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与国际体系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两个问题都表明了体系层次的重要性：一是自由主义战略和重商主义战略之间的张力。这二者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市场结构和生产结构有着巨大影响；二是“中心—边缘”理论，后者将国家在体系中的位置(中心还是边缘)作为中心变量。如果国家层次经济安全的关键取决于国家在国际贸易、生产、金融网络中的地位，那么，体系层次经济安全的关键则是整个市场网络的稳定性。在这个网络里，交通网络、通讯网络、信用体系和契约体系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网络顺利运转时，根据各自不同的资源优势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不同的行为体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绩效表现。如果市场网络遭到破坏，几乎所有的行为体都会深受其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便是明证。

国际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部分归咎于全球市场同无政府状态下碎片化的政治权威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国际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控制它的能力与合法性。只有一个全球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在无政府的国际政治体系下，全球政府的出现又是不可能的。结果，全球市场网络不得不在一个变化莫测的、制度不完善的、凌驾于国家层次之上的政治环境中运行。在这一环境中，只有机制和国际社会能够进行力不从心的治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政治权力和全球市场之间的脱节使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极为脆弱，随时都可能陷入混乱直至崩溃。然而，另一种观点也同样令人信服，即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与无政府结构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二者在某些重要方面可以被看成是相互建构的。这一观点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市场运行的绝佳政治环境。在它看来，全能主义的政府不是导致经济管理不善，就是压制那些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力量，中华帝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全球市场也有可能因为缺乏管制而不稳定，但相对于可能会摧毁市场的全面管制来说，这种不稳定也许只是一种小恶。

全球市场网络的安全运行有可能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是外部力量破坏正常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二是市场自身的运行出现了不稳定。主要的外部威胁包括海盗行为和战争。自然曾经也是市场运行的外部威胁，例如狂暴的海洋和神秘莫测的险境，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它们现在都已经不足为虑。当然，如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导致了重大的环境变化，那么，自然倒很有可能重新成为一个威胁因素。海盗行为现在同样也只是芥藓之疾。只有像二战这样将几乎所有国家卷入其中的世界大战才能真正威胁到全球市场网络。自1945年以来，这种威胁已大大减轻。对那些世界强国而言，核恐怖使战争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对抗手段。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外部威胁已经逐渐隐退于幕后。

然而，内部威胁非但没有减轻，却有增强的趋势。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第四章中提到的无政府状态和高密度相互依存之间的辩证关系。全球市场无疑是密度增加的主要动力，同时，它也很有可能是相互依存提升的主要动力。一些国家，尤其是共产主义国家或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不论全球市场运行好坏，都将之视为对其意识形态根基的严重威胁。相反，其他一些国家，如冷战后的某些东欧国家，却把进入全球市场视为自身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作为一个体系，全球市场有其内在的张力与运行困境。如果这些张力和困境过于严峻，那么，作为整体的体系就会对其内部的国家构成威胁。面对全球市场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国家作出了不同的回应。这种回应同全球市场的后果相互联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一国越是融入全球市场，它就越容易受市场功能和体系整体的影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假若所有国家都退出全球市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全球市场被驱逐出了国际体系。因而，国家不仅能够对市场结果做出回应，而且实质上控制着市场力量流动的阀门。然而，不同的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方式相异，结果也不尽相同。苏联和中国就发现，和那些勇于融入国际市场的国家相比，敌视或者拒斥国际市场的国家往往使自己变得更为虚弱。

根据国家在两个维度对市场经济的态度，我们可以对国家进行分类。分类标准之一是国家在其国内政治经济中是拒斥还是支持市场经济，其二是国家是参与还是封闭于国际市场(参见表6.1)。一般而言，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开放程度较高，而实行指令经济的国家(command states)更倾向于自我封闭，比如原先的共产主义国家。但也存在很多例外情况。如前所述，出于诸多原因，有些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采取保护性措施以逃避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而一些实行指令经济的国家却看到了融入全球市场的好处。

表6.1　国家与市场

审视国家与全球市场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就是，观察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协调或冲突程度。换言之，无政府状态的安全状况(不仅是经济安全)取决于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协调程度。对这种关系进行理论概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参考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建立国际经济结构问题上的分歧。[24]我无意重新阐述这两种已高度成熟的经济理论，仅仅是运用其术语来展示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广泛的分歧与冲突。为避免把问题复杂化，我必须说明我所说的重商主义既包括了古典的重商主义，也囊括了所谓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t)的观点。

概而言之，重商主义者们力图通过限制全球市场的范围，使国际经济适应国际政治体系的碎片化状态。他们强调民族国家经济的完整性以及民族国家目标(军事的、福利的、社会的)的优先性。他们将贸易保护视为捍卫民族国家完整性的手段，但也期望建立一个由本国经济力量主导的经济体系。与之相反，自由主义者们希望建立一个更为统一的、范围更广的、相互依赖程度更高的全球经济体系，通过全球贸易的发展，这个体系可以超越碎片化的国际政治体系。

在转向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理论之前，有必要首先对比一下全球市场的吸引力及其运行困难。全球市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其法宝就是经济效率。全球市场是一个远比国内市场广阔而丰富的买卖、借贷空间。全球市场为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而这在一个封闭的经济圈里是无法想象的。它提供了仅靠单个国家自己不易获取的资金和技术，保障了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进而加深了国内外的联系与交流。在理想状态下，它能够保证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比较优势。这样，国家便得以更加富足和安全，因为财富的追求依赖于对市场与资源的控制，为争夺领土而进行的军事对抗已无必要。

关于全球市场的运行困难，情况则很复杂，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略谈一二。其中的一些困难源于国家政策的反作用，我们将在下文详述这个问题。有些困难则事关市场本身的运行机理，包括货币和信贷、竞争加剧的趋势、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25]随着市场体系密度的提升，所有这些问题都会更为突出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