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政治

大众传媒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介入政治和政治活动中，它是一种工具、手段、途径，有时甚至就是政治本身。媒体的发展为政治力量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渠道。“政治信息传播中的大众传媒扮演的是传播者、解释者和中介者，政治力量扮演的是决策者、领导者和把关人，二者的共同指向便是受众或公众。”^〔69〕

当代条件下，由于大众传媒的发展，大众及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传播工具，包括报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另一方面是指传播机构，包括报刊社、出版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影视制作单位、互联网站、手机短信发送机构等。以前，普通人和领导者之间的桥梁是家庭、学校还有政党。但由于大众传媒的出现，政治开始大众化，大众传媒的作用日益突显。

不可否认的是，大众传媒对政治活动的介入以及它对政治的潜在影响，决定了政治权力必须对大众传媒实施控制。“新闻媒介看起来确实独立自主，看起来确实在向权势们挑战——俨然成为政府第四大部门。然而，只要进一步深入调查，显然就会看到这种关于新闻媒介权力的信念，只是那些拿它追逐自身目的者手中庞大的武器而已。政府和政治经济权贵们操纵报纸的事实贯穿于整个历史。”^〔70〕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其实受制于政治权力。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传媒也很难坚持独立的政治立场。“美国媒介受到的是双重束缚，一方面受到来自大广告商和大公司在经济上的控制，另一方面受到政府在政治上的严格管理。他进而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71〕因此，传媒的所谓客观性、独立和自由、媒介权力的实质等，都是值得考虑的。美国媒介的这种特殊状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众传媒的普遍特征：大众传媒受到政治的制约。

因此，政治对大众传媒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归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家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的立场决定了一国主流地位的大众传媒的根本立场。政治发展状况对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政治秩序与大众传媒的繁荣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良好的政治秩序可以带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民消费能力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购买能力、受教育程度等），而这些会带来大众传媒的更加繁荣。还有，政治是大众传媒重要的消息来源和报道内容。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大众传媒对政治的能动作用。首先，它通过自己在沟通信息、传递信息上的独特影响和作用，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并延伸政治活动及其影响的范围，成为政治伸展的“触角”。其次，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现实，反映公众意见和呼声。它在整体上可以和阶级、党派等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在现代政治民主和现代法律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距离，使大众传媒可以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和社会公众权利的享有情况进行监督，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和限制作用。第三，在个别情况下，大众传媒可能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成为新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力量出现的诱因，并在一定的政治阶段发挥关键作用^〔72〕。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注意到传媒的重要作用。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开始批判普鲁士专制政府，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起，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连续发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重要政论文章，揭示普鲁士国家及其法律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现存政治也是统治阶级压迫从属阶级的工具。马克思通过传媒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说明他认识到政治与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他将传媒作为表达政治观的工具。而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在20世纪的思想家的笔下得到更明确地表达，甚至有些思想家专门研究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英国传媒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