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西方，商业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在政治生活中十分有影响力的事物。1688年英国的宪政革命为英国的商业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正式合并也使得苏格兰开始了迅速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换。自17世纪开始，商业已经在政治生活中发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商业在古典共和主义思想视野中往往与“腐败”相连，被看成古典美德的敌人。古典共和主义者认为商业的发展“腐化”了自由社会和所必需的公民美德，他们认为出路在于复兴古代共和主义的公民美德及共和政治方案。商业社会的辩护者则认为商业的发展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力量，不但不会腐化社会，而且还促进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古典共和主义的理想公民是一种以献身公共利益，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积极公民，这种公民理想特别要求公民具有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
共和派的古典作家一方面用“美德”来解释古典共和国的创立与辉煌，另一方面也用“奢侈”的传入来解释古典共和国的灭亡。西塞罗将罗马共和国的创立归结为罗马共和国的几位开创者——罗慕路斯、努马等的伟大美德。而萨鲁斯特认为奢侈的传入是罗马共和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他写道:“为了赢得他带到亚细亚去的军队的忠诚，他竟然违反我们祖宗的惯例，允许他们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放松了纪律对他们的约束。在温柔乡一般的、可以纵欲的国土上所过的无所事事的日子很快便使他的士兵的好战精神萎靡下来了。”[15]苏拉的行为导致了罗马公民质朴美德和公共精神的丧失:“一旦财富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当光荣、军事统帅权和政权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时候，德行便开始失去其光彩。”[16]
近代以卢梭和弗格森为代表的古典共和主义者对商业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批评。卢梭认为，古代的斯巴达和罗马等共和国的公民拥有着质朴的美德，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将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为了共同体的自由不惜牺牲个人的财产甚至生命，古代共和国的伟大来自于对商业的蔑视，因为商业会瓦解公民的尚武精神[17]。卢梭认为，古代社会比现代社会更加合理，科学与艺术在现代的发明不但不会使社会完善，反而是恶化人类道德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理性的发明只是使人类更加精于计算而变得狡猾;艺术的发展会使人类变得虚荣而失去了纯朴的美德;商业的发展作为诱导人类自私的力量则更是一种彻底的腐化。因而，卢梭主张野蛮人与现代人相比更加善良也更为幸福，野蛮人是自由的真正故乡。
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中尽管表达了商业社会的有益作用，如劳动分工会使得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大增强;商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科学与艺术的进步，这使得人们的性情变得温和与人道;商业发展所伴随的奢侈欲望也会刺激人们变得勤劳[18]。然而他更多地对商业社会持批判的观点，如他认为商业使人们变得冷漠、自私与冷酷无情，会丧失古典社会那种勇敢与尚武精神和献身的勇气，商业发展相伴随的奢侈会使人们腐化堕落，“商业艺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很容易走向腐化堕落。因为它们把财富看成是显赫地位的基础，而这种财富又不是靠个人的高尚和美德来维持的。”[19]弗格森认为美德是一个国家事业的根基，因此他主张为了对抗商业对公民美德的不利影响，应当在现代的商业社会恢复古典共和政治的基本理念。
然而，休谟对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美德提出了质疑并为商业社会中所能孕育新型美德的可能性作出了辩护。事实上古典共和主义者将西方古典共和国看成是一种美德共和国完全是浪漫化的想象，其一，古代共和国的公民美德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此外，古代共和国公民的质朴也包含着残忍的成分，他们的战争是极端残酷的，完全缺少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20]。其二，古典共和主义的“美德政治”观念会使得人们忽视政治制度的建设。古代社会过于强调通过公民自身的美德来维系社会秩序，而在政治制度设计层面远远落后于现代商业社会。其三，在古代共和国，“公民”与奴隶相对应，公民的自由权利是以压迫奴隶阶层为基础的，主人的权力完全不受限制。在现代商业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在一般性法律的保护之下，国家权力受到法律限制，政府权力受到各种力量的制衡。因而“在现代，一个坏的仆人很难找到好的主人，反过来，一个坏的主人也很难找到好的仆人，其间的制约是相互的，是与反映了理智和平等的神圣的客观法则相适应的。”[21]其四，古代共和国的公民美德不符合天然的人性，反而对人性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这种建立在对人的欲望过度压抑基础上的生活方式是难以长久维系的。
休谟在批判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美德的基础上，提出了私人导向型公民美德，如理性、独立、节制、规则意识等品质;以及公共导向型公民美德，如在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市民社会中所产生的天然怜悯、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使人们克制私利主动维护公共利益。
现代商业社会的公民美德观念是以“自私而有限的慷慨”为基础的人性观，承认了人性的复杂性。人们追求“私利”的欲望得到承认，允许人们正当地追求自身的利益。通过法律和个人权利，每个人的私利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被承认拥有合法私人财产的情况下，人们才有权利将自己的财产捐助出来对弱者和公共事业行善。因此，在商业社会，个人追求私利不仅不会造成冷漠和极度自私，反而会培养人们行善的德行。应该说，商业社会的公民美德合乎人的天性，它与古典主义公民美德相比，是一种相对较“稀薄”但适用范围更“广泛”的大共和国的美德[22]。
近代以来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关于商业社会和公民美德的争议，随着资本主义理性的进一步成长，市民社会的发展逐渐完成了从古典共和主义向现代共和主义的转型。现代共和主义基本认可了自由主义的许多基本理念，如个人权利、宪政国家，并在自由主义框架内提出了注重公民教育和参与政治生活、培养互助和友爱的社团情谊和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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