管是马克思、韦伯、波拉尼，还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甚至他自己，都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探望，以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来看待欧洲以外的世界。为彻底扭转这种思维，弗兰克用以往那些长期被掩盖的历史事实——欧洲在18世纪“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联系中获得发展的重要机遇，证明了欧洲不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等，更没有欧洲种族的特殊优势；欧洲崛起的真正原因在于，它利用从美洲获得的白银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它是在其从16世纪以来的世界性殖民扩张中最终取得了对亚洲的优势。[89]弗兰克为此精辟地总结道：“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以后的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一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让他们追求准确或客观的历史”。[90]

　　 在重新认识和发现中国历史时，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关于中国朝贡贸易体系的研究具有和弗兰克理论同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滨下武志针对“西方原发的现代化模式是否适用于亚洲”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类似“地区”（areas）或“区域”(regions)的概念以建构区别于西方民族-国家及其国际条约体系的分析框架。滨下武志的着眼点在于：“区域的方法使得重建亚洲的整体历史进程——包括近代亚洲——成为可能。近代亚洲的历史不是根据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阶段’，而是根据亚洲区域内部的复杂关系、亚洲自我意识、亚洲历史的社会体系的本质定义。我们可以把亚洲的历史理解为一个系统的历史，这个系统的特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圈的朝贡贸易关系。这个朝贡体系是后来的‘近代’亚洲的前提，而且它的影响在当代亚洲历史的重要方面都有所体现”。[91]在滨下武志对中国朝贡贸易体系的开创性研究中，原来在欧洲史学框架中被高度漫画化的中国帝国形象得到了更为细致和准确的描述，它不仅仅是一个借助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实现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联接中心和边缘的有机的关系网络，其中包括各省和附属国、土司和藩部、朝贡国和贸易伙伴，由此构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朝贡体系为纽带、以东亚国家和亚洲大部为辐射地带的经济共同体。[92]滨下武志认为，对中国朝贡贸易关系的体系性理解对于重新审视东西方关系有重大寓意，因为西方人在最初进入亚洲直至形成对亚洲的扩张和冲击时，均受到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约。他的研究暗含着这样一个深刻结论：中国和亚洲在西方冲击下所发生的现代社会转型，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以及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变过程。应当“将亚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来把握。”[93]

　　 弗兰克和滨下武志的研究体现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中心史观的史学叙事，这种史学叙事是立基于中国或亚洲的历史特质和历史经验，是依据它们区别于欧洲的社会性质、国家或民族间的关系、以及独特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其意义不仅在于重新书写被欧洲史观所复制或歪曲了的中国史和亚洲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叙事。

　　 不同的历史观决定着不同的现代性叙事，对历史问题的不同理解决定着对现实问题的不同思想路径。因此，历史叙事直接地也是现代性叙事。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被公认为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独有创见，他把中国的宋代视为中国“近世”的起源，其意图就在于从西方现代性的时代潮流中重新发掘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基因。在内藤看来，从六朝至唐代的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时代转折，其标志是：社会平民阶层的形成，科举制的普及，私有财产的合法化，“朋党”性质从六朝贵族的权力之争转向朝廷政见之争，经济货币化的出现，新的文学形式——宋词——破除了唐诗的格律限制，艺术风气趋向于自由的表达，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宋代区别于唐代的新的时代内容，也构成内藤湖南所理解的“近世”。[94]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主流思想倾向是一个重要反拨，它试图从历史源头上确立起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东亚现代性”。二次大战期间日本思想界提出的“近代超克”的普遍性看法，是内藤思想观点的进一步延续和展开，代表着日本那种要求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和所谓的“世界史立场”的强烈思想诉求。[95]内藤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开拓了东亚现代性的中国叙事模式。滨下武志关于中国朝贡贸易体系的研究，现代新儒学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观点和汪晖有关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论述，均可以被看作是对“内藤假说”的积极回应。

　　 从宋代的社会特征中是否能够概括出中国现代性乃至东亚现代性的历史源头？从类似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自主发展的若干假设中是否能够建立起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叙事框架？以及从现代新儒学重振宋明理学的努力中是否能够为中国开出民主和科学的“新王”？这些问题仍有待于在历史事实的验证和理论的进一步展开中寻求正确的答案。佩里·安德森曾经分析过“宋代经济的前所未有的大突破”，认为中国在这个时期“早就具备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大多数技术前提，”拥有西方所没有的“全面而重大的领先技术”，但在他看来，这些技术进步在以后的时代被白白浪费了，“它本应引起的工业和社会的根本改造没有发生”，“城市里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机制最终发生了停滞”；而欧洲则在晚于中国数个世纪以后，在意大利城市文艺复兴的推动下，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96]安德森所指出的这些历史事实，对于“东亚现代性”或“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起源及其构成的合法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共同体或儒家文化圈，无容置疑的是在19世纪西方的巨大冲击下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即使保留着最大限度的帝国遗产，它也始终无法摆脱来自西方技术、制度和思想各个方面的深远影响。这些实事是意味着中国现代性的宋代起源完全是一个虚构？还是意味着那些关于中国帝国内在惰性和停滞性的看法是正确的？抑或意味着必须在一个全新的史学框架中建立起认识和评价中国历史的新尺度？很显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在面对历史呈现出来的极其复杂和矛盾的关系时，均能从历史的不同侧面获得对其理论支持的理由，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任何普世主义的或化约论的做法都将把自己引向历史的死胡同。历史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决定着历史研究和现实思考的方向。

　　 中国区别于欧洲的社会性质、制度模式、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综合地决定着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必将实行一条和欧洲现代化有别的特殊路径，中国的历史叙事决定着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以内藤湖南、弗兰克和滨下武志为代表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几个经典文本，确实富有创见地在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开拓出现代性的中国源头或中国尺度，体现出不同于欧洲史观的中国历史视野；但是，把中国的“近世化”置于宋代的历史条件下，或者把中国看作是18世纪“亚洲时代”的实际支配力量，均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区别于欧洲的现代性起源及其构成。因为进入19世纪之后，内藤湖南所看到的广泛存在于宋代的那些现代化基因，并没有顺利地发育成中国新制度的要素，而滨下武志所描述的朝贡贸易体系也不足以抵抗欧洲的条约体系以避免瓦解。在弗兰克有力地证明了欧洲是依靠白银贸易来取得对亚洲优势的历史事实中，我们其实能够发现，决定中国和欧洲自近代以来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总体性历史”的差异，即滨下武志所理解的“历史体系”的差异。中国和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个幷置的互为独立的文明系统和历史系统，它们是在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动力机制下才彻底纠缠到一起，由此开始了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的全面冲突与较量。中国帝国制度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帝国历史的彻底终结，后帝国时代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仍然深刻地保留着国家主导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现代性叙事和现代国家建设，只有在中国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中，才可能寻找到其何以如此的理由。

　　 以中国史观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将在世界历史时代开辟出一条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正确思想路径，它不是将中国重新拉回到世界的中心以取代欧洲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地位，也不是通过建立和欧洲不同的历史观以制造新的中心与边缘的历史二元论，它是基于中国的历史特质和历史经验来设想中国的现实变革，是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前提下展开对中国未来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