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世界和平

四、大众传媒与世界和平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本身是一种工具，不同的人或集团对它的使用赋予了它不同的倾向性，大众传媒既可以被人操纵用以发动战争，又可以激发起人民的反侵略斗志，还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和激化，推动和平进程，关键在于大众传媒由谁掌握。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为人类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是人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一）未来战争及大众传媒的作用

要想更好地解决未来的和平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未来战争的发展变化有所了解。在这一方面，许多专家和机构都曾做过十分有见地的估测。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较为重要的。

1.大战难起、小战难断

前苏联解体之后，两个敌对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消除。而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对抗不如对话。由于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空前紧密，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的程度大大增加，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多样化。理性昭示，在有矛盾的时候，通过彼此协商谈判往往可以使利益均沾，获得双赢的结果，而对抗却使大家都受损失，只不过是问题大小而已。另外，核武器的毁灭性作用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世界各国的上空，向执政者们敲响了警钟，也使大战难以发动，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某国一定不会使用核武器，而核大战是没有胜利者可言的。

虽然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较小，但仍不能排除在某些非理性的情况下爆发的危险。现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存在，如伊朗核问题就有愈演愈烈之势。只要有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状况存在，世界就没有安宁的一天，霸权主义国家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挑起事端，以推行他们的价值观，达到其统治世界的目的。另外，由于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而形成的矛盾在世界上还普遍存在，因此，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的小规模冲突从来就没有断过，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这种冲突仍会接二连三地出现，战争类型大多也仍将是小型战争、常规战争和地区战争。

2.战争的信息化和武器的高科技化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们都把目光投入到信息战的诸种理论上，从而掀起了一场军事革命的狂飙。数字化部队、数字化战场，非线式作战，全维作战……其实质就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转变，以“第三次浪潮”战争取代“第二次浪潮”战争。战争的信息化包括指挥控制系统、武器装备系统、后勤供应系统等各方面，从今天各先进国家的军事发展来看，这种趋势必将使信息战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流。

海湾战争可以说是高科技信息战争的雏形，但未来战争并不是海湾战争的翻版。“未来战争是现代化武器与智能技术的结合，统帅谋略与智能科学的结合，决策思维与智能手段的结合。”^[25]在高技术武器以前，交战的双方均把武器在战场上释放的能量置于首位。核武器出现后，人们被迫改变了这一想法，现在世界各国都把武器的智能化、机动化和强防御力作为研究重点。因此在以高技术武器为主的明天，交战国可以精确地控制能量，打击目标的同时又不伤及周围，也比较容易控制战争规模和参战人数。

3.战争与外交同时并用

战争与外交说到底都是为国家政策服务的，只不过是一文一武两种手段而已。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外交手段将越来越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但战争手段仍然是外交手段无能为力时的唯一法宝。所不同的是，由于外交渠道的多样化（国际组织、第三国、个人、大众传媒、电脑网络、热线电话等等），使原先那种战端一起、外交通道便被割断的状况不复存在，战争与外交在更大程度上是同时并用，打打谈谈将更为司空见惯，交战双方都要力图避免因战争带来的损失，在得失比上精打细算（先进的统计理论和计算工具使其成为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高的收益。

以上是从三个不同方面介绍了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那么大众传媒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又将发生何种变化呢？首先，由于大众传媒的公开性使世界各国彼此更为了解，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必定会因此进一步降低。但对于小战速战而言，大众传媒却更容易为发动战争的一方所用。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大众传媒迅速煽起对敌仇恨和爱国热情，而大众传媒反战作用的发挥则往往需要某种特定的条件和一定的时间，但此时战争却可能已结束多时了。其次，大众传媒本身就是信息战的一部分，日本的一项研究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动摇军队的心理战方面（包括煽动敌军对死亡的恐惧；助长敌军对被迫离开温暖的家庭而待在战壕内的处境产生潜在的怨恨；让指挥官知道其面临的失败），虽然可通过多种电子情报实施，但通过广播卫星播发电视图像和声音的效果更大。一些发达国家已研制或已对军队装备新的大众传媒武器，如利用空军突击队的心理战飞机对敌国官方电视台的广播实施干扰，并播放它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编造的离间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节目，如编造该国国家领导人发表不得人心的声明等等。在战争中大众传媒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通道。大众传媒本身的不断壮大，其参与国际国内事务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可以预测，在未来战争中正式外交渠道瘫痪的情况下，媒体外交必将大有用武之地。

（二）如何利用大众传媒维护世界和平

出于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热爱，世界各国的人们已经在利用大众传媒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早在1936年，就有在日内瓦通过的《借广播促进世界和平的国际协定》。1947年又通过了联合国第110号决议，即有关对抗战争宣传的方法，这项决议要求各会员国在它们的宪法范围内采取一些适当的步骤：一是利用一切出版和宣传品，提倡国际友好；二是鼓励促进世界和平的报道。另外在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两项决议，认为有必要禁止破坏国际关系的歪曲报道和战争宣传。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次常委会议决议指出，在促进世界和平、人类福祉、增进国际了解合作的工作上，大众媒介应扮演积极的角色，不应宣传种族歧视。

面对未来战争的如上特点，如何利用大众传媒阻止战争，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也是大众传播学者和国际政治学者长久以来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大众传播和冲突解决”（Mass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他们共同努力的新方向。他们为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以下几项建议：其一，增加国际传播数量与质量。其二，提供可能导致冲突情况的早期报告，以及对执政阶层和大众提供增加国际了解的机会。其三，刺激使用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例如会谈、斡旋、仲裁等，以及提供进行这些步骤的信息。其四，帮助建立更能追求和接受和平的行为。其五，促进或帮助建立彼此间接触以及建立有利和平解决的国际舆论^[26]。

此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点也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使大众传媒得以更加均匀地分布，是维护和平的关键之所在。很明显，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天的国际传播领域内是具有巨大优势的，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传媒业的大规模兼并更是风起云涌。美国特纳广播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已合并为“巨无霸”型传播娱乐公司，默多克新闻集团组成了遍布全球的所谓“传播帝国”，如此大的兼并过程必然使其传播范围和规模更为广泛而深入，结果就是使居住在世界各国的亿万受众的文化需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跨国大传播公司的控制。这也就是西方国家可以恣意推行其价值观的重要因素，如果他们凭借这种力量伪饰其战争动机的话，其后果将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将非正义战争描绘成正义战争，而人们在受到如此巨大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对战争性质进行独立判断并形成统一意见的。例如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打击，西方媒体就是依靠这种优势，对战争一味地片面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在新闻节目中甚至把对科索沃的轰炸称作“天使之音”。英国《新政治家》1999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写道：“正是由于隐瞒真相和类似的宣传造成关于科索沃数十万人为何惊恐地逃离家园这一真相变得模糊起来。无人怀疑米洛舍维奇的惨无人道；然而，联合国在3月25日以前认为，塞尔维亚族人和科索沃的军队所犯罪行不相上下。”西方媒体之所以能这样公然编造谎言，就是因为“它们背后的财政支持者包括那些‘防务工业合同商’。通用电器公司是全美广播公司（NBC）的支持者，西屋公司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支持者。战争越多，美国国防部与这些公司的订单就越多，这些公司当然支持轰炸南联盟。这些大的财团还极力支持北约东扩，北约首脑会议主要是靠这些公司集团出钱，它们完全控制了媒体。”^[27]而当南斯拉夫的传媒机构号召国人对北约的侵略进行坚决抵抗的时候，北约却以南广播电视台“煽动对北约的仇恨”为由，悍然轰炸了南联盟广播电视台，妄图封杀南联盟人民的声音，其所谓“新闻自由”的实质昭然若揭，也开了一个战争史上非常恶劣的先例。由此，我们应当看到大众传媒的均匀分布是多么的重要。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任何一方的声音不足以排斥和封杀其他人的声音，人们也可以不被侵略一方的“正义”说辞所迷惑，和平也才能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今天看来，要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有着巨大障碍，但这并非说我们就无计可施。一方面要加大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呼声，反对大国媒体的无限制扩张。在美国有一项反托拉斯法，即禁止私人财团的垄断，在国际传播领域内完全可以订立类似法案，对国际媒体的无限制扩张进行制约，禁止任何媒体的“托拉斯”化，当然这还需要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内联合一致进行斗争。在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也要重视大众传媒在介入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力建设自己的大众传媒事业，这不仅要求有先进设备的支持，也要求节目质量的提高，最重要的是还得讲究媒体的信誉，因为没有信誉就没有受众，没有受众则一切都是空的，这一点常常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忽视。

第二，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反战争的功能，尤其要重视其抑制战争爆发的能力，争取在矛盾激化之前化解矛盾。我们在论述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宣传是大规模现代战争得以发动的必要条件，如果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充分抑制住各种敌对宣传，则完全可以制止战争。如波黑战争，这被认为是一场由电视挑起的战争。《时代》杂志的主编米洛斯·瓦西克认为：这场暴力的发生完全是“电视台，真的是电视台，一手制造出来的一场人造战争。电视台花了几年的时间进行了各种凶恶、鲁莽、大国沙文主义、傲慢、扩张主义、战争贩子似的宣传，这就制造了足以挑起战火的仇恨。”^[28]如果当初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和平宣传或者更加积极地支持当地的和平主义者的宣传，则战争也许根本就无法爆发。关于这一点，托夫勒在其《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曾大为抱怨。托夫勒的责难是不错的，如果人们真的不再希望看见战争的话，通过大众传媒完全有可能阻止战争爆发。即使在某种冲突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也仍旧可以通过遏制敌意的扩大来阻止事态的恶化。因此，在应付未来各种可能的冲突中，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这一功能不失为维护和平的一种方便而有效的手段。

第三，强化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和平意识，是使大众传媒更多地趋向和平而非趋向战争的关键。冷战时期，各国的大众传媒工作者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制作节目时总是从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敌国或不友好国家不能做客观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故意歪曲。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本来问题不大的冲突常常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如西方媒体在每次东西方危机期间几乎都会报道大量耸人听闻的虚假事实，造成国际局势的极度紧张。这其中固然有大众传媒商业化注重刺激性内容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记者本身的价值观在起作用。冷战结束后，深藏在某些记者头脑里的冷战思维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如1998年克林顿访华所遇到的国内阻力以及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所遇到的不良政治气氛，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西方新闻媒介的不实报道（如有关“政治捐款案”、对华“卫星技术出口”和“中国盗窃美国核技术”等等）所制造的有害舆论环境。

可见，要维持国际和平，首先要有和平意识，全世界的大众传媒从业人员应当抛弃冷战思维、文化偏见，摆脱商业意识的束缚，冷静观察变动中的世界，将视角集中于国际和平与发展的方向，以客观而又负责任的态度报道周围的事件，致力于人类的和平事业。

【注释】

[1][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

[2][法]福煦：《战争原则》，转引自《战争指导》，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3]《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页。

[4][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

[5]James Wood，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Peter Peregrinus Ltd.，Chapter 8.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30页。

[7]《国际纵横策论》，第466页。

[8]从英民主编：《国际广播发展趋势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9]展江、杨鲁江：《新闻与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10][法]薄富尔：《战略绪论》，钮先钟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14页。

[11]同上，第21-22页。

[12]薄富尔：《战略绪论》，第33页。

[13][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14]展江、杨鲁江：《新闻与战争》，第33页。

[15]福熙：《战争原则》，第200页。

[16]Gary D.Rawnsley，Radio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9.

[17]李万来：《电视传播与政治》，台湾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327页。

[18]吴杰明编著：《心理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19]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Chapter 8.

[20]吴杰明编著：《心理战》，第11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85页。

[22]国际法中规定了七种侵略行为：1.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因此种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2.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轰炸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使用任何武器。3.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封锁另一个国家的港口和海岸。4.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攻击另一个国家的陆、海、空军或商船和民航飞机。5.一个国家违反其与另一个国家订立的协定所规定的条件使用其根据协定在接受国领土内驻扎的武装部队，或在协定终止后，延长武装部队在该国领土内的驻扎期间。6.一个国家以其领土供另一个国家使用让该国用来对第三国进行侵略行为。7.一个国家或以其名义派遣武装部队、武装团体、非正规军或雇佣兵，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武装行为，其严重性相当于上述所列各种行为，或该国实际卷入了这些行为。选自《国际法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23]Gadi Wolfsfeld，Media and political confli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 26.

[24]展江、杨鲁江：《新闻与战争》，第403页。

[25]沈伟光：《新战争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26]李明水：《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台湾大华晚报社1985年版，第254页。

[27]《美袭击中国使馆是个大阴谋》，《参考消息》1999年5月17日。

[28][美]托夫勒：《未来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