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移植与转化

5．2．1　“现代性”的移植与转化^[27]

本土城市设计实践的实效困境实际上深嵌于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特定时代，这个时代的鲜明城市特征是“超常规发展”和“面貌日新月异”。毋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快速城市化”成为推动城市设计实践繁荣的现实动力。因此，我们对于本土城市设计的任何批判，首先必须追问这个时代超常规城市发展所赖以为凭的支配性范式^[28]。我们认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普遍地深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这种“现代化范式”实质又是“西方现代性”的移植^[29]（而全球化则加速了移植的过程）。在这种发展范式支配下，城市建设环境的形塑目标是一幅典型的西方现代城市“理想图景”，而城市设计实践则自觉不自觉地被用来为实现这幅画面提供合理的技术支撑与“合法性”辩护。与此同时，本土城市设计从理论到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西方知识经验的舶来品，其方法、技术手段、实践模式都植根于西方现代城市设计脉络。虽然结合国情与关注本土资源，但当前本土城市设计无可辩驳地主要是西方理论的移植和运用。

本土城市设计实践在中国社会整体跃迁过程中，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见证并表现了“现代性”^[30]在中国社会的移植与转化。“现代性”社会理论成为我们反思与批判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与城市设计实践价值偏失的理论工具。

1）中国城市发展的“现代化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在“目标的视阈”上确是以西方的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标准（金耀基，1997）。“中国论者依凭各自的认识向西方寻求经验和知识的支援，用以反思和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价中国的现状，建构和规划中国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邓正来，2005）现代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文军，2004），中国现代化总体历程即表现为西方现代性的移植与转化。

邓正来（1994，2005）认为整个西方现代化理论架构是以下述两个假设为基础的：“传统与现代”两分观^[31]及“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西方的各种现代化理论被用以解释非西方的发展问题并为非西方学者接受，成为一种较为普适的关于各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框架”，亦即“现代化框架”。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已直接作为衡量现代化程度高低的标准，城市化也已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确切地说，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在城市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城市发展所蕴含的现代化理论自然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帮助中国社会实现对“现代化”的集体想象。在“现代化思想框架”指导下，当下中国社会的超常规城市发展模式普遍地深受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本书所指的“现代化范式”特指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知识（理论）、经验所形成的一系列西方主流“论述”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世界发展观，这种范式对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示范作用。这种“现代化范式”或“西方现代性”的移植，是一个对本土从冲击－示范－断裂－内化－依附的转化过程。

当代（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汪晖，1997）。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加速城市化进程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想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迫切地希望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从政府到社会成员，对经济效率、工业化、城市化形成强烈的诉求，使当前的开发主义、城市主义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自上而下的经济运动。城市化在中国甚至被认为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大规模“造城运动”（冯骥才，2004）来实现，高速的城市建设与城市空间形态的急遽扩张即是此种城市现代化的结果，但也是西方的城市化历程所罕见的。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在全面市场化的今天日益转变为“经济实体”，面临酷烈的市场竞争。一个城市的对外形象和知名度决定城市所能吸引的资本（包括经济、文化、人力等多种资本）。一时间，尤其在本世纪初，城市运营、经营城市、城市营销等等城市化战略在中国大地全面铺开^[32]。在市场社会及其规则日益成为主导形态的中国语境中，将城市进行某种“资本运作”的城市经营^[33]理念以及“企业家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栾峰等，2005）、“企业家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赵伟等，2005）等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盛行，正是城市发展“现代化范式”支配作用下的直接产物。

“现代化范式”实质提供的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生产价值观，而经济全球化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范式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支配。哈维（David Harvey）所言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隐喻是对城市发展的“现代化范式”最好的注解：“资本主义一直受到资本积累的饥渴所催逼，在历史的某一点上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地景，稍后必须将它破坏，以便为进一步的积累开路。”夏铸九（2004）又指出，“现代建筑与地方瓦解在历史上一直是伴生产物，这是空间商品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业发展方式中的空间生产的表现。创造性破坏是空间的过程，断裂则是文化上的表现。成为现代，若是承诺我们的历史道路，这是现代性的作用，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可见，在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亦更多体现出资本运行的逻辑和轨迹。

“现代化”在毋庸置疑地促进中国城市社会获得巨大物质进步、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也产生“市场化”演进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这就是城市整体利益分配的不公正。或者说，社会各种利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并未公正地享受到城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福利成果^[34]。“现代化范式”下的市场化进程把城市带入开放的市场交易平台，城市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导致了对所谓资本化的“城市经营”的渴求。而城市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失衡正是源于“现代化范式”下的城市发展理念与模式的内在缺陷，在城市开发建设领域也受到大量批判（海默，2003）。

2）城市建设的现代化“理想图景”

城市建设环境正是城市发展的结果和物质显现。西方“现代化范式”导致了中国城市发展建设领域的“现代化危机”，表现在典型的“造城运动”塑造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产生众多破坏性建设和建设性破坏的发展实例，“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城市土地的含金量，一块块都被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细细计算过，为了经济的或政治的种种利益需要，土地上的一切，包括建筑、植物、社区、家庭、生活、文化、传统等等，统统都可以被摧枯拉朽地消除”（陈映芳，2005）。我们不禁要问，在高速城市化的城市建设中我们视为当然、未加质疑的究竟是何种现代化的“理想图景”？

当城市发展的“现代化范式”成为国家、社会上下所共同信奉的且未经质疑的一整套规范性理念，甚至成为一种“现代理性”的意识形态时，民众“抱着对工业文明的向往，把高楼大厦、复杂的立交桥、气派的城市广场，以及几乎所有远离农田和‘可怖的自然景观’作为追求的理想城市景观”（俞孔坚，2003）。“城市化”在媒体中经常被作为一种城市崇拜，美轮美奂的摩天大楼、精心打造的广场，还有道路、灯景、轨道交通站等等，它们被当做城市最动人的符号与线条，醒目地镶嵌在城市景观中。“将城市当做崭新中国的最动人的光鲜脸面，勾勒呈现给世界。那里面，可能有摄影家自己真实的憧憬，也可能有与规划者、开发者的种种默契和共谋”（陈映芳，2005）。可见，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当代中国城市的形塑目标是典型的“西方现代城市图景”，这是以“物”（例如车、高楼大厦、高架道路等）而不是以日常生活的“人”为其核心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国家急于向世界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城市政府也急于美化城市以招商引资和彰显政绩，城市建设领域首当其冲地在国家、地方政府、开发商的“合力”下，不假思索地以西方现代城市景观作为范型，向西方寻求城市建设经验和理论支援。而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之后，国际资本的渗透以及文化、意识形态传播则加速了西方现代性移植的过程。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北京与深圳都正在竞相成为全球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其建设环境模仿、镜像、赶超纽约、东京、香港城市景观，而趋同于他们理想中的“国际化大都市”。

吉登斯（1990）认为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化，这不仅意味着西方制度向全世界蔓延，而且意味着在蔓延过程中其他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汪晖（1997）进一步指出“中国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在城市建设领域，“隐藏在建筑文化的国际化后面的是现代性”（郑时龄，2004）。当代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事实强化了城市发展建设信奉的西方“现代化范式”，其结果是全球化（资本与文化）的主导话语淡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意识，引发本土城市空间形态向西方现代城市景观趋同的危机——“曼哈顿化”与“迪斯尼化”^[35]。

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城市建设在为市民提供更多的物质成果、更多的享受和有益于生存的机会时，也伴随着对城市“意义”的消解，产生历史性“断裂”和“生活世界”的消逝。甚至说，这是西方现代性宰制的结果。在“现代化框架”的思想指引下，寻求现代同时整体地抛弃和否定传统，正是当前进行高速发展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地方政府的普遍思维方式。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城市历史街区保护的艰难^[36]。陈丹青将当代中国大规模的毁灭性建设运动，归结为“文化分裂症”。“我们的‘心理景观’处处来自西方，指向西方，我们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把中国变成欧美。”^[37]

典型的如上海。“今日的全球化都市上海，是一个全球化的展示橱窗，也就是勒斐伏尔所谓的‘标志性空间’（monumental space）。这样的全球化空间雄伟耀眼的外貌，凸显国际资本的迅速集中，却同时隐藏了国际资本透过标志性建筑得以快速地排挤替换当地人民的生活空间的事实。”（黄宗仪，2002）“东方明珠与上海市民又有什么关系呢？除了给他们多一些显摆的资本之外，更多的人一辈子也不会爬上去。工人新村或类似的‘新工房’里依然是他们日常的生活空间。”（张闳，2003）地方政府在“促进大发展”的城市治理环境下，积极将旧区穷陋的环境迅速转变成“世界城市”所需的美丽高雅的城市景观，创造出吸引跨国资本的投资环境。

当代中国发达城市的现代化建设“理想图景”已演变为欲与纽约、东京或香港并驾齐驱的“全球化城市”形象。新上海城市的竞争力，究竟应该建立在市民现实生活改善的基础上，充分展现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活力，还是一味致力于城市的装扮美容？为了迈向国际都市之路，城市政策于是迎合国际资本流动需求与精英中产阶级的生活品位，要将上海塑造成为“洁净而充满秩序”的城市，把贫穷、“混乱”的、“没有品位”的大多数人群活动加以排除，让大家眼见的都是中产阶级的空间想象^[38]。

3）“现代化框架”支配下的城市设计

（1）城市设计的现代化目标

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城市设计理论的引入标志着当代中国城市设计发展的开端起，城市设计就始终伴随着“现代”和“现代主义”概念的困扰。中国本土城市设计这20多年来的演变不应被仅仅视为“学科”自身的历史演进，而是中国城市建设“现代化”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它深刻体现了国家／社会对“成为现代”的物质想象，这种在城市建设环境上的凝视（观念）最为直观地透过城市设计实践予以展现。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现代化视野中的城市规划”（陈锋，2004）如何？西方现代性移植与转化所建构的“现代化框架”（邓正来，1994，2005）作为普适的关于传统社会向（西方）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理论“思想框架”，渗透进整个社会制度形塑当中。“现代城市规划中的理性主义”（童明，1998）因应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具体表现为城市规划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积极发挥服务与引导功能，促进社会生产效率，兼顾公平。在国家／地方全面转向以经济发展和效率优先的政治任务中，“政府通常把城市规划视作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的工具”（童明，1998），形成“城市规划必须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共识。城市规划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就是“保证现代化内涵的实现在空间和时序上的相互协调和取得整体最佳效应”（陈锋，2004）。当前地方政府“发展挂帅”的价值观和“现代化意识”迫切需要城市规划为经济发展提供土地与空间资源，要求城市设计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创造适宜的城市投资物质环境。而此时，城市设计恰恰是以“为市民塑造更好的生活场所”名义展开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目标^[39]导向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城市规划始终是引导和调控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行政工具，城市设计作为规划建设管理体系内的活动，在塑造城市建设环境（物质空间）上必然是契合城市现代化的目标。在“成为现代”的驱动下，“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措施，就是要把中国尽快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西化的国家”（陈丹青，2005）。从而，西方现代／全球化城市“理想图景”成为本土城市设计的当然所指。

某种意义上，“现代化思想框架”下国家／社会对“成为现代”的物质想象，透过城市设计深刻地体现在城市建设环境上。城市设计实践在体制所赋予的权力空间内运作，积极参与到本土对“现代城市”的诉求和缔造中。在对空间形态进行符合权力集团价值偏好的专业塑造活动的逻辑背后，城市设计恰好被用来为实现这幅“理想图景”提供合理的技术支撑与“合法性”的专业辩护。

（2）西方城市设计论述的移植

所谓中国城市设计的“本土化”^[40]历程，即指自20世纪80年代现代城市设计理论的引入和酝酿，建设部（1985）派出访问学者留美学习，清华、同济与美国主流院校开展学术交流与联合教学，这一时期集中表现为“向西方学习”。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家仍未脱离计划体制的轨迹，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目标需要城市建设拓宽视野，为城市化道路寻求西方理论与经验的支持。尽管这一时期还基本上缺乏实践，但西方城市设计理论的积极引入却表明国家（院校毫无疑问是国家知识生产体制的组成部分）急于对外开放、缩小与西方文明差距的现代化价值取向。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客观经济发展趋势的需求。特别在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GDP持续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所创造的经济繁荣与城市化加速将“城市”推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台，城市建设拉开“大拆大建”的序幕。整个90年代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被国家／社会视为现代化历程中的必然阶段。而这一时期为城市设计实践提供了绝佳的舞台，以“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城市设计国家咨询”（1991）为序曲，城市设计方案的编制开始出现国际化特征。中国城市政府与私人开发机构都倾向于邀请国际明星建筑师到中国表演，以至于库哈斯将设计师在本国以外的设计活动称为“设计的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繁荣以及全球化、现代化的交织，促使西方城市设计的主流话语在实践中（主要在技术领域）占据了显赫的霸权^[41]，并对本土专业者产生持续的示范性影响。而20世纪90年代院校与西方的交流更为频繁，西方知识的引进渠道与范围更加宽泛。这些西方理论在迅速拓宽专业者与管理者的视界之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配合了西方明星们在中国的实践，以至共同产生一种“建构”与“固化”西方论述的作用，即“他们”（作为文化他者）所塑造的城市形象转变成“我们”的“理想图景”。而这一“建构”与“固化”的过程是“他们”与“我们”共同完成的^[42]。换言之，西方论者的论述移植^[43]经历了“他们”输入^[44]、“我们”接受和转化的过程。不可忽略的是，西方论述的移植还伴随着国际资本的输入。而当这种西方“理想图景”日益成为国家权力集团者的“心理景观”时，又会形成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压力^[45]反过来要求城市设计获取更多的西方支援。

21世纪初本土的城市设计理论研究持续升温，尽管这一时期的理论探讨摆脱了沉湎于经典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城市设计实施”与“城市设计管理”的实务方面（李少云，2004），但由于目前中国城市仍未形成城市设计制度化，“公共政策”取向的城市设计研究^[46]虽有前瞻性，但仍不免感觉基础空虚。同时，对城市设计实施制度、策略（包括法规、财务、行政等等）的所谓“对策研究”（庄宇，2004；王世福，2001）主要都是基于西方（主要是英美）的城市设计控制体系。这种研究进路隐含的假设是“西方论述是可能或能够解决中国本土问题的”^[47]。确实由于国内城市设计实践尚未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李少云，2004），而唯一的出路是学界继续向西方寻求理论支援。事实上，对西方论述的移植现象应进行辩证的批判。现代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本身就起源于西方，是地道的知识经验舶来品，后发展国家学者对其接受也属自然，特别是在实践遇到问题而又无经验可寻，转向“有成功经验”的西方论述也更加自然。而且“从知识制度方面说，现代教育和学术制度逐渐地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体制，知识的生产和学术性的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部分”（汪晖，1997），中国城市设计教育与研究活动日渐趋于国际化，无论是学院海归派学者的国际化知识背景将他们对西方社会观察带入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还是中外联合教学的进一步普及，教学方法日益借鉴西方模式，都不可避免地使教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接轨。此外，虽有提倡城市设计理论本土化的学者试图利用本土资源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48]，但不能更进一步地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与之抗衡。迄至今日，本土化研究固然成为潮流，但许多西方理论在国内仍被普遍认为是“经典”、“先进”或“前沿”的，是大家都必须与之“接轨”的。

当代中国已全面纳入市场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也对城市建设领域以及学院知识生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这是现代性的作用。中国近十多年来城市设计实践内容、方法、目标的总体演变验证了这一点；而理论研究的推动一方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累积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对经济社会急剧转型中规划建设需求的回应。因此，中国本土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发展无疑是对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专业理解与阐释。“现代性的移植”是西方现代性促使“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接受它的移植过程，反映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的变革历程中，这一“现代性”经验也深刻作用于中国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发展。在社会发展历史脉络中，城市设计唯有契合社会系统运行趋势才可能在政经体制许可的范围内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情与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发展阶段，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现代化思想框架”下，当代中国本土城市设计所肩负的国家历史使命是建设“现代性”，推进“现代化”^[49]。

就此，倘若我们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在总体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尽管有许多不足），我们对于城市设计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应予以总体正面与客观的评价。中国城市设计实践的发展路径有其社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批判地指出，中国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现代化思想框架”的支配下，至少导致两个结果（它们实际上也构成了本土城市设计在这个时代的基本取向）：

其一，本土城市设计理论研究的发展主要是西方论述的移植和运用^[50]，试图依赖西方论述解决本土现代化道路上的建设环境塑造问题，但对具体实践往往会起到误导作用^[51]，而自觉不自觉地为建立起“西方城市理想图景”提供知识辩护^[52]。本土城市设计理论尚不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城市设计实践而建立起对实践判准的中国“本土城市理想图景”——这是基于市民社会集体价值需求对“何种城市建设环境更可欲和更正当”的追究，更是一种对“我们应当生活在什么样城市之中”的发问。

其二，当代城市设计实践的发展作为社会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卷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思想框架”支配下被国家和地方用来塑造现代化／全球化的城市形貌。实践追求的是“工具－目的理性”，讲究空间环境的物质功能、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率。而价值理性的缺失致使实践目标异化，城市设计成为城市单一现代化发展的技术工具和物质手段，却可能因此忽略社会多元利益社群、日常生活者的人文价值意涵。在全球化／市场化演进过程中城市设计难免被权力集团所主导，以提供一个符合资本流动和更有利于“创造生产力与效率”的优良物质环境（以“西方理想图景”为外衣），却可能造成城市整体利益分配的不公正。

我们对社会系统所奉行的“现代性”思想、城市建设和城市设计实践赖以为凭的“价值范式”进行批判，所关注的是：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的城市环境塑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普通市民的权益，能否真正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现代性”思想在创造巨大财富和效率的同时，有无兼顾建设环境利益分配的社会公平。这是我们对当代中国城市设计实效困境中的社会整体思想观念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