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中国现代化

导论：“三农”问题与中国现代化

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中国农村社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迈开了新的脚步。广大农民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那种脱离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全面公有制经济形态以及为了实现这种经济形态而必须从事的、与自己的劳动收益无关的公社制集体劳动方式，回归到数千年来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自主生产和生活状态。无论当初乃至现在，人们如何把农村的这种改革指摘为向封建的自给农业的倒退，但无可置疑的是，相对于超越阶段的公社制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言，这种对农民自主的土地和农业生产经营权以及行动自由的尊重和解放，显然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明显的进步。农村和农业改革的成效极为显著，以至于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短短数年时间，粮食连年增产，农民基本解决了长期靠政府救济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而且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农业实现了自给有余，农民也因此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和政策最大和最早的受益者。

随着中国改革逐步向城市推进，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中国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党组织机构臃肿，人员庞大，效率低下；改革所造成的利益调整以及大量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困难乃至破产倒闭，造成严重的城市失业。企业倒闭和政府扩张，不断加重了农民的税收负担，从而使改革之初的最早受益者，最终又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受害者。农民与城市失业工人一道，不仅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成本，事实上也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弱势群体这一字眼，在中国社会为政府官员和学者们频繁使用，充分反映了政府和学界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二

认识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认识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和发展问题，应当从过去对这一群体单纯的道义关怀中解脱出来，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学理的角度，分析中国“三农”问题（Three Dimensional Agrarian Issues）形成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研究并探索出一条有助于逐步解决，而且是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以为政府决策、社会服务和社会改革之用。围绕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即“三农”问题，下同）的政策研究和探讨，虽然算不上全面和深入，但由于这一问题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影响，已经引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社会科学各领域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中国政府也继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并取得明显进步之后，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颁发了一系列文件，把农民致富和农村发展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

但是，关于中国农民和农村现代化的研究，往往主要停留在对相关政策的理论诠释上，而没有对农民本身的意愿和要求，对农民的思想实际、农村的社会实际和农业的生产实际，给予必要的重视和关怀。这种最大、最迫切问题的最小、最表面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农业和农民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瓶颈”，尤其在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和社会转型的现时代。因此，根据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和变革，探讨和研究作为农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和观念承载者的农民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及其变化，探讨和研究中国农村在市场化改革推行近30年来的变化，对于因地制宜地制定和贯彻落实符合中国和地方实际的“三农”政策，有效推动“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

本研究本着立足于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基本实际，立足于前瞻性地研究和探索农民意识、素质和能力的现状，并对照社会现代化对农民整体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作为农民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扼要阐明实现农民现代化的主要途径，这就是涉及农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农民教育，而不仅仅是农村的学校教育和“两基工程”（即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关于农村现代化，著者本着社会学研究中社区的类型和整合模式的差异，在分类考察学界有关农村现代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相应的研究思路存在的理论局限，提出一种属于社区理论的农村现代化模式，这就是区别于农村的自然集群特征，而与城市社区的特征有密切关系的功能社区模式，这就是农村社区的功能化。功能化的农村并不是城市也不是城镇，而是具有某些城市功能的新农村。关于农村现代化的这种目标模式，与城市化和城镇化，构成了农村现代化的三条途径和道路，以此对照出，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尤其是人口规模和土地等自然资源之间矛盾将长期存在这样一种实际，按照单纯的城市化或小城镇发展战略，来确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不过是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的逻辑结论，却是背离中国实际的结论。同时，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资源富足、人口较少并且向外殖民和以贩奴运动为补充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同步推进，但中国、印度、埃及等农业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却不具备西方现代化所具有的条件，也无法在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条件下，继续走西方的道路，而必须以廉价劳动及其成果的输出和资本、技术、知识等资源的输入，作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仅仅依靠农民是不可能真正启动的，基于农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历史性贡献，基于农民自身的意识、素质和能力，农村现代化不得不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各行业的全面参与，作为主要的动力基础和制度原则，“把城市留给市场，让政府进入农村”应成为推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手段，这种手段和途径可以简单地称为“权力下乡”。

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也是农村现代化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现代化研究中，农业现代化是最受瞩目，而且研究成果最多的方面。但由于农业问题，主要是而且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自然也存在着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致富的问题，但把现代化仅仅还原为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问题，似乎有背离农村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农村社会的有机化发展。经济富裕是现代社会和物质文明的基本要求，但显然不是农民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说，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基本是，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就是富裕的人和富裕的社会，但并不能反过来说，富裕的人和富裕的社会，一定就是现代社会。更进一步说，经济富裕或农民致富是农民和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中国社会大量存在的摆阔、抖富和骄奢淫逸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可以看出，这些人仅仅是发了财的富人，却不是现代人，无论他们是农民、工人、机关干部，或者是商人和知识分子。之于农民他不过是个有钱的小农，之于工人他仅仅是个暴发户，之于机关公务员或领导干部，那是一个仅仅脱去了小农外装，还没有脱去小农内装的官员，之于商人则是一个尚未培养起商业气质的人，之于知识分子，则是一个没有获得智慧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伪知识分子。因此，在农村现代化中，著者并没有太多涉入农业现代化的内容，而以农村初步的社会分工，农民市场意识的培养，农村市场交换机制的启动和建立，作为经济现代化的观念和制度目标或标准。

四

需要说明的是，实证研究或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具体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通行方法，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研究小组及主要成员精力的限制，我们无法将所有判断完全建立在调查数据基础上。但基于对自己所在社会，尤其是所从出的农村社会现实情况的理解，也许不太有必要非得以实证调查作为研究的起步。况且农民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并不单纯是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中国社会本位、中国农民本位和农村本位立场，借助其他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证据，或许也是一条可以走通的研究之路。但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的价值中立立场却是要认真坚持和捍卫的标准。既然课题设定是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研究，那就存在着对中国农民与农村现状不同程度的否定，只是这种否定对没有进入学理思考的读者，或许甚至一定会感觉到某种心理的痛苦。著者有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从文化或民族心理来说，每个民族及其成员，都把自己的东西甚至社会现状，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即使基于社会史和中外社会学比较研究，发现我们与他人和他民族之间存在某种差异，尤其是生存状态和发展差距方面的差异，我们往往也会寻找各种合理化原因，来谋求某种心理平衡以使自己心安理得。

但科学的求实精神却要求我们不仅要说明问题，而且要说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作为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研究，同样需要说明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传统农村与我们心目中的现代农村之间的差异。这样，无论从农民角色方面，还是从农村社会状态方面，有所否定、有所肯定，否定的多、肯定得少，则是在所难免的。若非如此，我们就没有推进农民和农村现代化的必要，不如此，也就无法找到农民和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至于这种考察所不可避免地触及的宏观社会管理或政治治理层面的问题，同样是无法完全回避的。社会的现代化有一个重要的领域，这就是文化的现代化，其目标是大众化、世俗化和非意识形态化，而从对对象的理解和把握角度，则是科学化或者理性化。这样，贯彻脱离个人好恶和民族情绪的理性原则，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农民问题涉及文化，农村问题涉及文化，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涉及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创新。只是由于，涉及文化也就难免触及文化心理尤其是民族心理。这是接触这部著作的读者，必须首先克服的困难——角色和民族社会心理障碍。

五

农民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分属于两个论域的问题，前者是人的现代化，或者是农业社会中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人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观念、素质和能力等个体主观、内在、心理和行为的层面。因此，农民现代化涉及大量的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内容。而后者是社会，确切地说是社区——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按照现代社区理论，社区并不单纯是一种空无内容的地理区域，而是包含大量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内容的社会实体。社区的现代化从目前的社区形态来看，显然只能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作对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把小城镇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社区模式以及大量的研究者都把城市化作为农村现代化的当然选择的重要原因。

但从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这种在西方是一种当然选择的社会现代化模式，在中国却是一条死胡同。占人口主体的农民不可能全部转变为市民，大量的农村尤其是浅山区、丘陵区和深山区农村也不可能全部转变为城市。至于小城镇发展战略，由于它所谋求建立的小城镇不大具备城市的整合功能，在十多年的实践中，也渐渐沉寂了下来。

因此，不通过对问题结合其情境进行稍为深入和细致的考察，仅仅按照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既成结论考察中国的问题，难免会陷于困境。著者并不认同社会学的本土化主张，却赞同用本土化的社会视角观察中国的问题。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往往成为学者推动本土化的依据，但在社会结构中，文化充其量仅仅是一个要素而不是全部要素，要素的差别尤其是要素内容的差别不足以成就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同社会的差别却不仅仅是文化的差别，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全方位的差别。在这种差别的情况下，试图建立一种普适的现代化模式，显然是削足适履。

六

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多少年来一直为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所关注，至于各级政府也只是将它作为政府农业行政工作的一个有机部分来看待。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有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民工（为避免歧视嫌疑——著者）季节性地涌入城市，既增加了城市的繁荣，也增加了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对照出了农村的寂寥和落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也使政府有能力开始全方位、宽领域地关注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了。这是每一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人，包括农民自己所乐见的积极势头。

但社会问题尤其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并不允许我们盲目乐观。农民深厚的传统观念、低下的基本素质和简单的劳动技能，并不能随着政策的调整而发生迅速的改变和提高；农业领域中的土地制度、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和简单的手工生产方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无法获得彻底的转变；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薄弱的公共领域、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亟待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会随着中央惠农政策的出台，而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认识毕竟提高了，措施毕竟出台了，农民毕竟已经松绑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有理由乐观，虽然是高度谨慎的乐观，有所保留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