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的浙东藏书

第一节　东汉、六朝的浙东藏书

东汉、六朝期间，浙东的经济文化有所开发，但发展较为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上述地区藏书业的兴起。

一、经济文化的缓慢发展

东汉、六朝期间，今天的浙东宁波、绍兴、台州、舟山，时属会稽郡和临海郡。这里不但人群聚集，而且经济有所开发，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东汉，会稽郡所属的越地，即由今天的绍兴、宁波、舟山等地组成，时辖会稽、山阴、余姚、诸暨、剡、上虞、、鄞、句章等地，经济有一定发展。鉴湖、杜湖、白湖等水利兴修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灌溉农具即龙骨车也被山阴、诸暨等地沿用，使得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山阴人钟离牧在永兴（今萧山，时属会稽）开垦荒田20余亩，一年可收60斛（约合290斤），平均亩产高达3石。⁽¹⁾

三国时期的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康（吴都建业，今南京）为都城，历史上合称六朝。会稽辖山阴、永兴、上虞、剡、诸暨、始宁、、鄞、句章等县，时临海、章安、宁海等属临海郡。当时会稽郡一带，土地肥沃，“膏腴之地，亩直一金”⁽²⁾，说明这一带农业产量是很高的。

农业发展的同时，浙东的手工业、商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尤其是纸业的发展对于书籍的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

东汉时期，由于造纸原料的扩大和造纸技术的改进与推广，纸开始成为书写材料。纸最早由麻类植物纤维生产，到东汉永平末年，蔡伦发明造纸技术。《东观汉纪》中记述：“蔡伦典尚方，用木皮为纸，名谷纸；故鱼网为纸，名网纸。”“麻，名麻纸也。”由于蔡伦改进和推广了新的造纸技术，用麻、树皮等造纸，要比制竹木简的技术复杂得多，并经过剥皮、沤烂、熏煮、舂捣、漂白等制造工艺，使造纸技术向科学化发展。蔡伦试制用木皮纤维造纸的成功改革，为造纸工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浙东的造纸情况，至今没有资料对其进行记载。

进入六朝，造纸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浙东也始有文献记载。东晋时剡县剡溪（今浙江嵊州曹娥江上游）盛产藤纸。藤纸是质地优良的一种纸张，到唐代仍负盛名。唐代舒元舆说：“剡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溪中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异日过数十百郡，泊东雒（洛阳）西雍（长安），历见言文书者，皆以剡纸相夸。”⁽³⁾这是唐代人的说法，离南朝末不远，应该说六朝时浙东是有纸张生产的。除此以外，还有麻纸（黄纸），系用破旧麻布制造，质地精美，产量也多。南朝书法家写字多用麻纸，王羲之时为会稽内史，一次就把会稽郡库存的9万（一作50万）张纸赠送给谢安（一作桓温）。《嘉泰会稽志》记载说：“王右军为会稽内史，谢公（一作桓温）就乞陟厘纸（一作侧厘）。库内有九万枚（一作五十万）。悉与之。以此知行稽出纸尚矣。”⁽⁴⁾当时在这种麻纸上涂一层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桓玄曾下令政府机关“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可见浙东纸的产量大增，这和造纸业的发展有关。纸的大量出现为书籍生产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促进了浙东私家藏书和寺院藏书的发展。

二、私家藏书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中国的私家藏书发迹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有所发展。东汉纸的发明和制造是藏书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这就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发展，浙东也由此出现了私家藏书。上虞的王充就是代表。

王充（27—97），字仲任，浙江上虞人。原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出身寒门细族，据《后汉书》记载，他曾师事当时大儒扶风班彪。王充从小聪明好学，6岁开始识字，8岁进书馆读书授以《论语》《尚书》。不久，到洛阳太学深造，因家贫缺少书籍曾读“开架书”于洛阳书肆，阅读十分努力。《后汉书·王充传》为此记载：王充曾“因家贫无书，常游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正是因为王充认真读书，使其学问大进，“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为此，利用这些知识从事著作和教学工作，创作《论衡》。《论衡》一书有20多万字，共30卷，85篇（佚失1篇），是古代唯物主义之作，极力反对当时的谶纬神学和宗教唯心主义思想，他的《论衡》缣帛抄本或手稿却在家乡流传。据载，汉末著名学者蔡邕入吴，见到《论衡》，视为至宝，从此学业大进。汉末三国时王朗为会稽太守也曾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有人断定王朗“不见异人，当得异书”，经问之，他的学业得自《论衡》一书。⁽⁵⁾

上述事例说明浙东当时已有人开始藏书。

对于私人读书、藏书，有关资料也有记载。公元40年前后，会稽人袁康、吴平撰《越绝书》，详细记载了勾践、文种、范蠡、伍子胥等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及吴越两国的民情、城池、生产、商业流通等情况，被有关学者称作地方志的鼻祖。与其同时期的山阴人赵晔也撰《吴越春秋》12卷，今存10卷，是在《越绝书》的基础上，把吴越的史实记述得更详细。上述两书的撰写，如果没有较多的典籍作为基础，是不可能成功的。《绍兴历史名人》在记述赵晔时就有这样一段话：“拜经学大师杜抚为师学《韩诗》，发愤自学，究其学术，在那里含辛茹苦，深深钻研达二十年。为了集中精力，既不回家，也不与家里通信，家里人以为他早死而为之发丧制服。不久，赵晔学成回乡，州官几次征召都被他拒绝，又闭门读书并开始著述。”⁽⁶⁾这正好说明赵晔有藏书。

到了六朝，浙东的私人藏书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官吏及士人注意书籍的搜求和收藏。尽管当时因政局动荡和意外事故，使书籍收藏遭到很大损失，但对浙东私人藏书波及不大，并且私人藏书无论从藏书家的人数或藏书数量都较东汉时期有所增长，出现一些有影响的藏书家。

孔休源，字庆绪，会稽山阴人。生于宋泰始五年（469），卒于梁中大通四年（532）。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好读书，拜沈麟士为师，研习经史，后经琅琊王融荐于司徒竟陵王，为西邸学士。梁始建国时，高祖求一有学艺者以解朝仪，吏部尚书推荐孔休源，任其为尚书议朝郎中。每逢帝访及前朝事，孔休源都能以所诵随机决断，故任昉戏称其为“孔独诵”。他家藏书7000卷，其数量虽不值得夸耀，但这些书皆经他手自校勘，质量出众。孔休源为人胸怀大志，“明练政体”“识见清通”，常以天下为己任，为从政所需，曾从藏书中辑录奏议、弹文15卷。⁽⁷⁾

余姚人虞龢，《东观余论》作南朝梁人，《中国人名大辞典》作南朝陈人，今按《历代名画记》说法，视其为宋齐之间人。由于虞龢自幼好学，尤精书法，古今妙记，无所不通，为南朝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他家中藏书甚多，由于缺乏明确记载，其数量不知。他爱其所收藏的书，“居贫屋漏，……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⁸⁾

在彼时，得到书籍的主要途径是抄写和购买，许多藏书家通过抄书收藏书籍。东吴时期的阚泽（？—243），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实是句章（今浙江慈溪）人。乐承耀的《宁波古代史纲》作过说明。⁽⁹⁾据《三国志·吴志》本传所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尝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¹⁰⁾所谓“佣书”就是聘用人抄书，正是这样，阚泽成为一代学者。虞翻说：“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¹¹⁾从这一记载中，可证东汉、三国时浙东已有一定规模的私人藏书活动。

三、寺院藏书

佛教是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到东汉末年传入浙东。东汉兴平元年（194），浙东的仙居建有“大兴寺”，初名石头禅院。到六朝，佛寺普遍兴建。早在三国东吴时代，浙东不少县就相继建寺。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赤乌年间（238—251），浙江境内有9所寺院，其中浙东就有7所，具体如表1-1：

表1-1　东吴浙江寺院表

资料来源：根据《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3册《宗教略》整理，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8269页。

从表1-1中，我们可以看到浙东在三国东吴时期寺院兴盛，所建寺院占浙江全省的近80%。资料显示，在东晋、南朝，浙东的寺院修建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刘宋元嘉期间，浙江建寺院15所，即永福寺（钱塘）、乐平教寺（安吉）、佛川寺（长兴）、灵鹫寺（嵊县）、厚山院（嵊县）、披山院（嵊县）、延福院（嵊县）、松生院（嵊县）、崇明寺（嵊县）、南岩寺（新昌）、九峰寺（新昌）、惠因寺（临海）、白岩寺（天台）、丹卯寺（三门）、西寺（淳安）。这15所寺院中，浙东占10所，占全省的62%以上，其中属会稽（绍兴）的嵊县、新昌占8所寺院。

随着寺院的兴建，寺院藏书也有所发展。我们从下面几个事例可以知晓。

明彻（？—522），俗姓夏，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六岁丧父，出家居上虞（今浙江上虞市）王园寺，学无师友，从心自断。偶读《道安传》，决心专务佛道，于是“夜以继日，博览群经，遂驰名东越”。⁽¹²⁾这表明上虞王园寺是藏有经书的，否则何以“博览群经”。

龙华寺在会稽，据《陈书·江总传》记载，侯景之乱时，江总曾避难于此，他“晓修经戒，夕览图书”，并作过一篇《修心赋》行世。从此文中可以了解到龙华寺是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

浙江临海人法宗，自小出家，他日诵《法华经》《维摩经》，常登台讲经，响闻四远，归戒者三千余人，遂开拓所住以为精舍，取名法华台。后不知所终。⁽¹³⁾

其中慧皎藏书事例更为明显。慧皎（497—553），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学通内外，博训经律，长住会稽嘉祥寺（东晋孝武帝时郡守王荟建）。他在春、夏讲说佛法，秋、冬进著述。曾撰有《涅槃义疏》10卷和《梵网经疏》行世（均佚），著《高僧传》14卷。《高僧传》又称《梁高僧传》，梁天监十八年（519）成书，收入《大正藏》第50卷，在中国佛教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慧皎之所以有此成就，与其典籍收藏密切相关，他搜集的史料相当丰富，对史料的考证极为缜密。慧皎在自撰的《序》中称：“当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数十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古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始于汉明帝十年，终于梁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载，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¹⁴⁾从上述自序中可见其取材之繁富，遍览群作，在撰述中，注意对史料作缜密考证，扶摘取舍。如关于安清的活动年代，各家说法不一，慧皎在《安清传》中写道：“余访寻众录，记载高公（即安清）互有出没，将以权迹隐显，应废多端，或由传者纰缪，致成乖角，辄备列众异，庶或可论。”认为“道安法师既校阅群经，诠录传译，必不应谬”，并援引康僧会《注安般守意经序》作为例证，⁽¹⁵⁾其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四、图书整理与典籍编纂成果

随着典籍的增多，六朝政府对藏书进行整理。设机构秘书阁，聘秘书监、秘书郎负责对国家图书整理。浙东的士人参与国家图书整理。

秘书阁是收藏图书、典籍的地方，秘书监、秘书郎则是主持图书管理的人员。不少浙东士人担任了秘书郎、秘书监的职务。谢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后定居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曾为秘书郎，参与国家图书管理。其子谢灵运，生于始宁，是刘宋著名诗人。年轻时喜欢读书。“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¹⁶⁾曾任秘书监。据《宋书》记载，元嘉三年（426），宋文帝命令会稽始宁人谢灵运，任刘宋王朝秘书监，整理秘书阁书籍。《宋书》说他“整理秘书阁书，补阙文”。⁽¹⁷⁾元嘉八年（431），经过整理，谢灵运编出《元嘉八年秘书阁四部目录》是为刘宋藏书总目录，共计图书1564帙，14582卷，佛经55帙，438卷。此书虽是谢灵运编撰，但秘书郎丞殷淳起过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浙东的士人在典籍编纂上也取得了新的成果，史学著作明显增多。自晋代起，史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学科，在图书分类上摆脱了依附经书的地位，为后来编纂史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东的士人有不少相关著述。东晋时，余姚人虞预撰《会稽典录》20卷，这是公认的方志。这本书上起春秋，下迄三国，记载着范蠡、计倪、朱育等几十个历史人物的事迹，是一部早期浙江人物志，史料价值极高。明代的余姚人孙镰就称：“《会稽典录》，晋虞预著。预余姚人，事见人物志。其书今越中无有。”⁽¹⁸⁾虞愿，也为余姚人，刘宋元嘉末国子生，曾撰《会稽记》。山阴人孔煜著有《会稽郡记》，贺循著有《会稽记》，谢灵运也撰有《晋书》30卷。图书体裁也有不同，以史书为例。除纪传体、编年体外，方志体史书大量出现，诸多的《会稽记》就是风土书。分类人物传记也有，如《孔愉别传》《楚国先贤别传》《会稽先贤传》《钟离意别传》等。此外，还有文学、佛学、经学等著述。据《绍兴县志》统计，六朝期间，绍兴就有著述者55人，著作193部。⁽¹⁹⁾这时的书籍编纂的数量、种类远远超过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