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叙事与中国现代美学史

现代化叙事与中国现代美学史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王宏超

在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晚明以降的中国史常会被纳入“现代”的视域中加以考察。而所谓“现代化叙事”（modernization narrative）包括“内发”和“外缘”两种。对于外缘现代化叙事来说，中国古代社会乃是停滞和落后的代表，其间萌生的任何现代性的萌芽，均是源于外来因素的刺激。“外缘现代化”叙事以费正清、列文森为代表，前者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冲击—回应”模式，列文森则提出了著名的“博物馆”隐喻。对于内发现代化叙事来说，中国传统充满着活力和精神，对于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具有自我调整和更新的能力，明清以降的历史中，有许多趋向现代的因素。明清之际商业的发展、人性的解放等，即是中国早期现代性的体现，而清代朴学的繁盛，也被视作科学精神萌发的显例。“内发现代化叙事”可以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理论为代表。^[1]若推究追寻中国内在现代性的远源，似可在京都学派的“唐宋转型”、“东洋的近世”等学说中找到契合之处。^[2]此后岛田虔次、滨下武志、沟口雄三等人对这一路径有不同程度的推进。现代化叙事在中国现代美学史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决定着中国现代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作为“冲击—回应”理论的主要代表，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以“业余精神”来概括明清绘画思想，这一韦伯式的判断颇能切中传统中国审美思想的核心。^[3]与业余精神相对的是专业化和理性化，这正是韦伯现代性理论的基础。在韦伯看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在文化领域，即表现为文化合理化，具体包含“现代科学和技术，自律的艺术以及扎根在宗教当中的伦理”。^[4]遵循“各自内在的逻辑”而兴起的“自律的艺术”，是现代艺术最根本的特征。与“自律”相对的是“他律”，如果是“自律”的艺术是“为艺术而艺术”，则“他律”的艺术乃是为道德、政治、宗教等其他的目的而艺术。他律的艺术乃是古典社会中艺术的基本特征。与之相关的一组概念是“业余”（或“非职业”）与“专业”，这是基于身份价值意识和制度性因素对艺术家或学者进行区分的概念。列文森对于中（传统的）西（现代的）美学的区分，就是建立在这一组概念之上。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清初出现的实学思潮，是否会使得中国在没有西方影响的情况下，进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5]亦即一个“现代”社会。与李约瑟的肯定回答不同，列文森的答案是否定的。列文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或审美意识的基本特质乃在于“业余化”。学术分科体系的建立和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之一。西方现代文化的形成，首先基于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分立，^[6]继而以科学价值为基础形成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学科建制。^[7]基于专业化的取向，各个领域对于“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强调就成了基本的要求。以“甘甜与光明”^[8]为追求的古典智识者，“是全整意义上的‘业余爱好者’，和人文文化的娴雅的继承者。他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9]

列文森在指出中国古典文化的特质后，便开始追溯这一文化传统变迁的动力和根源所在。在他看来，尽管明清绘画理论和实践中已有创新的因素出现，但这些都不是突破性的因素，相反，就整个传统看来，中国的艺术仍旧囿于传统的束缚之中。真正引起变化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只有在以“他者”的视野反观自身的传统时，才会产生出优劣之对比，也会开始产生创造性的反思。列文森提出了著名的“词汇”与“语言”变化之说，认为佛教东传、利玛窦来华，带给中国的只是“词汇的丰富”，而19世纪西方入侵后，带给中国的则是“语言的变化”，在艺术领域亦是如此。

与列文森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冲击—回应”论说相对的是对于中国传统中审美现代性萌芽的探求。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说建基于两个要点：一是“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二是“人民的地位”的变化，即平民主义的兴起。^[10]后者对于审美意识变化的影响甚大。文学、美术、音乐等，“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从“一种服务于贵族的仪式的东西，……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11]宫崎市定以文艺复兴为近世开端的标志，在西方13、14世纪开启了影响后来历史的文艺复兴，而在中国，文艺复兴自10、11世纪就开始了。而文艺复兴最为重要的标志即是“否定现世和憧憬古代”，在中国具体体现为“古文的复兴”和“白话文学的诞生”。^[12]“京都学派始终是在一种与西方现代性的竞争性框架中建立自己的东洋现代性叙述。”^[13]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的“东洋的近世”论述，对于建构独立的东洋史和中国史，意义可谓深远，同时也提醒后来的学者关注自身现代性的因素。

延续这一研究路向的日本学者有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等。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是日本二战后反思亚洲停滞论的代表作。岛田用一种平行研究的角度，认为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世、近代）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时代’的类型性”，所以中国与欧洲在同样的历史阶段就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14]，他以欧洲的概念作为参照，“尝试着在中国之中领会欧洲的因素”，以此来理解“中国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15]他从王阳明出发，经由泰州学派、李卓吾的“王学左派”，梳理了中国近代思想的现代性因素。^[16]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志便是在各个价值领域中出现了“自律”性特征。^[17]

沟口雄三自称是接续岛田的研究而加以推进的，其理论立场较之岛田更为清晰和纯粹，他认为岛田通过欧洲看中国和通过中国看欧洲的两种视角都会使得研究对象产生某种程度的扭曲。沟口雄三坚持对于“中国独特性”做一种反观自身的分析，强调从中国自身了解中国，甚至还反对使用“近代”等源自欧洲的概念。沟口雄三在晚年放弃了使用“近代”这一概念。^[18]由此，沟口雄三从对王阳明、李卓吾，“天理—人欲”、“公—私”的一系列分析中，找寻到了中国思想“独特”的现代化之路。

自京都学派及其他日本学者的研究看，柯文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并非是研究范式的突破，但在柯文等人的倡导下，中国史研究中的中国中心取向，确是渐成主流。柯文归结中国中心取向的四种特征：以中国内部因素为准绳、区域史研究、阶层研究、多学科研究等。^[19]这些角度对于明清以降的“近代”审美意识研究极富启发意义。如施坚雅的区域系统（regional systems）取向对后来江南文化与审美研究的影响，新文化史研究对明清城市文化与审美意识研究的影响等。

随着中国中心取向的推进，基于明清以来中国思想研究的多元现代性思考越来越被重视，在审美意识领域，这一取向尤为重要。乔迅（Jonathan Hay）在《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中明确地指出明清时期中国自身现代性因素已经萌生：“我相信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明清时期的中国便已在社会意识方面呈现出现代性。（若非现代性，还会是什么？）”^[20]通过石涛，他探究了中国现代性涵存的几种关系：“第一种是在与国家、市场和社群的关系上对自主性（autonomy）的期望；这种期望常被希冀获得接纳与合法化的欲望所限制。第二种是某种社会或历史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或说是自觉性。最后一种是对既存的传统社会论述表露怀疑（doubt）。上述三种关系都牵涉主体性（subjectivity）。”^[21]虽然这些对于现代性的分析仍旧沿用了西方概念，但作者试图建立一种基于地志学式的（topologically）的现代性论述，力求打破西方是现代性唯一起源的旧说，着意于挖掘非西方起源的不同的现代性。正所谓取用的理论发生了改变，史学家所看到的史料与得出的结论也会迥然有别。列文森以“非职业化”来描述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艺术家，而乔迅则看到“扬州的精英大部分是由城市中的‘专家系统’组成”的。^[22]暂且不管这一研究较之原来的研究有多少突破，但就其基于多元现代性的审美意识分析，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史，还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注释】

[1]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2]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俱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

[3]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8页。

[4]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5]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3、16页。

[6]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7]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32页。

[8]马修·阿诺德语，见［英］马修·阿诺德：《“甘甜”与“光明”》，贺淯滨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3、16页。

[10]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第10—14、17页。

[11]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第10—14、17页。

[12]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36、229页。

[13]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页。

[14]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7、112页。

[15]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7、112页。

[16]在《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近代”、“近世”均是指Modern Age，本文为统一起见，在论述中均作“现代”。

[17]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7、112页。

[18]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龚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9页。

[19]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1页。

[20]乔迅：《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邱士华、刘宇珍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前言。

[21]乔迅：《石涛》，前言、第23页。

[22]乔迅：《石涛》，前言、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