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估量“中国现代学术史”

客观估量“中国现代学术史”

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上世纪末就出现了大量专著和论文，此后十多年的研究和“展望”没有间断。现有的各类学术史成果中，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说法很多；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实际长度，估算方式也是笼统而模糊的。这也难怪。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有一个大致的转型期，无法确切地把现代学术的起点定在哪一年。常见的“中国现代学术史”都使用“清末民初”的说法，而不同学科的学术史则有不同的现代化起点。不过，以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来衡量，“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应该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因为真正学术研究的开展，应该包括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学术团队的形成，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建立，各种评议机构的设立和评议制度的形成，学术刊物的创办，学术资助机构或基金会的设立等。因此，我们国家的现代学术建立，不能只看现代大学何时建立，应看研究机构、团队、评议制度等的产生，以及持续时间的长短。

北京大学的历史从1898年开始，但真正成为现代大学一般从1920年蔡元培重新组建行政组织体制算起。这一年蔡元培本着“教授治校”的宗旨，在北京大学内部设立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并于四年后召开第一次评议会临时会议。中国教育史上明确写着：“教授治校”堪称大学学术独立的标志。清华大学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6年制定《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而主要学科物理、算学、化学、生物、心理学、地学等系的设立，最早的是1928年（最晚的在1937年）。

1928年是中国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号称“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是一件大事。这一年也成立了浙江省昆虫局，浙江热带病研究所，中山大学农林学院农林植物调查所，浙江矿产调查所，江西矿产调查所等。这一年国立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正式命名，广西大学、兰州大学、贵州大学初建或正式命名。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得设研究院。全国各大学，如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相继筹设研究院。1930年在重庆的巴县北碚设立中国西部科学院。1931年国民政府草拟《学位授予法》。1935年正式颁布《学位授予法》，1936年制定《硕士学位考试办法》。据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一书中的统计，抗战爆发前5年通过硕士论文审核并获得硕士学位者共232人（而民国时期博士培养与学位授予并未真正执行）。

就文科方面的学术成果而言，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胡适等学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笼统地说，中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产生了现代学术。因为文史哲的研究和著述几乎就是个人行为，受西学影响而产生新著，起步早并不奇怪。当然，梁启超在1920年写成《清代学术概论》，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发表于1920年，《红楼梦考证》、《章实斋年谱》、《戴东原的哲学》等重要著作完成于1921年至1925年之间。从文科的研究机构和组织来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是在1922年，1923年1月创办《国学集刊》，提出整理国故的三大策略。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设立。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持续了四年。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此后，国内其他高校也陆续有文科的研究所成立。陈平原先生认为晚清和五四的两代学人共同努力，开创了现代学术的新天地，而1927年之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规范已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勘定，众多的大学者已经登场（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中国民间学术团体和学会创立较早，如中国地学会（1910年创立）、中国科学社（1915年在美国创立，1918年迁回国内）、中国化学研究会（1918年留法学生创立）。不过，大多数团体和学会组织是在1920年之后成立的。例如，1921年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尚志学会”，1922年成立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工业会，这一年也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1923年中国科学社推动的科普名著《科学大纲》翻译出版。1928年上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1932年北平成立中国物理学会，次年创办《中国物理学报》。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在重庆成立，四年后创刊《中国植物学杂志》。中国数学会成立于1934年。

综合各科的学术开展情况来看，中国真正的学术研究，在上世纪20年代才全面启动。然而，从全面启动到1937年，正常学术研究只有十几年。由于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现代学术的几个中心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被日军侵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学术园地遭受毁灭。当然，西南联大为中国保留了学术火种。但西南联大突出的成就主要是教学。文科的研究受影响稍小，自然科学因缺少实验设备而不能开展。即使文科的研究，连高水平的教授都在“学以致用”，为抗战而呐喊，政论文章多于学术文章。1946年至1949年局势混乱，也没有学术研究的环境。所以，中国现代学术刚完成奠基和准备阶段，就遭受12年的停顿和破坏。

1949年至1951年算是中国学术的新起点，学者们满怀信心准备为祖国奉献，但1952年院系调整，改变了民国时期建立起来的学术机构。1952年至1956年的学术研究又受到了“左”的思潮的影响。1957年“反右”之后的情形众所周知，无需细说。从1958年夏天开始了“高教大跃进”，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数不清的大学。同时，全国高校掀起编教材和讲义的高潮，张鸣教授在《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一文中记述，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和青年教师仅花35天就写出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生物系40天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95部。1960年前后有一部分学者被摘掉“右派”帽子，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但1966年噩梦重来。不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打倒，连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也不能幸免，大批的研究者从精神上被打垮，有的甚至被“消灭”了，哪来的学术研究？ 1966年大学也停止招生。

一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影响学术，有人会想到相反的例子：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光辉成就，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从理工科学者撰写的“中国航天技术史”、“中国核物理学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既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有科技工作者的刻苦攻关，不但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且欣欣向荣，硕果累累。客观地说，不仅国防科技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没有中断，地质学、石油勘探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成就。问题在于，军事科技领域、地质领域取得技术进步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放弃或停止了基础学科研究；既拒绝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思想、新理论，也和社会主义老大哥闹翻，关起门来整治和清洗我们的“学术权威”、“白专”、“走资派”。偌大一个国家，学术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停滞和破坏。

政治运动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对人性的摧残固然严重，但谁算过细账，它对学术的伤害有多深？大学停止本、专科招生只有“文革”十年，而研究生教育有将近30年的荒废。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高校招收过研究生，但正常毕业并获得学位的几乎没有。30年要培养多少研究生，成就多少学者？关键是，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机构和相关制度并没有被保留，学术传统并没有被继承。1977年恢复高考后，科研政策的出台与科研工作的实际开展不同步，有些科研机构在1985年前后才筹建起来，有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建立和完善。在1977年至1984年之间，各高校忙于编写新教材，组建研究队伍；而后来取得学术成就的学者，此时才走进大学当学生呢。

所幸的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学者（有“土生的”也有“留洋的”），“劫后”尚有余生为国家作贡献。20世纪50年代选送到苏联、东欧和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有一部分学成归国后遭遇运动但受创较轻，他们的学问当时没有立即派上用场，而恢复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后就正好用得上。

按照常见的说法，“中国现代学术”在1977年后获得新生，可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又经受了新的考验。这一次是商品经济的洪水夹带着腐败的病菌，铺天盖地地侵入，并浸泡着学术的各个角落。从90年代研究队伍中出现下海经商、从政等的“分化”，到高校大合并，研究生扩招；接着是学术风气变坏，出现拼凑、剽窃，学术不端；再往后是拉关系、说假话、造假材料、虚报成果，学术变成名利场。

“中国现代学术史”本来就不长，而在这不长的时间里经历了多次“灾变”。中国的现代学术，孕育阶段很仓促，而且承载着御外、图强、救国等“功利性”目的，所以先天不足，根基不稳，营养不良。学术成长的道路也不顺利，前一次“灾变”后未能彻底康复，就经受后一次“灾变”，因之气血失调，易受风寒，抗病能力差。如今出现大面积的学术溃疡，既出乎意料之外，也似在意料之中。

学术研究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需要浓厚的文化氛围，需要坐冷板凳的大批学者，需要长时间受政府保护（不推向市场）。我们一定要心里清楚：“中国现代学术史”既不悠久也不连续，只有“学术小屋”没有“学术大厦”，经不起折腾，受不了刺激，不能承载太多的热望。要让学术进步，就不要揠苗助长，也不要“关爱”过度，使学术研究退出热闹市场，回到无利可图的“寂寞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