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体系的转型

二、现代国际体系的转型

现代国际关系是以1648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启端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和约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最重要贡献是塑造了现代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国际关系从欧洲走向世界，奠定了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它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在该体系中唯一构成单位的地位，在实践上肯定了国家主权（包括领土主权）原则，从而使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成为该体系及其单位互动的基本准则和坚实基础。

现代国家作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唯一构成单位，是建立在定居的人民、一定界限的领土、具有现代政府组织形式基础上的新型政治实体，享有主权，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并以整个国家的权威和名义，行使其处理内外事务的固有的最高权力，且能运用综合国力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和利益。在体系层次上，国家间互相承认是同一类型的实体，并愿以此为基础相互给予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标志着体系规则和共同身份的接受。

因此，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不存在中央权威和强制约束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自助、零和博弈成为常态。体系与其组成单位以及单位间没有隶属关系，体系组合的基本原则是无从属关系原则，换言之，现代国际体系是在平等原则基础上组合起来的，它是一个水平的权威结构，由唯一的单位——国家的互动所建构。国家间的互动关系直接规定了体系的结构特征、主要内涵和基本状态。

国家间的平等体现在体系层次上，在国家层次上，它们是不平等的，在体系互动中，决定性因素是它们的力量分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规定了国家在体系中的位置，而且还规定了它们利益、目标和地位的追求与获得。大国、强国、霸权国家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单位，它们在体系结构的建构过程中，在体系互动中，占尽优势，获利甚丰。这给现代国际体系造成了与生俱来的功能上的巨大缺失。300多年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后期，体系环境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全球大变革在全球化条件下发生和发展，推动现代国际体系转型。这是因为世界生产力在推动全球分工和全球资源配置上，锻造了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一方面把世界各国编织到一个密切联系、持续交往、相互依托的全球网络之中，另一方面推动了跨国社会力量，在全球公共领域拓展空间，培育合法性，逐步从全球民间社会走向全球公民社会。世界已经开始从基于军力和单边行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逐渐转向多边合作共治和自主解决问题相结合的全球社会的早期状态。构成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条件正在悄然发生根本变迁：合作式的主权安排代替绝对主权观、共赢的相互依存代替零和博弈的安全困境，多元的价值分配代替国家独占的价值权威、以国家合作共治为重心的全球共治代替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霸权体系、体系互动的过程从军事——政治过程向经济——社会过程转化等。“全球化正‘重新设计’民族国家的权力、功能和权威”^[4]。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冷战的结束带来的不纯粹是国家间关系的调整，而且带来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非同寻常的权力分配”^[5]。此时，在权力逻辑上不再只有单一的垄断性的国家权力，全球民间社会与全球市场开始与国家一起分享权力，在这三个权力容器之间进行“变位权力行为”（meta－power behavior）^[6]的反复作用。国际体系规模和强度的转换，是体系转型的关键性变化。当前，国际体系已经达到了地理上扩展的极限，它主要的扩展趋向，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强度增强。

这一时期国际体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一事实引人注目，有必要深入探讨相关变革的本质以及这些变革是如何发展的。

在现代国家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角色登上历史舞台三百多年的岁月中，它几乎将所有其他政治单位湮没并取代，成为现代国际体系唯一行为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展开，国际体系的构成单位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历史的力量塑造了新的角色，国家这一角色获得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以至于发生转型。

首先，“国家是唯一行为者说”被“行为者多元论”取而代之。除了国家行为者之外，还出现了非国家行为者，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它们都是跨国的产物，数量庞大，活动范围广，拥有自己特定的资源，特定的活动方式，发挥特定的作用，不受别的权力的管辖，因而在利益、目标与手段方面具有不同于国家的普遍性和独特性，但是，它们也因此而产生一定的局限性。在体系单位多元化的情况下，国家成了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单位。目前，这一体系面临的真正重大的问题是：国家作为主导单位其自身以及它的地位正在发生何种深刻变化。国家历来是政治——军事单位，以领土和主权为基础，现在正在向一种不同的主导单位过渡。国家趋向于经济——社会单位，被植入分层的主权和全球共治之中，国家职能实行适应性转变，逐步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治理型政府转型，并学会与全球化力量、全球民间社会力量和谐共舞，共同参与全球事务，在全球政治框架内建立良性互动关系，顺应全球化、区域化的历史指向。国家转型的方向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多向转移：（1）大国间以和平方式达到权力转移和平衡，通过谈判结成建设性伙伴关系，合作共治，不再外在地表现为霸权的更替，即新兴大国取代原有霸权国成为新的世界盟主，而是新老大国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和制度，来规范进行中的权力转换，在协调、合作而不是威慑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新秩序，以期避免安全竞争和军事对抗。这将是一种超古典的国家权力平行转移。（2）国家权力向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共治及其制度、组织转移，这是国家权力向上转移。（3）国家权力向全球民间社会和国内市民社会转移，这是国家权力向下转移。（4）国家权力向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转移，这亦是国家权力平行转移。詹姆斯·罗西瑙指出，“权威重构的方向向上为跨国或超国家组织，横向为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向下为次国家集团。”通过上述国家权力的多重转移和国家职能的转型，国家将自己全面溶入全球社会，与全球市场、全球民间社会建立起全球政治的权威与治理网络，以便适应人类整体性发展的要求^[7]。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再是一个个孤独的核心，它们正在向区域或次区域共同体转换，向全球共治体系的构成体转换，这是从传统国际政治角色向全球政治角色的转换。当前，国家仍然发挥着独特的多功能、多部门作用，它依旧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

其次，单位的变化不仅涉及国家，而且也涉及非国家单位。这主要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快速推动跨国公司力量的扩张，以及全球公共事务管理需求迅速膨胀，导致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而后者的崛起完全是由于全球民间社会相对自治权力提升的结果。它们几乎遍布全世界各个领域，提供了全球共治的基础。这些非国家行为者，能够在开放的边界和分层治理创造的合法跨国空间内，比较自由、自主地行动。实际上，国家转型过程中所辟出的部分空间，现在正被转变为公共空间，供非国家单位参与全球共治。“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它将表明国际体系不再只有单一的、明确居于主导地位的多功能、多部门的单位类型，而是代之以多种部门更加专业化的单位。”^[8]这些单位与国家不同，没有主权和强制性，不需要领土，在实践中有极强的跨国流动性和协调性。这种体系单位的多元化，不仅标志着国际关系容量的最大化，而且意味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突破了“国际”的框架，走向真正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鲜明的轮廓线日益模糊。“这一切都表明，单位转换问题已经稳固而适时地置于当代国际体系分析的议程之上”^[9]。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强大的集中化力量，正在某种程度上缓慢地拉动整个体系向一种水平与垂直相结合的权威结构发展。

在国际体系中，相互依存的程度越高，互动的程度和频率就越高，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的深入发展，也有利于互动的增强。现在，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了罗西瑙所说的“瀑布式相互依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互动模式在快速发生变化。这是体系转换的一个关键性要素。进入21世纪后，原有的主导单位不断发生权力变移，新型单位增加权力，并把它们特殊的内在动力释放到体系中去，体系互动加速，而且变得更加普遍了，在广泛的和前所未有的层次和方式上进行互动，对互动的限制日益被突破。体系转型的潜能就蕴涵于其中，其结果可能在将来的某一时刻超越量变，引发国际体系的质变。“历史表明互动能力是理解国际体系如何变化和发展的核心所在。它决定国际体系的规模、范围、速度和发生于其中的过程的容量。”^[10]体系与单位间以及单位间的联系程度，决定了未来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层次的互动模式上。第一个层次为体系层次。这个层次的互动模式基础，是人类所认识的全球社会及其需求的观念，以及对全球公共事务进行全球共治的制度和机制，单位建构体系的制度和机制，体系通过这些制度和机制，来规范单位的活动。第二个层次为单位间层次，即单位间互动新关系，如何在全球合作、共治的观念中被社会建构而成。第三个层次是行为层次。这个层次强调在观念、认识、制度的基础上，有规律地维持新的行为与活动，它们包括谈判、协调、合作、共治、和谐等。这意味着体系互动的范围、频率和强度的突破性扩展和增强。

在全球整合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扩展和强化，国际体系趋于集中，相互依存性更强，单位多元化且变得比过去强大得多，共享全球空间，这意味着体系不断增强的互动所产生的结构性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而这种结构性力量会不断增强各个单位按照新规则运转，以及体系内部自我构成的整体压力，促使体系属性发生蜕变。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发生是均衡进行的。产生于全球化时代和全球社会的新单位的加入、旧单位的蜕变，以及互动能力的革命，使得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全球文明，通过观念与价值、身份与认同的革新，新的全球行为与制度的建构，以及对单极霸权体系扬弃的方式，挣脱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这个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应该是全球共治体系。国际体系结构转换的最大空间存在于全球社会之中，现代国际体系孕育着“否定的因素”，当否定因素超过肯定因素时，结构的稳定性和功能的稳定性终止，体系的变革最终完成。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新的因素与旧的因素将长期并存，转换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