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私密话语的话语分析

第二节　大众传媒私密话语的话语分析

大众传媒私密话语的出现与发展已不单纯是文本上的意义，它已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媒介现象。这类话语以私人经验的话语去反叛公共经验的话语，叙写普通人的自我真实空间。但倾诉者将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的种种琐事、情绪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化，所谓的“私”也就没有了隐蔽性而带有了公开性。同时，媒介有选择地让私密话语进入传媒公共话语空间，尽管强调个体性以消解群体性，但由于媒介更强调话语的公共关注度，大众传媒私密话语也具有满足传播所需的相同质素，如猎奇、窥私、煽情等，因此，所谓的“个体情感体验”带有了“普泛性”，“个体情感倾诉”演变成“公众情感话语”的狂欢。大众传媒私密话语不复真正私人意义上的私密话语，而是经由媒介选择的具有公开性特征的私密话语，是“公开性”的私密话语；同时，私密话语进入大众传媒公共话语空间，是媒介应对市场变化、受众需求的一种话语策略，这种话语策略以底层叙事为主，是一种平民话语。

一、私密话语的公开性

私密话语是由私人言说并就私人事务进行言说的话语实践，“私密性”是其主要特征。这种“私密性”不仅指“私密化”的表达方式，如匿名倾诉、电话倾诉等，更是指话语内容的私密性。其私密性从三个方面显现：其一，从叙述主体上说，私密话语的倾诉者是一个小写的“我”(私人)，而不是大写的“我”(群体、人民或公众代言人)，他(她)只是私人经验的表达者与私人欲望的倾诉者，不是大众的生活导师、启蒙领袖、灵魂工程师，也不是社会黑暗的暴露者与批判者。其二，从叙述的经验内容上说，私密话语表达的是一种私人经验、私人意识，特别是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伦理法则抑制、排斥、遮蔽的私人经验，而不是公共经验或群体意识。比如弑父或恋父情结、恋母情结、自恋情结等所谓的“异常经验”、“阴暗心理”等。其三，从倾诉动机上说，私密话语言说的驱动力是个人心理需要，尤其是无意识与隐秘欲望，与群体无关的私人经验的表达冲动与倾诉欲望。这种动机无关乎国家、民族、群体、人类，它超越了公共化的群体需要，而遵循私人心理经验的隐秘驱动。目前大众传媒中出现的私密话语，如果从这三个特征考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明显的“非私密性”。

(一)叙述主体的非私人性

私密话语强调叙述主体的私人性和独立性。但大众传媒私密话语虽然是普通人以私人的身份进行言说，这种言说却主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换句话说，大众传媒私密话语是经由传媒过滤并由传媒参与建构的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倾诉者与传媒的共同言说，其叙述主体带有非私人性和非独立性特征。这一点在三大媒体的私密话语中都有体现。

“口述实录”类栏目是私密话语向报纸媒介扩张的主要载体。其基本方式是：生活在不同阶层的读者，向素昧平生的记者、编辑倾诉个人的烦恼、困惑等内心隐私，记者编辑再将这些倾诉内容整理成文字，刊登在报纸上以供受众阅读。这种私密话语其实暗含着两个叙述主体，即先由倾诉者“口述”，再经记者“实录”。当然“实录”强调记者的客观化立场，强调记者的不介入。但是，众所周知，纯粹客观的记录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所谓的“忠实记录”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记录者的思想痕迹。因此，在报纸媒介中，私密话语叙述主体的非私人性主要体现在记者参与了倾诉者私密话语的建构，叙述主体带有明显的双重性。

情感心理类谈话节目是电视媒介中私密话语的主要载体。这类节目一般是由当事人走上电视讲述自己的困惑、苦恼，由主持人予以引导、询问、交流，并由在场的各方面专家、有关代表等发表高见，为之指点、评判，中间也可能联系与当事人有关者或出面或不露面，进行沟通。最后或有结果(表面上的融合)或无果而终。这类节目中的私密话语由倾诉者直接向主持人或观众言说，避免了报纸媒介中记者参与建构倾诉者话语的不足。但是这种私密话语是倾诉者在主持人的引导、询问下完成的，是二元对应式私密话语。私密话语虽由倾诉者独立完成，但倾诉者却是在失去话语独立性的状态下完成的。因此，这类私密话语叙述主体的私人性特征也大打折扣。

与报纸媒介、电视媒介相比，广播媒介的“夜间谈话节目”最大限度保留了私密话语的原生态叙事，是存在于传统媒体领域中更接近私人意义上的私密话语。广播夜间谈话节目是热线直播形式，何种听众会打进热线，打进热线的听众会谈论何种话题，参与讨论的听众如何有何种观点，这些对于广播节目主持人来讲，都是未知的。因而，广播夜间谈话节目无法预定一个具体的功能意图去限制主持人的语言，只能设定一个基本姿态：对“参与者”私人话语的尊重。^[21]这种对参与者私人话语的尊重，使得主持人控制话题的能力只能表现为一种应答能力，而无法转换为一种引渡能力，对应性的话语只能回复到话题自身，延续强化着话题原有的私语性质。但这种最本真意义上的私密话语也不能保证叙述主体的纯粹私人性特征，这不仅指热线的隐匿性导致一些非私人身份的听众参与私密话语倾诉的情况，更是指当一些不符合媒体话语规范的倾诉者闯入时，主持人在无法控制、引导话题的情况下，强行挂断叙述者电话，从而中止叙述者的私人言说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媒介私密话语叙述主体的私人性也得不到充分保障。

(二)叙述内容的非私密性

正如上文所说，私密话语表达的是一种私人经验、私人意识，特别是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伦理法则抑制、排斥、遮蔽的私人经验，而不是公共经验或群体意识。但是目前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私密话语却鲜有对此类话题的表述。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在私密话语进入其公共话语空间时必然是有选择的。话语行为可以分解为领域、方式、风格三个方面。所谓领域，包括了“话语的题材和主题”，以及“一个可以理解的目的”，换句话说，领域是按某种目的选用的话题。在独立的媒体语境中，选择话题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共享，这是由传受关系的辐射广度所决定的。因此，私语性质的人际话题在进入媒体语境之前，媒体常常根据其中的共享程度进行排除和选择。如报纸媒介上的私密话语是将叙述者和记者之间的谈话经过整理之后刊登在媒体上，话题选择什么，话题内容如何取舍，记者都有回旋余地。电视情感谈话节目事先对话题也有选择，主持人对于叙述人的思想、言谈都有一定了解，话题的范围基本上在节目播出之前都已确定。媒体选择私密话语的标准并非多大程度的私密，而是多大程度地满足受众的窥私欲。因此，目前大众传媒私密话语的话题多为“公共性”的私密话题。这在电视媒介的谈话节目中最为明显。

如果说报纸媒介中的“口述实录”、广播媒介中的“情感热线”强调叙述者的“私语”独白，那么电视媒介中的私密话语则更多地强调叙述者是“以私语的方式寻求与世界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媒介中的私密话语更像一种渴望引起大家讨论的“公共话题”，而其载体“情感心理类谈话节目”则更像一个“私人化的公共话语空间”。在这个公共话语空间，人们更为关注个人生活中的难题，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等。通过这个公共话语空间，叙说者可以得到他人的理解，缓解自己的痛苦和心灵创伤；倾听者既可以感受到他人真实的情感与生活，也能够借助别人的生活经验校正自己的现实实践；媒体则期望通过这种私密话语的公开论辩，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甚或能够确立起某些新的规范，解决现代人的情感信仰危机。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电视“情感类节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表达人与人在苦难和艰辛中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爱怜的节目，亦或说是通过对那些弱小的、边缘的、命运多舛的人物命运的展示来唤起观众同情、怜惜和感动的节目……是以人物的感情故事为资源，以‘煽情’为手段，以动情为目的，试图用情感架起电视与观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为我们建造一座公共的情感家园”^[22]。因而，电视媒介中的私密话语更多地蒙上了公共话语的色彩，这在早期的情感类节目《玫瑰之约》中如此，在后期的情感类节目《心灵花园》中也有展现。

1.《玫瑰之约》：展示型私密话语

《玫瑰之约》是湖南卫视一档集婚恋、交友、谈话、游戏为一体的综艺性电视婚恋栏目。《玫瑰之约》的私密话语成为展示型的私密话语与节目定位有关。《玫瑰之约》是在借鉴《非常男女》节目基础上推出的，但在具体的节目定位上与《非常男女》有明显的不同。《非常男女》在注重娱乐性和可视性的同时，明确定位是电视红娘。讨论的话题多是围绕爱情、婚姻、性、家政等，目的在于撮合男女嘉宾荧屏携手，情定终生。而《玫瑰之约》从创办以来，在播出过程中定位有所调整。开始时颇有电视红娘的味道，调整后的定位实际上是在电视红娘和爱情沙龙之间摇摆不定。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湖南卫视大胆地将爱情这一主题直接搬上荧屏，将《玫瑰之约》定位为集谈话和娱乐为一体的娱乐性节目。因为是娱乐节目，所以《玫瑰之约》一开始就把“好看”作为节目的首要追求。既然要“好看”，嘉宾必然是俊男靓女。溢光流彩的方寸荧屏上，十二位俊男靓女如同十二朵灿烂的玫瑰，正在进行一场青春的约会，或谈笑风生，美目盼兮；或妙语连珠，巧笑倩兮；或轻歌曼舞，如梦如幻。这便是《玫瑰之约》定格在电视观众印象深处的经典画面。

有人认为《玫瑰之约》是由普通男女来充当节目主角，完成了“星本位”向“人本位”的转换，让百姓成为了传媒的主体和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玫瑰之约》的男女嘉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大众，这些嘉宾都是经过电视台精心挑选出来的，既要有靓丽的外表，还要有较好的职业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因为，节目要“好看”，就必须符合观众的审美要求。而在1998年时，上电视做节目还是“明星”才有的特权，因此，节目在挑选嘉宾时即使不能挑选真正的明星，但是挑选出的也是具有“明星气质”的普通人，有些嘉宾甚至小有名气，如第一期节目中的女嘉宾刘嘉，本身就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既然《玫瑰之约》并没有完成由“星本位”向“人本位”的转换，这些“玫瑰先生”、“玫瑰小姐”在节目中自然也就具有了表演性质，他们的爱情宣言虽为私密话语，但也不再是发自内心、真正意义上的“私语”，而是一种说给观众听，向观众谄媚的“展示型私语”。同样，因为节目要娱乐，要取悦观众，“玫瑰话题”也不同于“非常话题”，“非常话题”是嘉宾就爱情、婚姻中的一些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进行讨论：如撒娇吃醋、异性缘、三角恋、女追男是否甜蜜、一夜情等。而玫瑰话题则是邀请一对有曲折或传奇爱情经历的特邀嘉宾和一位主持人聊她或他的爱情史，如《人间有爱——克罗纳收养中国弃儿》、《高晓松跨越时空》、《有悔人生——庄晓斌的囚徒之恋》、《爱你无期》等。这部分实际上是一位主持人和特邀嘉宾组成半小时的关于婚恋情感的“脱口秀”，与男女嘉宾的婚配活动完全脱离。“非常话题”服务于婚恋嘉宾，其所涉及的话题既有针对性也确属私密；而“玫瑰话题”中的私密话语则是媒体倡导健康向上的爱情观、婚恋观的话语展示，是媒体在发挥娱乐功能的同时不忘教化的一种再现。总之，虽然爱情婚恋是人类最私密的情感，与之有关的话语也是人类最私密的话语，但在《玫瑰之约》把爱情当成游戏和娱乐时，与之相关的私密话语也就成为展示型的私密话语。

2.《心灵花园》：沟通式私密话语

《心灵花园》是全国第一档探讨都市人心理问题的专业谈话类节目，每周一至周五在上海生活时尚频道晚间九点档播出，主持人为陈帆、张婕和心理学专家张怡筠。

《心灵花园》是在电视的社会沟通功能得到广泛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和快速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的话语空间被分割得越来越小，大众有要求沟通和倾诉的欲望，迫切需要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人们希望这个话语空间能够帮助他们知道在这个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孤单、越来越难以沟通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怎样行事。《心灵花园》正是这样一档节目，它以“讲述都市真实的情感故事”为主线，通过加入心理、社会等学科的分析和讨论，实现社会沟通，进而引导人们面对生活困境和心理疾患时作出智慧的选择。

笔者通过对2005年8月7日至2006年5月22日共32期节目的收看发现，《心灵花园》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六大类：婚恋情感、家庭纠纷、身体健康、人际关系、个人生活观、儿童教育等。其中婚恋情感、家庭纠纷所占比例最大。而婚恋情感中涉及的第三者情感方面比例较大；家庭纠纷中则以婆媳纠纷为主。从内容上看，大多数讲述者都是为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而走上电视荧屏的，他们在倾诉的同时更希望得到相关当事人的理解，实现沟通，并最终解决家庭矛盾或婚恋纠纷。因而，在很多节目中，总会听到当事人说出“我希望他能听到我真实的想法，会有所改变”或者“我希望你们帮我劝劝他”之类的话。当然，也有少数讲述者是因为无法化解内心的痛苦，希望通过倾诉并得到心理学家的专业指导，从而帮助自己摆脱困境。如2006年4月24日《爱女坠楼之后》节目中的那位母亲，她似乎并不要求主持人帮助她去寻找爱女坠楼的原因，也不想通过电视台呼吁相关当事人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她只是喃喃自语，女儿怎么就坠楼了呢?面对现实但又无力摆脱成为这个母亲最大的困惑。当然，总的来看，《心灵花园》的讲述者更多的是渴望沟通，渴望理解，渴望通过讲述解决现实中的困难。这种沟通和理解有时是在当事人之间实现，有时是在当事人和主持人、心理学家之间实现，有时则是在当事人和心灵观察员之间实现。因此，《心灵花园》中的私密话题实际上成为引起大家讨论的“公共话题”，笔者将这种私密话语称为“沟通式私密话语”。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讲述者的目的为了是实现社会沟通。二是从谈话内容来看，讲述者的谈话大多围绕缺乏沟通进行，主持人的引导也多集中在为何出现误会以及如何消除误会上。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讲述者的私密话语实际上就是一次当事人缺乏沟通技巧以及如何学习沟通技巧的谈话。如在2006年6月12日《我应该去做亲子鉴定吗?》的节目中，讲述者张小姐的谈话便一直围绕着因为缺乏与家人沟通，因而导致与婆婆、丈夫关系恶化进行。张小姐在节目中集中叙述了两件事，一是开酒吧，二是去外地追债。两件事都是因为没和家人沟通而导致矛盾。婆媳之间的早期的误会是源于张小姐开酒吧一事。“开酒吧之前，我没有和我公公明说，是我自己开酒吧。我只是咨询过他。因为我知道我婆婆不会赞成的，所以我也就没和她说。我公公说挺好，我就去开了。后来我老公知道了，也帮我瞒着爸妈。后来酒吧开了两三个月的时候，他们知道了。那时候回家也不是，不回家也不是，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主持人的叙说也是强调缺乏沟通：“因为赌气，张小姐在怀有五个月身孕的时候，不辞而别，只身去厦门讨债。又是因为赌气，使得她回来之后也没有向婆婆做出任何解释。就这样，张小姐和家里的矛盾也就进一步升级了。”这类话语在《心灵花园》中随处可见。

二、私密话语的平民化

所谓平民话语是相对于精英话语而言的。长期以来，大众被淹没在精英话语或言“文化霸权”之下，以至于人们听不到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声音，好像他们没有思想或他们的思想无足轻重。而有关下层民众的文化或历史，基本上是由精英记录、表述，带着智识阶层独有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在精英话语一统天下的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难以产生自己的代言人，“被叙述”注定是它摆脱不掉的宿命。改革开放以后，大众传媒的话语机制有了两次较大变革。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媒体由政治一元话语向经济、文化等多元话语转变；一次是在市场经济确立后，由精英话语独霸向精英话语和平民话语共存转变。而平民话语在出现、发展、变革中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媒体对平民话语的他者建构，话语内容关注平民的生存状况，此后，为了进一步迎合受众，贴近受众的视听心理，媒体采取了新的话语策略：话语由平民自我建构，内容关注其精神需求。

具体来说，私密话语的平民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讲述者多集中在弱势群体

这里所言的弱势群体主要是指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指在政治上、经济上、知识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说他们“弱势”，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弱势，还包括心理上的“弱势”。他们遭遇到问题后，自我化解的能力往往不够，需要社会帮助。

笔者选取《武汉晚报·百姓讲述》栏目为研究个案，对2006年3月至2006年8月发表的170篇文章进行了量化分析。如表3-1所示：

表3-1

表中自由职业者包括无业人员、个体劳动者、农民、学生等经济缺乏独立和稳定的人群，非自由职业者是指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等。在统计时，营业员、销售员、保险员也都纳入了非自由职业者之中。但尽管如此，自由职业者的比例仍高达40％，这表明职业层次越低，经济缺乏独立的人越容易倾诉。《武汉晚报》在记录倾诉者的基本情况时没有关于倾诉者学历的记载，但笔者通过倾诉内容发现，倾诉者普遍学历不高。由此可见，“百姓讲述”虽然涉及生活中的各色人等，但就栏目所反映的具体内容而言，弱势群体却是这一栏目的“强势群体”。

《心灵花园》的讲述者也是如此。讲述者要么是感情生活中处于弱势的人群，要么是经济生活拮据的人群。如《母女的控诉》中被丈夫无情抛弃的王女士母女。《爱女坠楼之后》的讲述者宁宁妈妈“来沪多年，现替别人带孩子，做钟点工。丈夫刚刚得到一份做门卫的工作，全家还是处在吃低保的状态中”。《我该不该生下这个孩子》的讲述者芳芳等。据《心灵花园》的制片人陈晔介绍：“来参加节目的人，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现在随着节目影响力的加大，要上节目的人已经排起了队。当然特别想上节目的绝大多数涉及婚外恋和第三者，在婚恋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需要一个倾诉的平台；另外一些外来务工者、相对低收入者，也愿意上节目争取、维护他们的权益。高收入者相对而言较少，这也是因为他们顾虑更多。”^[23]

长期被精英阶层用一种俯就姿态叙述着的弱势群体，通过私密话语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从被叙述变成了叙述的主体。他们不再只是作为“被启蒙者”的身份，而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媒介话语的建构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传媒私密话语不啻为一种平民话语。

(二)话题多集中为个人困扰

私密话语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中出现的私人领域的话语实践，话题多集中在普通人的个人困扰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普通人情感问题的关注。从私密话语的内容来说，对于普通人生活状态和情感问题的关注，成为其平民话语的重要特征。大众传媒中平民话语与精英话语的显著不同，不仅体现在普通人有了在媒体上发言的机会，叙述主体由平民担当，更体现在叙事内容上的不同。精英话语的叙事内容集中体现在社会改革中遇到的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各种专业的、理性的、带有质疑精神的媒体内容。如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各种关于国家的政策出台、法规制定、重大决策实施的讨论等。精英话语即使展开对底层的叙事，这种叙事也体现为一种精英意识，例如，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讨论，最终导致的是收容制度被废除；再如采取了平民视角的《生活空间》等栏目，却有一种书写“小人物历史”的强烈愿望。这种话语即使关涉平民，也无疑仍是一种精英话语。平民话语的叙事内容则强调从普通百姓的生活视角、审美趣味出发，记录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大众传媒私密话语关注底层，关注底层的情感生活，凸显普通人的个人困扰，彰显了平民话语的本来性质。在这场以“纪实”、“原生态”为内容的媒体话语革命中，私密话语显示出了建构媒体平民话语的强大力量。

(三)私密话语的“伪平民”化趋势

大众传媒私密话语是普通人从“私语”的角度实现的媒体自我建构，是一种不同于精英话语的平民话语。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平民话语不仅仅意味着媒体要以平民为表现对象，以百姓生活为表现内容，更重要的是要采用平民的视角、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以平等的态度观照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但当前一些大众传媒私密话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平民话语”意识。这些私密话语内容雷同，片面强调“离奇”和“窥私”，它们仅仅把平民百姓的情感当作刻画对象，潜意识里却把平民百姓作为嘲笑和讽刺的靶子，实质上是媒介精英意识的一种变异，充其量只是“伪平民”话语。

当前，大众传媒私密话语在题材选择上片面强调“反常”的“恋爱问题”和“婚姻问题”，对于常态的情感问题和个人纠纷常常忽视。在《心灵花园》的众多节目中，婚恋问题几乎都涉及第三者、婚外情等不健康的情感问题；婚姻恋爱中正常的摩擦、纠纷，在《心灵花园》中鲜有见到。几乎每一位女性讲述者都是一个受难女性形象，都是情感上被男性遗弃的对象。而当事人的丈夫或男友也多为感情骗子，他们的外遇并非是因为情感的再生，而仅仅只是玩弄女性。在很多节目中，这些男当事人不仅道德败坏，甚至连基本的人性都丧失了。如《母女控诉》中的那位丈夫和父亲，不仅不顾妻子的死活，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管不顾，让人心寒。至于涉及家庭纠纷的节目，则都将矛盾集中在城乡差别上；正常的家庭矛盾如代沟等问题很少见到。题材上只关注“反常”不关注“常态”的现象已经严重偏离了生活真实，毕竟，大起大落的命运和曲折离奇的传奇只是少数，大多数普通人具有普通的生活和情感经历。私密话语强调反常、离奇等偏离常态的“平民话语”，只能算一种“伪平民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