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政治与公益政治

阶级政治、利益政治与公益政治——中国政治学30年发展逻辑

张师伟^[1]

摘　要:政治学在中国内地恢复存在30年来，政治学发展在逻辑上经历三个阶段性的变化，如果以定义政治概念的关键词来衡量，三个逻辑阶段可以简单的概括为阶级政治、利益政治与公益政治。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在不同时段上，政治概念概括时关键词及学科阐述的侧重点不同。这种不同集中反映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

关键词:阶级政治　利益政治　公益政治　发展逻辑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恢复的政治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恢复了上世纪50年代被错误取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学科体系上，刚恢复的政治学虽主要衔接了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的血脉，但无疑也仍然受流行多年的“左”的思维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国家与法的理论”的话语痕迹。同时，新成长起来的政治学人又明显受到国外同行的影响，在研究方法及学科突出点上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学术传统，从而产生新的偏好或偏向，倾向于突出人的权利或集团利益。近几年，在和谐社会理念及科学发展观的影响下，政治学在关键词上日益突出公共利益，显示了中国政治学在社会客观需要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新学术偏好或偏向。这样，政治学在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就孕育出了不同的偏好或偏向，形成了不同的学科突出点和支撑点，并最终体现在了研究方法及学科体系的变化上。从研究方法上说，新的政治学者普遍告别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的演绎为主的研究及叙述方法，转而使用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的流行方法，强调经验归纳、社会调查、计量统计等实证方法的使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政治学不断拓展对外交流的平台，大量吸收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学术思想及成果，从而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能够与国际同行共享的学术传统与成果。如果从政治学的学科支撑概念的变化看，中国政治学恢复30年来的发展大概10年左右一个逻辑阶段，大致经历了阶级政治、利益政治及公益政治三个逻辑阶段，每个逻辑阶段变化的发生，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政治含义、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及主流偏好或偏向等方面。

一、阶级政治:政治学恢复的榫接点

政治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中国，经历了近30年后才最终奠定基础，而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时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虽有人讲授，但学术影响很有限，大多数政治学者按照美国学术传统及研究方法讲授英美政治学。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全国的意识形态，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治学，不论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统统被错误地当做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停止了存在^[2]。中国政治学需要恢复的结论，既得自历史的沉痛教训，也来自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取消政治学后，蒙昧主义流行导致了群众对领袖的崇拜与盲从，一切政治关系都被简单化为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思维成了唯一的政治思维，而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也几乎成了政治对社会的唯一影响，社会过度政治化，政治过分阶级化，而阶级关系又过分突出阶级斗争，从而客观上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全面影响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以阶级斗争整人被看做是政治的一切。赵宝煦教授指出:“政治科学被否定，30年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内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许多政治行为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往往被主观随意性所左右。……从1957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泛滥的结果，导致了爆发于1966年6月的‘文化大革命’。”^[3]张友渔教授指出:“建国初期，我们照搬所谓苏联的经验，……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文化大革命’，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要重视和加强政治学的研究。”^[4]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5]可以说，社会实践对政治学的迫切需要也是政治学得以恢复的重要原因。1980年12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建国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政治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相互关系。”“要研究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如何在一切基层单位，即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细胞里，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使每一个公民作为主人翁来行使自己的权利;……”^[6]实际上，政治学得以恢复的关键是领导人及时总结了政治上的教训并表达了现实社会对它的迫切需要。

中国政治学恢复及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在界定政治的含义、学科体系构建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明显带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及国家与法等学科和课程的印记，主要的学科支撑概念为阶级与国家，突出的主题则为围绕国家政权的斗争。这个时期，学术界出版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王惠岩编著的《政治学原理》、云光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王邦佐等主编的《政治学概要》，丘晓主编的《政治学原理》、张厚安主编的《政治学》等多本教材”^[7]。通过分析教材中政治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各教材对政治概念的界定，集中体现了阶级是学科的支撑概念，国家政权则是学科的主题概念。皮协纯、王邦佐、孙关宏主编的《政治学教程》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政治主要表现为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当然是政治，但政治逐渐地主要地表现为经济建设，政治大量存在于人民的内部关系之中。”^[8]丘晓教授主编的《政治学原理》指出:“政治是一种历史现象，属于上层建筑;政治是各阶级间的斗争，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家政权机构是政治的基本内容。……政治作为阶级斗争现象，主要通过不同阶级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出来。”^[9]1988年出版的张厚安主编的《政治学》仍主张:“政治是一个与阶级共存的历史范畴，是上层建筑的主体;是处理和调节阶级、民族、社会集团以及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活动;是围绕夺取、巩固和运用国家政权这一核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10]这个阶段，徐大同教授对政治概念的总结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政治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独立存在，其实质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治学是研究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科学。”^[11]

中国政治学在恢复及发展的第一个十年，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社会经济体制虽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总体上仍保留着对公有制计划经济成分的高度推崇，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则时不时遭遇“左”的言论的封杀。如果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上，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突破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逐渐获得合法性的话，那么政治学在同一个阶段上所做的工作，也可以概括为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独立的学科体系，积极争取政治学的学科合法性。从理论和实践的需求看，学术界无不肯定社会主义政治也有研究的必要，但具体到学科合法性，学界仍存在不同看法，比如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就直接指向政治学的学科合法性。当然，学界的多数人明确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的诸多不同，并从研究对象、目的等方面论证了政治学的学科合法性。高放教授就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指出:“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是有历史根源的，符合过去传统的看法。……鉴于革命导师的某些论述，加上很多人对他们的思想未能做全面深入研究，受这种传统看法的影响，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大都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我于1956年和稍后一段时间，在讲课和写文章中，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科学。’这个看法现在看来是不对的。现在我认为，应该把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看成对象和性质都不相同的两门科学。”^[12]这代表了政治学界的主流看法。政治学获得学科合法性，除了必须确立独特的研究对象，把自己同科学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以外，还必须确立独特的概念、范畴等及合乎逻辑的学科推理体系。虽然政治学极力将自己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在学科推理体系的建构上，第一阶段政治学教材的学科推理体系却带有明显的科学社会主义痕迹。“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概论》，是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本政治学理论教材，它提出了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此后出版的同类教材，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些体系。就其内容来看，这一时期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是以阶级或者国家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围绕阶级和国家展开国家制度和机构、政党、民族以及国际政治现象的研究。”^[13]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在逻辑建构上比较缺少归纳，而倾向于用概念推演的方法，“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从结论到结论的演绎推理”^[14]，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依次推导出政治学的基本概念、重要范畴。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寻找政治学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依据，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政治学在逻辑推理体系建构方法方面的阶段性局限。

实际上，政治学得以恢复的启动力并不来自学者或学科，而是来自于社会政治实践的迫切需要。这就决定了政治学的恢复不仅缺乏必要的经验知识积累，而且在学术的思维方式上也比较拘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依据，政治学恢复的最初的工作就是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言论，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阶级、国家、政党、民族等方面的言论，在中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恢复之初，采用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既有概念和结论出发推演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就在情理之中。另外，政治学恢复必须面对实践中的诸多难题，特别是反省“文革”得以形成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并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诸多政治方面的难题，如国家机构、干部制度、行政管理等，纳入学科体系，作为“学以致用”的结论。这些结论大多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政治难题，这些政治难题归结起来就是人民如何组织、巩固与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干部人事制度及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的地位、作用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怎样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占有比较重要的逻辑位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不少政治学教材及多数论文在总结政治功能时仍是斗争与统治，其他功能提及较少。

二、利益政治:公民社会的政治反映

利益政治的思想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表现为以根本利益为支撑概念的政治概念界定。1986年，李元书就对当时界定政治概念的流行方法提出异议，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根据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阐述了政治的多种含义。那么，能否用其中的某一种含义去作为政治的带普遍性的定义呢?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含义，都是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而说的，他们并没有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政治做全面的、概括性的论述，并没有对政治下普遍性的定义。……给政治下一个科学的定义，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为指导，同时又要考虑到定义要具有普遍性、概括性，能反映政治的基本特征，能概括全部政治现象。”据此，他认为:“政治是人们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及反映这些利益的关系、组织与活动的总和。”^[15]但普遍以利益为学科支撑概念的教材则要等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的1992年后。巩重起主编的《政治学通论》出版于1992年，各章标题及其体系安排大致仍保留着80年代的流行格局，但是在政治的界定时却突出了利益的重要性，从而在学科支撑概念上区别于第一个阶段的教材。该教材界定政治时指出:“政治……是各个阶级、阶层、政党、团体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的集中表现，……。”^[16]王浦劬认为:“人们的一切政治活动‘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只有从人们的利益关系出发来分析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才能揭示人们政治关系中的‘动力的动力’，从而指明政治这一范畴的全部内涵。……我们可以对政治作如下定义:人们按照一定的利益要求，借助于特定的社会公共权力而进行特定权利分配的一种社会关系。”^[17]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政治学教材在界定政治时都突出了“利益”，一方面把“利益”作为界定政治的支撑概念，另一方面则以“公共权力”作为政治学的主题概念。王仲田主编的《政治学导论》出版于1997年，其界定政治的套路体现了90年代多数政治学教材的流行做法。该书在界定政治概念时指出:“政治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现象，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根本利益，通过国家政权对其他阶级或社会集团进行统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18]

中国政治学对社会中非阶级性不同利益的正视，萌芽于80年代对西方行为主义及利益集团研究方法的介绍，开始于把利益分析和利益团体理论用于中国政府过程的研究，并最终体现为学科推理的重要构成环节，被吸纳进教科书，成了政治研究的一种普遍方法。1985年，王沪宁发表《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述评》一文，在系统介绍和评述了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之后指出:“行为主义的一些技术手段和研究程序，如实地调查、数量确定、统计分析和实例分析等，对政治学研究不乏其有效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也不失为邻壁之光。……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单个人的行为是社会政治事实的基本内容和条件。……政治学的研究应当重视行为研究，运用其他学科的积极发现，来丰富和充实政治学研究的手段和知识，……”^[19]总的来看，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义方法，关注人们政治行为的发生机理，注重对个体政治行为动机、动力、目的等的微观研究，实际上其方法论来源于微观经济学对个人交易行为的分析，突出了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个体主义取向。在对个体进行行为分析的时候，以偏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各种利益，实际上成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即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对象的事实，只能是表达不同个体利益的不同偏好。1989年，俞可平出版的《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系统介绍和评论了西方的政治团体分析方法，指出政治团体分析，“把利益团体或压力团体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把利益团体的互动当做政治分析的核心内容”，承认“作为政治研究的新方法，政治团体分析也有其可取之处”，“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团体，……在当代，对任何国家所作的政治分析势必会涉及对政治团体的分析。”^[20]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朱光磊的《当代中国政府过程》、胡伟的《政府过程》，借鉴美国政府过程的研究模式，系统梳理了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列举了中国社会主要的利益群体或阶层，使用利益和团体分析方法，从总体上归纳了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和综合方式。^[21]同一个时期出版的政治学教材大多都正视利益，设置相关章节讨论政治权利、政治团体、利益团体、政治参与等内容，在学科推理体系建构中给予利益以应有的重视。

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就以阶级作为利益分析的单位，不仅认为阶级利益大于非阶级利益，甚至根本否认社会中存在非阶级利益，从而把社会中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阶级问题。因此，80年代政治学研究的利益分析基本被完全包含在阶级利益中。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党的十四大召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政治上得到肯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政治上为社会中的非阶级利益平反昭雪，不仅要肯定人们正常的利益需求，而且还要为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提供必要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等方面的保证，使不同市场主体能够产生和拥有与其社会经济利益相对应的政治利益，并承认政治是不同社会利益主体进行利益博弈的平台。正视并肯定利益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思维的重要影响。就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观念影响，李景鹏指出:“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治学自身也应不断更新其所研究的内容并需要不断地汲取新的观念。……从交易的本质中所产生的市场经济中的第一个观念就是互惠的观念。……这种互惠性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在利益上的相互依赖性。……从交易的本质中所产生的另一观念是过程观念。……所谓过程观念，就是以不受外力支配为前提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协商的观念，或者叫做平等互动的观念。……从交易的本质中所产生的再一观念是契约观念。……所谓契约观念，就是交易双方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共同遵守的规则。……从交易的本质中所产生的又一观念是世俗的观念。在交易中没有是非，而只有利益的协调与互惠的程度的差异。……一切都是在平凡的、世俗的、追求实际利益的状态中进行的。……从交易的本质中还会产生一观念，就是追求增量创新的观念。每一种交易对于其他交易来说，都是一个增量的创新。”^[22]鉴于上述观念的影响，李景鹏认为:“一种追求真理的政治学必定是专制主义的政治学”，因为“政治不过是人们追求和实现利益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以及由此而结成的特定的关系。……这里完全没有坚持真理的那种排他性、神圣性和理想主义色彩，有的只是协调利益的务实性和世俗性。”^[23]他指出:“如果政治学吸收了新的观念，它将会从注重追求真理的政治学转化为注重调节利益和政治交易的政治学。……微观的现实的政治学，应该主要研究在社会中人们的利益的协调问题。”^[24]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学面对的是一个初步兴起并迅速发育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发育又导致了超越人民政治的公民政治的出现。党的十四大以前，中国社会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社会，与其相对应的政治是人民政治，它假设人民根本利益一致，从而不以利益为关注点，将学科关注点集中在先进阶级所代表的普遍真理的实现。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从而日益培育出了一个利益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公民社会，与其相对应的政治是公民政治。如果说人民政治是真理政治的话，那么公民政治显然就是利益政治。公民既然是利益相对独立的个体，其有组织的联合就构成了相应的利益团体，利益团体的组织功能主要是群体利益的实现和维护，而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变成了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关系。政治作为公民之间及各利益团体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与利益博弈的平台的功能就日益突出。这就势必要求政治学也要作出适应性变化，创新分析方法，转移学科关注点，重构学科的逻辑推理体系，给予利益及利益团体以应有的学科地位，认真考虑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监督、政治民主等环节的功能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健全，公民社会就越成熟，政治系统的利益导向就强化，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关注点就会进一步倾向于做中观或微观的利益分析。

三、公益政治:和谐社会的政治诉求

从以利益为学科支撑概念，发展到以公共利益为支撑概念，既是中国政治学对当代政治使命的积极回应，也是寻找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深入，还是准确定位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治的社会功能的积极尝试。中国社会已经从“耻于言利”的计划经济时代，迈步进入“勇于言利”的市场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社会阶层，不仅已经培育起了利用政治积极谋取自身利益的参政意识，而且在影响公共决策以积极谋取利益方面获得了长足进展，甚至某些社会阶层还形成了成功影响公共决策的关系网络或社会组织。各个社会利益团体或群体站在利益的角度，充分利用获得的政治资源，谋取自身利益的积极发展，这是为利益为学科支撑点的政治学认为正当的政治行为。但在进入21世纪后，政治学继续以利益为学科支撑点就受到了时代及学科定位等方面的新挑战。一方面，中国社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面临比较悬殊的贫富分化，社会公正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相当关注，而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则只能诉诸于公共的力量，其中公共管理职能的政治强制力是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力量。这就要求突出政治超越具体阶级、阶层方面或部分的公共性，要求政治平衡社会的利益及力量对比，实现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只是作为个体及法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那么它与其他谋取利益的工具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何以谋取利益需要借助公共强制力，或地位平等的个体或法人在借助于强制力在谋取利益方面的竞争，究竟应该是完全自由的，还是应该被某些个人或法人垄断?如果政治权力被某些个人或法人垄断，其他个人或法人究竟有无服从或合作的道德义务，为什么?政治学在学理上需要从社会对政治的具体需求的角度，讲清楚政治何以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必需，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来说，政治的合法性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最近10年来，政治学的学科推理逻辑已经逐渐将学科关注点转移到政治现象的公共属性上，肯定了政治权力的公共性，突出了政治诉求及产品等的公共性。从学科支撑概念及关注点的变化看，中国的政治正在由利益政治进入公益政治阶段，相应的政治分析的学科逻辑也在逐步建构之中。

与公益政治相适应的政治分析的学科逻辑，要求将主要关注点转移到政府权力的公共性，就势必会在理论上突出政府在公共利益实现方面的作用，强调政府公共责任的构建，强化公众对重大公共事务或公共政策的知情、参与、监督，预防政府公共权力腐败等，合理定位政府公共权力的职能，增加公共品供给的总量，提高公共品供给的质量，实现好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等。虽然在学科的逻辑推理方面，许多政治学教材仍然将利益放在主要支撑的逻辑位置，但不少教材已经将政治的公共性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基础性位置，既突出了政治权力的公共属性，强调政治权力是公共权力，又突出了社会对政府及相关公共品的依赖。陈振明认为:“政治是指参与公共生活的个人、团体和组织，为现实既定的目标，通过影响、支配、获取和运用公共权力，作出公共决策以及分配社会价值或利益的社会过程。”^[25]王浦劬认为:“政治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关系之上，社会成员通过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26]杨光斌则认为:“政治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27]所谓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就是“运用权力的政府机构根据一套规则以决定谁得到好处及谁支付社会代价的系统化过程，其中团体与团体之间、团体与政府之间充满着合作与冲突”^[28]。燕继荣强调:“政治是人类集体生活的一种组织和安排，在这种组织和安排下，各种组织、团体和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实施对集体决策的影响。”^[29]集体决策的结果就是公共政策等公共品，它们既是权力对社会价值或利益的权威分配，也体现了公众广泛参与的结果，还体现了政治对公众利益的普遍性影响。“作为公共权力高级形式的政府权力，就其本质来讲，是建立在公共意志基础之上的，是公众力量的凝聚，其实质主体是全体社会公众，行使主体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而且行使主体获得的权力是由全体社会公众授权赋予的，这也决定了公共权力的最终服务对象必然是公共事务，最终的利益指向必然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其公众意指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公共一词，……从公共权力的权力来源上看，是各个单个的公众主体将自身的政治权利通过‘政治契约’的方式让渡给公共组织的，希望能通过个体力量、意志的集合，促进该共同体利益的更大发展。……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其有效的领域就应当是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应当是政府的主要职责。”^[30]“公共利益的实现必然需要公共权力的强力支撑，依赖于公共权力的良好运行。……公共权力……由全体社会公众共同拥有，是社会整体的代表;……既然公共责任是与公共权力相伴随的，而公共权力要服务于公共利益，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所以，无论哪种意义上的公共责任只能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其最终评价标准。”^[31]

中国政治分析逻辑的公益取向，侧重研究规范性的价值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就是侧重抽象演绎的哲学方法的应用，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与政治科学侧重效益不同，政治哲学研究较为关注以平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平正义。顾肃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除了自由、正义、民主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外，也讨论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它的伦理基础是什么等等问题。”^[32]万俊人指出:“如果‘现代性’理念所内含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文化多元论已然成为现代人类世界的根本性选择和基本目标，那么，如何在寻求自由、竞争、效率的同时寻求公正的平等;如何在实现国家政治充分民主的同时求得国际政治的民主平等;如何在确立普遍科学理性精神的同时寻求多元文化的合理认同和沟通理解，以及如何在保持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生态的丰富多样性的同时寻求诸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的兼和之道，从而实现人类世界的人际、群际、族际和国际的共存共荣与永久和平，等等，就将成为哲学的当代主题，而政治哲学正是承诺这些当代社会主题的基本哲学方式。”^[33]“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确立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纠正各种非以人为本的认识误区，……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促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发展状态的形成，……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改善，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完成。”^[34]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勃兴完全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研究及关注焦点则为人的完全自由的在现阶段的体现，即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虽然与西方世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又有相当不同的背景，……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实践方式或‘做事’、‘做人’的方式，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给哲学理论提出了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才使得政治哲学应运而兴。……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所追求的，都是在其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或所谓可欲之事与可行之事的统一。……在20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实现的理想事实性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理论统一，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人的自由发展之基础的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受到了资源有限性这一事实性的挑战;另一方面，作为自由时间增长之前提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受到了消费社会来临这一事实性的挑战。我们适应历史事实性的变化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能够实现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理想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也显然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现实的统一，是一种现实的选择。”^[35]利益取向的政治科学的关注对象是某些人，目的是通过公共机构实现其最大利益，而政治哲学的关注对象则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目的则是一视同仁地善待一切人，一方面追问公共机构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公益，另一方面又追问人们是否公平地获得并利用了公共机构创造的公益。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分析的学科逻辑虽然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但在理论上既没有形成明朗清晰的学科推理体系，也没有及时总结和反映政治最新发展的新成果，从而距离政治学的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形成，还有比较大的距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呼声很高的政治体制改革将通过面对并解决一系列经验中的政治疑难问题而逐渐到达一个政治的发达状态。中国的政治学置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中，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借鉴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积极成果，直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及时反映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新现象，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新问题，及早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成就，在政治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完善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依托东方传统政治的治理取向，大胆借鉴先进研究方法，通过近百年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独特的政治选择、发展模式及政治改革成果，无疑将会孕育并形成一个特色鲜明、风格独到的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它将会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而逐渐趋于完成。

【注释】

[1]【基金项目】本稿为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的前期成果，项目号: 07BZZ033。交稿日期:2008年9月8日。

[2]张师伟，男，1973年生，山西汾阳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专门史专业，历史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

[3]参阅张友渔:《张友渔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403页。

[4]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5]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代发刊词》，载《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181页。

[7]转引赵宝煦:《21世纪高校教材译丛·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总序》，见〔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里的国家和理论·总序》，罗飞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8]余力:《政治学十年:回顾与展望——访王松教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0年第6期。

[9]皮协纯、王邦佐、孙关宏:《政治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10]丘晓:《政治学原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11]张厚安:《政治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12]徐大同:《关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浅见——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史的考察》，载《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6期。

[13]高放:《论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14]王浦劬:《我国政治学发展20年的回顾与展望》，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1998年(11—12)。

[15]杨海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载《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4期。

[16]李元书:《试论政治学的对象与体系》，载《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4期。

[17]巩重起:《政治学通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8]王浦劬:《关于完善政治学原理体系的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

[19]王仲田:《政治学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0]王沪宁:《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述评》，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21]俞可平:《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207页。

[22]参阅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124页;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233页。

[23]参见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序言》，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24]参见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序言》，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25]参见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序言》，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26]陈振明:《政治学——概念、理论及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2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8]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9]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30]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1]阳斌、邓永兵:《论公共权力与公众利益》，载《兰州学刊》2004年第4期。

[32]刘雪华:《论公共权力与公共责任的构建》，载《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

[33]刘景钊:《当代政治哲学的透视与反思——顾肃教授访谈录》，载《晋阳学刊》2006第6期。

[34]万俊人:《关于政治哲学几个基本问题研究论纲》，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35]臧峰宇:《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视阈》，载《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