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国际货币体系

重组国际货币体系

可见，从欧元的诞生，到金砖四国崛起，再到G20的形成，整个国际战略格局正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而悄然发生着转变。应该说，自“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的基本格局早已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改变，美国的强权地位也时时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多重挑战。但是，遗憾的是无论世界经济怎样变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却始终保持“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秩序，美元霸权从未被真正撼动过。正是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才会有今天全球金融风暴的蔓延。因此，鉴于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与新格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经过2008年9月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疯狂洗礼，美元开始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光芒，虽然，美元霸权暂时还难以撼动，但美元魅力已渐渐从世界金融的视野中淡出。仅2009年4月，中国首次减持44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日本小幅减持8亿美元，加勒比海沿岸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分别减持89亿美元和25亿美元，俄罗斯也减持14亿美元。长期以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面对如此集中的减持，相信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这说明，美元霸权已面临现实的挑战，国际货币体系的确到了重新组合的时刻了。

也就在世界各国集中减持美元后不久，世界多国领导人与金融界人士都纷纷发表意见，阐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意愿。2009年6月1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借“上合组织”新闻发布会之机表示，包括美元在内的现有储备货币并未发挥其作用，一种新的超主权货币正在成型。甚至他还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不排除使用统一货币的可能性。梅德韦杰夫认为，从目前的形势看，包括美元在内的货币已无法满足国际储备货币进行交换的要求，因为没有足够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间的贸易是很难开展的。与此同时，金砖四国也在关于购买IMF债券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姿态，更进一步加剧了“美元恐慌”。巴西财长曼特加2009年6月10日即称，巴西将购买100亿美元IMF债券。同日，俄罗斯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乌柳卡耶夫也表态，如果今年第四季度IMF发行债券，俄计划动用黄金和外汇储备来购买，出资总额也在10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也表示，中国愿在安全、收益合理的范围内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IMF发行的新债券。印度也可能宣布类似举措。国际普遍认为，金砖四国的此举无疑将使美元进一步边缘化。

但是，挑战美元霸权是一回事，可最终战胜美元霸权，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取代美元霸权则是另一回事，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从经济实力看，2009年中国的GDP约4.4万亿，俄罗斯1.7万亿，印度1.2万亿，巴西1.6万亿，金砖四国年度经济规模总量约9万亿，大体是美国GDP的三分之二，美国依然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因此，美元仍是目前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而且金砖四国都拥有巨额美元储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重组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宗旨在于，国际储备货币必须既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又能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恰恰在于，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是难以解决和实现“金融稳定”的要求的。而“布雷顿森林体系”隐含的美元“特里芬难题”也早又从理论与实践上证明了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自身无法逾越与克服的障碍。从理论上说，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远景目标：建立超主权货币体系，以取代目前的“以美元为主的主权货币体系”。这一构想，实际早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就被凯恩斯提出过。当时，凯恩斯提出的管理世界各国通货的方法为：成立世界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联盟（ICU），以此来平衡世界贸易盈余和赤字。凯恩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赤字过大，会损害对一个国家和全球的长期经济增长。因为贸易赤字过大，或导致该国向债权国要支付大量利息，从而导致更大的赤字，使得债务国长久陷于不利的境地。凯恩斯的国际清算联盟实际上是一个超越主权的国际大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该货币与世界各国的货币保持一个固定的汇率。世界各国在ICU里面开设账户。凯恩斯认为各国贸易透支或盈余不能超过一定的限额。他设定的限额是各国过去5年中的贸易总额的一半。如果一国贸易的赤字超过这个上限，就对该国征收利息，敦促该国货币贬值和迫使闲置资本外逃。如果一国的贸易盈余超过这个上限的一半，也要对该国盈余征收10%的利息，同时敦促该国货币升值和促进该国资本输出。如果到了年底，超过限额的部分盈余还不能消化掉，ICU将自动没收这部分盈余。然而，当时由于“二战”的原因，英国正在衰落中，所以，凯恩斯的方案未被采用。但是，现在看来凯恩斯当初的方案并非不可取，尤其是他的方案能够避免因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先天缺陷而导致“特里芬难题”。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价值稳定的计价与结算手段，服务于国际贸易；第二，具备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适应于固定汇率、浮动汇率、最优货币区、超主权货币等多重制度安排；第三，随着全球财富和金融资产的发展，能充当国际（全球）储备货币；第四，作为危机中全球的最后货款人，存在解决全球危机的机制。

目前，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几乎超过60%是以美元形式存在的，而中国更是首当其冲，在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同样也有超过60%是以美元的形式存在的。如果美元不负责任地贬值对这些美元持有国的财富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掠夺。因此，美元的大量储备已使各国的经济与美元捆绑在一起。正是这种捆绑，造成了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雷茨的说法：因为全世界需要大量的美元储备，所以出口大量的货物到美国，而美国人家庭本身没有这么多钱来消费，于是不断地借钱消费，导致了债台高筑，导致了世界的不均衡，触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现在美国要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必然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向美元储备国融资，使大量海外美元回流美国，支撑美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二是开动印刷机，大肆印刷美元，这样就会导致美元的进一步贬值。无论第一种方法或是第二种方法本质上都是对他国财富的掠夺。

不难发现，周小川在第二次G20峰会前倡议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基于对美国政府行为的担忧以及对自身所持美元价值稳定性的忧虑而提出的。其目的就是最终解除世界经济与美元的捆绑关系，摆脱世界经济受美元霸权的控制。

当然，超主权货币的构想仅是一个理想的远景和世界各国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就现实可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重组的路径看，提升与扩大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职能无疑是最可行的方法。

1974年7月，IMF正式宣布SDR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这16种货币包括截至1972年的前5年中在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中占1%以上的成员国的货币。除美元外，还有原西德马克、日元、英镑、法国法郎、加拿大元、意大利里拉、荷兰盾、比利时法郎、瑞典克朗、澳大利亚元、挪威克郎、丹麦克郎、西班牙比塞塔、南非兰特以及奥地利先令。1976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对“一篮子”中的货币作了调整，去掉丹麦克郎和南非兰特，代之以沙特阿拉伯里亚尔和伊朗里亚尔，对“一篮子”中的货币所占比重也作了适当调整。为了简化SDR的定值方法，增强SDR的吸引力，1980年9月18日，IMF又宣布将组成“一篮子”的货币，简化为5种西方国家货币，即美元、原西德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它们在SDR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1987年，货币篮子中5种货币权数依次调整为42%、19%、15%、12%、12%。显然，自80年代以来，虽然世界经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地位没有改变，因此，其职能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发挥。而经过本次金融危机，使人们终于看到建立超主权货币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而作为一种过渡形式，SDR的职能完善与发挥是现实可行的办法，也是目前探索国际货币体系重组的应有之路。值得探讨与研究。

正是从这种可能的实际出发，2009年4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G20伦敦峰会上作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重要讲话，明确阐述了中国希望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意向。

胡锦涛强调，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尤其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

二是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有关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应该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源。

三是金融稳定论坛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

五是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六是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下一阶段，各方应该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可供操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创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