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转型的被动应对

现代转型的被动应对

说到中国近代的历史，谁也不能忽视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大危机。

从国家竞争上说，这次大危机是这个内部危机日趋严重的封建帝国，败给了有着三百年殖民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从文明的高度上说，这次大危机则是农业帝国文明败给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学者萧功秦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中华文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本身，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2]

被纳入西方时空的中国，不能再玩属于自己的那一套游戏，只能遵从对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而为了不被亡国灭种，它只有启动自己的近代化，乃至进一步的现代化大转型。显然，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外部压力下形成的一种被动应对的大转型。

这就意味着这种大转型是痛苦而又漫长的，就像上海在西方列强的征服下所行经的路线。一个个租界的建立，无疑是屈辱的，是抽在封建帝国脸面上一个接一个的响亮耳光，但这种屈辱却将上海淬炼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而强占梧桐身份的法梧，也在时代的进程中蜕去“原罪”，成为了中西文化交融的代表。

在被列强强占各种租界的屈辱面前，“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批人在用文言文写成的奏折中雄辩地阐述了西方诸国、俄国和崛起的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提出中国亟须‘自强’并加强本国技术能力。然而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和思想保守的平民百姓对他们的建议疑虑重重，不少人把引进外文书籍和西方技术视为对中国国粹和社会秩序的威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占上风的一派得出结论，效仿西方实现近代化无异于彻底西化，而中国没有理由遗弃举世无双的中华遗产。”不过，这种争斗至少也表明，在19世纪中叶，中国士大夫集团里虽然只有极少数人——但好歹还是有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已不再处于至尊地位，中国必须去了解一个由相互竞争的列强集团主导的体系”^[3]。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大转型有了可能。

1861年开始兴起的洋务运动，成了清朝在被动挨打后的一次自我救赎。

这次自我救赎，是由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发起推动的，主要人物是曾国藩和他的好学生李鸿章，以及张之洞、左宗棠等人。而孜孜以求功名却不得的盛宣怀，也在李鸿章的有意栽培下，被推到了帝国的前台，成了“官督商办”的代言人。科举给不了的荣光，洋务运动给了他。

只是，洋务运动虽然追求强国富民，但盛宣怀推行的“官督商办”的模式，却造成了国进民退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只停留在经济层面，根本没有触碰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它虽然给清朝带来了短暂的兴盛，但很快就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精心打造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洋务运动的缺失。他们认为，光学西方的船坚炮利也不够，还应该在政治制度上有所改变。“当洋务的发展将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4]说是变革，其实也是一次博弈、一种妥协。这既需要利益追求者的忍耐，也需要既得利益者的宽容。当两者的需求错位，或者根本就是一方“咬定青山不放松”，改革包括改革者的命运就会变得隐晦不明。

只是，当现代化成为时代的选择或者要求时，偶尔的失败甚至是一连串的打击，都已经阻止不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潮流。这就像大江大河中，总会遇到礁石的拦阻，但这绝不意味着奔流就此被掐断而束手就擒；相反，它们往往会报之以更大的风浪。

从洋务运动开始到今天，经历了150多年的时间，上海开埠也170年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努力未曾断绝。学者萧功秦曾将这段历史划分成六个阶段，可以总结为六次转型：“一是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爆发表明这一专制化运动的失败。二是从1911年到1913年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第六次就是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5]

转型并非到此为止。而改革的脚步，也不会停息。

这总能让人想起南宋诗人杨万里所写的那首七言绝句《桂源铺》：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