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定义与相关理论

第一节　大众传媒的定义与相关理论

一、大众传媒的定义

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曾有一个生动的类比，描述人类传播媒介的进程:若把人类历史的100万年作为一天来算，那么直到晚上9:33才出现人类的原始语言，正式语言出现在晚上11:00;文字产生于23:53;中国宋朝的毕癉创造活字印刷术已经是23点59分零4秒;照相术出现在23点59分零48秒;电影出现在23点59分51秒;广播电台出现在23点59分54秒;电视的发明离午夜仅差4.5秒;电脑出现于这一天的最后3秒，接着有了人造卫星和卫星传播，它们都是在最后的“一二秒”内出现的。所有最新式的传播媒介都发明于最后的一秒钟之内。^[1]

随着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大众传媒已然成为今天的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提供信息资源、娱乐资源，影响我们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政治。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产物。

尽管人们有大量的接触、使用媒介的经验，也经常提到大众传媒这个概念，但很多时候是在不同的层面使用它，要了解它的意义，先要了解什么叫媒介。

关于媒介的经典定义来自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1907—1987)，他认为媒介是“插在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也就是说，它是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中介物，是信息符号的物质载体。也有一些理论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比如著名的传播学怪才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认为“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给人很多启发，也引发诸多争议，他把衣服、住宅、钟表、交通工具、武器、自动化系统，连同电视机、广播、卡通画统统看做媒介，凡是延伸了人体功能的东西都可称做媒介。

大众传媒是面向公众，进行开放性传播的媒介。大众媒介使得信息在更大范围内以更高效率进行传播，它进行的是大众传播，即职业化的传播机构通过现代科技传播工具向不确定的多数人连续进行信息传送的行为或过程。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狭义的媒介指的就是大众媒介;广义的媒介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和人际传播中使用的符号与工具，如口语、肢体语言、视觉符号等。

大众传播媒介是含义广泛的概念，它随着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而变化，它主要在以下三个意义层面被使用:

第一，它是大众传播的渠道工具(channel)，是中介物，将传者与受者联系起来，可以是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尤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俗称“三大媒体”，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具有巨大传播能力与社会影响力的“第四媒体”。当人们说到“媒介变革”、“媒介技术”等，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而言的。

第二，它指的是媒介机构，尤指人员组织，比如人们谈到“媒介的责任、义务”、“媒介道德自律”等，是侧重媒介组织结构而言的。

第三，它侧重于媒介内容，同时也包含了多个层次的使用，比如谈到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影响，主要指的是其传播的内容，也包括传播方式、传播者等，比较宽泛。

二、大众传媒的历史变迁

媒介是随着人类传播活动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它起初不是大众化的，早期的传播媒介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的肢体语言、岩画等，而严格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是在19世纪30年代诞生了大众化报纸之后才出现的，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大众传媒历史变迁的轨迹，我们先描绘人类传播史的进程图，将大众传媒的发展放在人类媒介变革与整个传播史的参照系中来审视。

根据传播媒介的变化，人类传播史可以分为这样几大时期，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时期的更替并非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叠加的，后起的传播媒介并不一定完全取代前一时期的媒介，它们可能共存，但各自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已不同。

1.前语言传播时代

也被称为符号和信号时代，它起始于从类人灵长类到早期猿人的进化过程。这些人类的前身还不能进行复杂的思维，其传播与其他哺乳动物的传播方式相同，依靠遗传和本能的反应，后天学会的传播行为极少。它们用类似于动物的尖叫、呼喊及身体动作等符号，来示意危险的存在或食物的出现，表明交配意图，协调狩猎活动等。随着早期人类大脑容量的缓慢发展，才有了一些共识性的手势、声音和其他形式的信号，还不能称为说话，但这些信号可以后天习得和延续，后代也可以使用这些信号进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交流。

2.口头语言时代

人类进入说话和语言时代是人类交流能力与社会生活的一次巨变。传播学者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和桑得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引用考古学证据认为人类是从9万年到4万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开始说话的，在大约3.5万年前，语言基本形成。有了语言，人类可以将声音与具体所指物分离开来，而不需要共同跑到具体对象前比划半天才能明白彼此意图。语言促进了信息的传递、接收与理解。在口语时代，信号传播仍然占重要地位，比如中国早期的结绳记事。

3.文字书写时代

大约在5000年前，人类过渡到文字书写时代，文字的发明弥补了口语传播的缺陷，将声音和发出声音的人分离开来，使得信息的传播更为灵活和丰富，也更便于记忆和留存。这一时期产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公元前59年的《罗马公报》。当时的新闻并非写在纸上，统治者恺撒让人将每天元老议事的主要内容和其他社会政治事件写在一块涂了石膏的木板上，供人阅读。《罗马公报》存在了500年，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份官方报纸”。

4.印刷时代

印刷术为人类交流与文化传播带来了奇迹般的变化，它使得知识与信息够能批量复制生产。在书写时代，手写缓慢且易产生谬误，且数量有限，只有富裕的人才能拥有书籍。印刷术的发明打破了权势者对知识和阅读的垄断。古代中国人最早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术，唐代刻印的《金刚经》比西方社会开始印刷早几个世纪，但现代印刷技术始于德国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1455年他发明的铅活字凸版印刷机使得印刷技术从手工阶段进入机械阶段，普通人开始能阅读到书籍，报纸从早期不定期发行的新闻纸发展为定期连续出版，从没有刊名发展到固定刊名，大约到18世纪，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逐渐固定下来。

5.大众传播时代

在这一阶段，大众化的报纸出现，广播、电视也相继登场，媒介发展进入大众传播时代。

第一种真正的大众媒介以“便士报”(一分钱报纸)的形式问世，这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纽约。第一份成功的廉价报纸是1833年的《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每份仅售1美分，它追求富有趣味和人情味的报道，更关注地方新闻。它一经问世，日发行量在2个月内增长到2000份。随着发行量的继续剧增，它吸引了广告商的注意，广告的踊跃促进了《纽约太阳报》的繁荣。这种便士报模式很快被效仿，迅速盛行于欧美，取代了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政党报纸的主导地位而成为资产阶级报纸的主流。“19世纪30年代快速印刷技术和报纸的基本概念相结合，形成了第一种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2]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一系列文化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因素出现以及积累的产物，同时这种新的大众传媒“体现了生活各方面的变革，包括商业、政治、教育以至单纯社交行为和闲谈……”。^[3]

随着大众报刊的问世和流行，人类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活跃和丰富。到了19世纪中期，电报成为现实，尽管它不是大众媒介，但它是技术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最终导致大众电子媒介的诞生。随着20世纪的来临，媒介革命加速前行，19世纪末电影诞生，并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就迅速成为最大众化的娱乐。20世纪20年代，家庭收音机得到发展，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KDKA在美国匹兹堡正式播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播成为战争双方重要的宣传工具，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极具亲和力的《炉边谈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莫罗充满现场感的《这里是伦敦》等广播节目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反法西斯的决心和力量，至今作为谜案的日本“东京玫瑰”广播心理战则是臭名昭著的广播宣传案例。到了20世纪40年代，家庭电视问世，1953年美国出现彩色电视，1962年美国的“电星1号”卫星开始传送电视节目，五六十年代有线电视系统开始出现，电视越来越成为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布热津斯基曾感慨，“今天，对于世界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电视是接触社会和接受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这方面，它正迅速地替代历来由家庭、教会和学校所起的作用”。^[4]在中国，电视也成为大众接触最频繁、时间最长的媒体。

6.网络传播时代/新媒体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网络技术得到普及，互联网因其信息量庞大、交互性等特点，迅速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

计算机网络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起初在国防部研究并在军方使用。1991年万维网以及简单浏览软件被开发，互联网开始向社会大众普及，当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这场数字化时代之初上台后，克林顿政府积极推动互联网发展，在次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在2000年向所有学校、医院、图书馆开通信息高速公路，还要进一步建立“环球信息基础设施”，并呼吁各国加入，此后，欧洲各国、日本、韩国等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我国于1993年底正式启动了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起步工程——“三金工程”。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网民的主体仍旧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这一网民群体占到中国网民的68.6%，网民每周上网时长为19个小时。目前排名前五位的网络应用是:网络音乐、网络新闻、即时通信、网络视频、搜索引擎。^[5]这表明，互联网正在飞速成为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群体获取娱乐与信息的重要渠道与方式。

在现代社会，人们用于媒介的时间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可以选择的媒介种类越来越多。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体兼备了传统媒体的所有传播手段，它的出现与迅猛发展对传统媒体构成极大挑战。有关网民和非网民的媒介使用情况调查表明，使用媒介时间最长的是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平均每天达到2.7小时，比非网民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2.53小时)还长。网民和非网民在阅读杂志方面差别不显著，但在其他媒介的使用时间上差异显著。网民看电视、听广播和读报纸的时间显著地低于非网民，而读书的时间则显著地高于非网民。就像电视媒体曾经从报纸、广播那里夺走受众一样，网络媒体正在从传统媒体那里争夺“注意力”。尤其是年青一代几乎是伴随着网络文化而成长，美国社会学家将伴随着电脑长大的一代人称为“屏幕一代”，他们偏爱网络非线性传播，这与他们的前辈们“文字一代”所习惯的线性思维方式已有很大不同。

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受到挑战但并没有消亡，传统媒体仍然有着自己的优势与影响力，在中国，电视仍然是最强大的主流媒体，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超过网络媒体，传统大众媒介与网络媒体出现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信息社会、媒介社会体现出它真正的应有之义，甚至有人说大众传媒自身正在成为社会的权力中心。

网络媒体是一种大众媒体，但又体现出与传统大众媒体差异显著的特征，它还标志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手机媒体、网络电视、数字电视等使得信息传播与日常生活更密切交织在一起，从社会事务到个人交际，新媒体可以渗透到人类交流的每一处空间。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性、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融合性等特征，传统媒体的传者与受者定位明确，受者只能被动接受，新媒体的交互性模糊了这种界限，变成“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6]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是目前新媒体的主要代表，其他新媒体形式还有较多争议，为了更清楚地认识新媒体的当下特征与形态，特列出图12.1帮助理解，实际上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的融合趋势。^[7]

图12.1　新媒体的外延

三、大众传媒的相关理论

媒介研究是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跨学科的开放性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理论成果。为了对这一领域既有宏观观照，又有具体议题的切入，我们先关注这一领域主要有什么样的理论路线与派别，形成了哪些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先绘制一份标有主要路径的地图，然后再细读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论述。

(一)大众传媒研究的两条路径

媒介研究一开始就分成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美国学者所倡导的经验实证主义路线，一条为欧洲学者所弘扬的传媒批判理论研究路线，二者在关注的问题、研究的范式以及使用的方法上有很大差异。

1.实证主义研究

实证经验学派着眼于事实判断，目的在于揭示媒介传播活动的规律，比如电视收视率调查、媒介暴力对青少年影响的实证研究、媒介改革研究等。

经验学派是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重视使用量化的、经验、实证的自然科学方法来探究媒介传播规律。在传播学界占据主流的一直是美国经验实证主义研究，我国的传播学界也主要借用这种实证主义传统。

2.传媒批判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美国主流传播学的思维范式来看待大众传媒，将传媒仅仅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对其文化意义、媒介与权力结构的深层勾连、媒介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不够重视或进行简单化处理，因此对很多复杂问题的分析阐释缺乏足够的力度与深度。随着大众传媒在当代社会的中心化和权力化，我们需要转换研究视角，借助于另一种思维范式——批判的视点来看待传媒。批判学派着眼于价值判断，目的在于探究媒介传播活动的意义，更多地秉承了人文传统，它兴起于革命与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始终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流派交相呼应，从中汲取丰富的批判性学术资源，如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

(二)大众传媒研究的主要内容

媒介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展开:媒介角色与功能、媒介内容、媒介效果、媒介文化、媒介伦理、媒介经营管理等。

(三)媒介理论

1.媒介功能理论

关于媒介正负社会功能的讨论已经比较多，下面介绍两位传播先驱的具体论述，他们的观点形成了对媒介社会功能的基本阐释。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提出了三大正面功能:

第一，监视环境，无论什么时代，人类都必须不断监测、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传播学家施拉姆把媒介的环境监测功能比喻为“社会雷达”。监测环境讲究准确、客观和及时。

第二，协调关系，人们常常把媒介比做“桥梁”、“纽带”，是指媒介具有联系社会、协调关系的功能。大众传媒不仅传播信息，也沟通意见，实现最大限度的理解与共识。

第三，传承文化，也被看成教育功能。过去，这一职责主要由家庭、学校承担。大众传媒传递知识性信息，也可以通过文艺娱乐性信息来寓教于乐。当今电视教育频道、艺术频道的开设更是凸显了媒介的文化与教育功能。

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中，增加了一大功能——提供娱乐。这一功能在消费文化全球蔓延的时代尤其明显，大众传媒与娱乐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大众传媒出现泛娱乐化倾向。

大众传媒有时像一把双刃剑，除了正面功能，也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与莫顿在他们合著的《大众传播、大众趣味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一文中，对媒介的负面功能进行了专题分析。他们认为，第一，大众传媒具有麻醉精神的消极功能，让人沉醉在虚幻满足之中，逃避现实，剥夺了人的行动能力。随着媒介的日益发达，人们生活在无可逃避的媒介环境中，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只停留在表面，人们不断了解关于各种争论和问题的报道，甚至讨论各种行动方针，但不会因此而化为行动。“就这一点而言，大众传播可以算是最高尚、最有效的社会麻醉品。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可能十分有效，中毒的人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病端……与日俱增的大众传播产品可能无意中使人们的精力从积极地参与事件变为消极地认识事件。”^[8]

第二，持续不懈的媒介宣传使人们丧失辨别能力而盲从现状。他们从美国大众媒介的所有制和经营结构出发，指出媒介造成了“社会顺从主义”。媒介由大企业和广告商支持，大企业和现存社会经济制度密切关联，媒介必定为这种制度服务。媒介控制着内容的选择，不仅不断肯定现状，而且始终不会真正触及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实质性问题。

第三，媒介内容是导致大众审美鉴赏力退化的重要原因。大众传媒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就会迎合大众口味、刺激受众感官。大量媚俗、低级趣味、耸人听闻的内容充斥商业媒体，久而久之，这反过来使人们的审美能力退化。关于这一点，开创传播学批判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做了大量深刻的剖析，而且至今是人们进行媒介批评的理论弹药库。

第四，媒介以廉价的代价占用、剥夺人们宝贵的自由时间资源，人们本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有更多机会接触文化遗产，但是媒介却以它魅惑的通俗货色填充了人们的自由时间。拉扎斯菲尔德讽刺说:“多少代以来，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而进行斗争，但现在他们在自由时间里是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打交道，而不是跟哥伦比亚大学打交道。”^[9]施拉姆也将媒介称做“时间窃贼”。

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总的说来，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10]

2.媒介效果理论

媒介效果研究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的主要观点与流派经过了历史的变化。

①魔弹论。又称靶子论或“皮下注射论”，流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工业社会和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技巧是魔弹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这是一种有关媒介具有强大效果的观点。它认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

②媒介“把关人”理论。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着过滤功能，媒介充当着“把关人”角色。这一概念最早由传播学先驱、心理学家卢因提出，但对于媒介组织中的“把关”现象的实证研究从1949年美国的D.M.怀特的研究开始。怀特对一位已有25年新闻工作经验的40多岁的日报编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个案调查，他认为“把关人”对新闻的过滤选择是高度主观性的，建立在他自己的实际经验、态度、期望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怀特撰写了他著名的研究报告《把关人:一个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社会学家赫希(Hirsch)提出了质疑，认为怀特过分强调了把关者的个人权限，忽略了其中隐含着一系列左右把关的社会系统因素。事实上，把关并不是任意的，它不仅受到媒介组织及其规范的约束，而且受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媒介把关还会经过多重把关环节，在信息采集、加工、制作、传播流程中，媒介各部门工作人员都起着一定的把关作用，最后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是一幅人为的现实图景。

③“议题设置”理论。在变化和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代社会中，每天有大量事情发生，人们在特定时期对哪些事情关注更多，大众媒介往往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

这一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政治学家伯纳德·柯恩在《报纸与外交政策》中说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十分有效。美国学者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量化方式研究电视与总统竞选，证实了这一假说。“受众通过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及其他事情，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论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如反映候选人在一次竞选运动中讲了些什么内容时，大众媒介显然决定了哪些是重要问题。”^[11]

议题设置理论认为，新闻媒介呈现给公众的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媒介的再建构。媒介选择特定的信息，还要选择特定的视角、特定符号将它们组织成文本，媒介确定了自己的议题，也就是在现实事件中排出轻重缓急的次序，然后将它们告诉公众。那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它们的重要性也将日益为人们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的问题则更加式微，公众在媒介议题设置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议题次序。

④“两个环境”理论。李普曼在《舆论学》(1922)一书中，提出了“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的论述。李普曼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而当今的现实环境早已变得错综复杂，远非个人所能亲身经历，而大众媒介把“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现实环境呈现给人们，代替他们的亲历或仿佛为他们所亲历，这就是“媒介环境”。我们从媒介看到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被媒介选择、解释、转译后的世界。媒介从业人员即使怀有崇高理想，他仍然是刻板成见和有害偏见的囚徒，人们所认为的事实经常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判断，人们往往不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采取行动，而是根据由媒介提供的图景而采取行动。媒介环境对人的影响还是潜在的、深远的。

⑤涵化(培养)理论。格伯纳的涵化理论始于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电视暴力的研究。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暴力盛行的年代，新兴的电视媒体已普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时的电视内容充斥暴力，许多学者将电视的暴力内容与真实世界中不断增多的暴力行为联系起来，试图分析阐释暴力节目对观众的影响。格伯纳的研究小组统计了美国三大电视网(ABC、NBC、CBS)从1967—1978年播出的1548部电视剧，发现80%的节目含有暴力场面。尽管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被卷入暴力的可能性实际不到1%，但人们通过电视所感受到的却远远超过了现实数据。而且，越是长时间接触电视的人越明显，而这与性别、学历、年龄等无关。

大众传媒提供给受众的电视剧等内容，尽管是虚构性叙事，但也会有力地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和态度。格伯纳发现，电视剧中的男女之比为3∶1，实际比例不到1%的律师占到了20%;企业、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很少得到反映等。它们无不悄然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感知与理解。

格伯纳在长达10多年的研究之后，提出了涵化理论，认为:电视观众对于社会现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所表述的符号现实，同时电视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比如占人口比少的成功人士在电视及其他媒体上频频被表述，这与现实不符，但恰恰体现了社会深层的价值结构，及其中占优势地位的观念与生活方式。电视等大众媒体对受众实施主流化培养，格伯纳的调查发现，看电视多的人，尽管他们彼此的人口统计指标(如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不尽相同，但通常会共享某种观念。看电视多的人，接触主流、同一、标准化的意识形态的机会较多，这些人的相似之处往往大于那些收看电视较少的人。电视的涵化过程中还会出现“共振效应”，当人们在电视中看到的情景同其日常生活经验不约而同时，两者的叠加会提升培养效果。

3.媒介文化理论

媒介文化研究大多以批判性的视角来分析大众传媒。在媒介文化研究领域，有大量的精彩论述，在这里只是略举一二。

①文化工业理论。不同于北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欧洲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传媒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框架下，研究和批判大众传媒在社会结构、利益集团、文化工业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和效果。

“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大众媒介文化的总称，1944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提出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它包括以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为特征的商业性的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流行音乐等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样式。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从上到下强加给大众，表面上看，把大众款待得仿佛专为他们贴身制作，实际上是在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

②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媒介理论。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看来，后现代社会是大众传媒所主宰的社会，人们生活在由符号和影像主宰的仿真(simulations)时代。仿真是鲍德里亚媒介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仿真是没有原作、没有客体指向的拷贝或者是对原作的嘲弄与戏仿，仿真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特征。仿真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超现实(hyperreality)”幻象。“超现实”是指许多无源无本的幻象构成的新的现实秩序，现实与非现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非现实超越了现实，甚至比现实还要现实。仿真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超现实与日常生活的差异已经液化。大众传媒已成为仿真时代即后现代社会的文化霸权。在仿真时代，仿象越来越多，但意义却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时代里，仿象犹如一个个碎片漫天飞舞，充满了社会与大众的生活，真实与意义却被放逐。

鲍德里亚的媒介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媒介对现实实施了篡夺，对真实构成了霸权式的替代和覆盖;第二，大众传媒对超现实的形塑，强化了大众的同质化，使大众沉迷其中，难以自拔;第三，鲍德里亚认为大众传媒还成了“诲淫诲盗”的工具，在后现代媒介图景中，家庭生活场景，或者说私人领域都被外在化了，变得可见和透明了，家庭生活中最隐私的东西成了令公众狂喜的奇观，在电视和互联网上有无数私人生活视频，另一方面，整个世界又在个人家庭的电视或电脑屏幕上任意展开。“在这个世界中，一个内在性、主体性、隐私、具有深层意义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充满诱惑、眩晕、同步、透明和过分暴露的时代开始了。”^[12]

③布迪厄的电视批判理论。布迪厄在1996年出版的《关于电视》一书中，以电视为例，对大众传媒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符号暴力特征及其对其他场域的冒犯甚至驾驭的霸权特征，进行了批判分析。

布迪厄认为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民主的工具，而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带有霸权性质的大众文化工具。与鲍德里亚一样，布迪厄也认为电视成为“制造现实的工具”，它已成为主宰社会生活的权力所在，而且它正日益排斥其他媒介(印刷媒介)，造成影像对文字的压抑，成为最具霸权性的符号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统治和权力是隐性的，结构化的，是通过符号资本或符号暴力来行使的。布迪厄认为社会文化分为不同的领域，即艺术场、科学场、宗教场、经济场、学术场等，每一个场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和圈层，但所有的场域都发生在权力场之中，场域是权力关系的场所，它受权力和资本的左右。“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域施加控制力。”^[13]大众传媒处于权力交织场域中，它既受制于经济场，同时又对其他文化场域形成冒犯和威胁。随之而来，媒体从业人员在社会上也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特殊地位。大众传媒还控制着学者、作家、艺术家等文艺生产者进入公共空间……它使得很多独立自主的东西沦为媒体权力的工具，电视典型地体现了符号暴力的特征，将自己膨胀为一种权力话语，同时不断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