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一）现代化的内容与类型

现代化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学者们用它来指称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类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因此，现代化“可以看作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2]。在现代化理论中，学术界关注最多的可能要数如下三方面的议题：一是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间的关系，二是阶级结构（包括特定阶级，如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等）与民主政治间的关系，三是经济不平等的政治社会后果。现代化理论的多数研究都将经济发展作为分析起点。在这样的分析逻辑中，阶级结构的演变、公民社会的兴起、政治文化与民主意识的增强、民主政体的最终建立等都是以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后果的面貌出现的。

现代化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起点非常不同：“在西欧，现代化发轫于兴盛的都市的封建或专制国家；而在东欧，它们则来自高度独裁而低度都市化的国家和社会。在美国和英属第一批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经由殖民化和移民过程而形成的。在拉丁美洲，现代化结构出自于寡头政治的殖民政府社会。”^[3]现代化的不同起点直接决定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接纳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要转变的内容及其幅度。“在英美，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存在一种较强的兼容关系，它们的现代化主要是从社会自身不断发展出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来实现的。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可以称作内生型现代化。更多的国家由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因素，而是在英美现代化起步以后而产生的外部刺激，或者说外部压力下，开始作出反应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大陆的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可以称作应激型的现代化。”^[4]很显然，与内生型的现代化相比，应激型的现代化所要触动的传统因素更多，幅度也更大，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也可能更加剧烈。

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包含了两个明显相关，但又各有侧重的方面，一是民族国家的构建，二是经济的工业化，二者奠定了现代社会冲突的制度背景。现代民族国家表现出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国家性（stateness），另一个是民族性（nationness）。民族国家建构就是“传统政治单位经过合并、重组和现代化改造，获得国家性和民族性的过程。”^[5]民族国家在构建过程中将自然属性非常不同的群体纳入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内，必然面临着严重的认同危机，导致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地域团体间的争斗。工业化往往会触动两种典型冲突：一是劳资间的冲突，二是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或者城乡间的冲突。作为制度化这些冲突努力的产物，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一些新的制度安排（比如福利国家制度）或者改造了旧有的一些制度（比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这些努力的成果后来被“打包”称作“民主政治”，向发展中国家展示和推广。

现代化理论一度有着非常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它将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资借鉴、学习，乃至模仿的“样本”。在这种理论看来，非西方的国家要想推行现代化，必须摒弃他们的传统文化，仿效技术上和道义上更加优越的西方道路。冷战结束后，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逐渐式微，西方对于西式现代化道路的乐观情绪达到了顶点。福山就曾自豪地宣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6]在这样的理念作用下，现代化理论家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药方”，最为典型的当属为拉美所开具的“华盛顿共识”，为俄罗斯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开具的“休克疗法”，然而这些以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所得到的“药方”并没有起到预想的“疗效”，反而将这些国家拖入了“现代化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失去的十年”中，备受嘲讽，被奚落为“没有疗法的休克”^[7]。这种反差导致了西方理论家开始修正“华盛顿共识”，形成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8]。

（二）后现代社会与“新”社会运动

西方国家的发展逐渐超出了现代化的范畴。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一直被视为现代化核心的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所占比重增加；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等。这些变化被贝尔敏锐地探测到，他将这些变化视作后工业化社会来临的证据。^[9]这些国家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包括阶级分野在选举政治中的作用普遍下降，^[10]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中产阶级社会的来临等，这些变化连同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变一起被称作后现代化。在后现代社会，西方学术界对于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和反省逐渐增加，对于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给予了更多的包容和欣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为样本的“东亚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崇。^[11]分析家们认为，借助国家更为积极的经济角色（所谓的发展型国家^[12]），后发国家有望取得比先发国家更快的现代化速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尽管仍存在很大争议，“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概念还是日益流行开来。

在后现代社会，一种有别于传统劳工运动的“新社会运动”应运而生，逐渐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形式。新社会运动理论家将以劳工运动为主线的社会运动称作旧社会运动，而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以种族、性别、文化等为认同基础的社会运动称作“新社会运动”，包括女权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环保运动、反战与和平运动、反核运动、维护同性恋权益等。尽管内部依然存在差异，但依据布伊奇勒（Steven M.Buechler）新社会运动理论通常共同主张下列观点：第一，多数流派强调在公民社会或者文化领域中的符号行动（symbolic action）是与在国家或者政治领域中的工具行动（instrumental action）并行的集体行动样式；第二，突出了促进自主和自决过程的重要性，而非最大化影响力和权力的战略；第三，一些新社会理论家强调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旧社会运动是对物质资源的争夺——在当今集体行动中的作用；第四，倾向于“问题化”集体认同和识别集体利益的过程，而不是假定冲突团体和他们的利益是为结构性要素所预设的；第五，强调怨恨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属性，而非假定它们能从团体所在的结构位置中推演出来；第六，承认各种各样隐蔽的、潜在的和暂时性的网络能够支撑集体行动，而非假定集权的组织形式是成功集体行动的前提。^[13]由于新社会运动并非分配斗争（distributional struggles），它们的主张不能透过政党来传递（channeled）或者通过物质补偿（福利体制）来缓解。哈贝马斯依此预言，新社会运动可能会推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更大的合法性危机。^[14]

“新社会运动”理论仍存在非常显著的争议，比如“新社会运动”“新”在何处，新社会运动是否主要是防御性的，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基础是否依然可以依据社会阶级来界定等。^[15]“符号行动”与“工具行动”或者新社会运动与旧社会运动可以在理论上清楚区分开来，但在实践中二者的关系是“暧昧”的，人们争夺物质资源的努力与争夺话语权的努力常常是互为表里的。新社会运动所在的社会形态被称作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达资本主义等。但这些社会形态究竟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机制推动了社会运动由“旧”转“新”，是由于人们在后工业社会中获得了更大的物质满足，因而其不满开始由物质议题转向了精神关切，由与自身状况密切相关的议题转向了与自身状况不那么相关的公共议题？在新社会运动社会中，旧有的劳工运动何去何从？是逐渐地式微、转化形式还是能够与新社会运动“长期共存”，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