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与安全问题

在全球化步伐加快的21世纪，国际移民在总体规模、流向和存量上都有新变化，在移民的知识结构、民族成分、文化结构和性别比例上出现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移民的流动、聚集和交往方式也产生许多新特点。这使得移民及所带来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人口跨国移动成为引起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因子。^[14]

（一）移民与社会安全

移民与社会安全问题，既指移民群内部的突发安全事件，也指所在国社会对移民所造成的安全威胁。移民和移民群体与所在国原居民的生活、交往所形成的网络无不与社会问题相互关联。在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认同。由于移民可能在生活习俗、文化背景甚至肤色等面貌特征上与所在地原居民有所差异，彼此间的认同问题以及由认同而引发的安全问题就成为移民社会领域关注的基本问题。但必须强调的是，社会安全问题并不是存在特属于移民群体领域的问题。无论哪种类型的社会共同体，在分析威胁其生存发展或是发展的潜力时，社会中的不安全因素都是存在的，尤其是被划归为非传统安全的因素。

哥本哈根学派对冷战后欧洲的安全形势提出“社会安全理论”（societal security theory），移民问题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安全理论所指的客体是以集体认同界定的“社会”，社会常常特指宽泛的、更加模糊的国家人口——也可能指涉一个始终没有获得某种认同支持的群体。社会安全就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15]社会安全是关于集体的，是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移民被巴瑞·布赞和奥利·维夫等看作是对社会和认同的重大威胁来源之一。^[16]移民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手段来到移民接收国，他们向往着比原先更美好的生活。但由于文化、教育和种族的原因，许多外来移民无法成功融入当地社会。这剥夺了他们自由发展的平等机会，因此移民需要获得社会的承认，需要社会的平等对待。但由于多种原因和突发事件的触动，这种求“承认的政治”以非理智的形式表达出来，^[17]造成一些社会冲突和安全事件，给移民所在国以治理压力。

另一方面，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还有社会中的子群体之间）关于人口迁移的看法各不相同。尽管人们逐渐了解到国际移民数量的增加可以建立跨境的社会资本而使文化多样性增加，并为刺激创业精神提供动力，而且多元化的劳动力盈利能力最强，但在许多社会中对移民的感知看法都趋向负面，^[18]而人口迁徙产生的价值却没人回答与强调，最终导致对国际移民的误传和误解。国际移民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些误传和误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过分高估移民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对非法移民数量增加趋势的估计。^[19]一些民意调查也向受访者提供误导信息。

无论是原籍国还是目的地国，在人口迁徙活动中对移民的社会经济和人口要素都很敏感，这些要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程度和政治倾向等。这些要素决定了人们对移民的态度是正面还是负面，是积极还是消极。人口迁移带来的流动性给经济带来的益处已经被现代社会所接受，但很明显，移民常常成为公众对失业、住房、社会凝聚力（目的地国）或是人力资源的流失/浪费，以及造成经济相互依赖等担忧的防毒面具。

例如因劳动岗位竞争引起的冲突。移民接收国民众存在的一种普遍看法是，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这种看法导致存在排外情绪和不断发生冲突。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全球各地频繁发生的移民冲突和排外事件可以说明这一点。对移民接收国来说，劳务移民犯罪问题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在大量非法移民存在的情况下。在俄罗斯的外来移民中，非法移民占很大比例。俄方认为，部分非法移民无视法律，在俄罗斯从事犯罪活动。枪械、毒品贩卖等严重犯罪活动有相当一部分与非法移民相关。根据莫斯科检察院的统计，在2012年上半年莫斯科市已侦破的案件中，1/3的强奸案、1/6的抢劫案、1/7的贩毒案以及1/6的其他犯罪案系外国移民和无国籍人士所为。^[20]非法移民问题的负面影响激化了当地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针对移民的犯罪活动上升。在俄罗斯各大城市均出现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包括臭名昭著的“光头党”。这些组织使用恐怖手段袭击外国人和本国外族人，使极端主义犯罪案件呈现上升趋势。

媒体的炒作和选举政治的利用，使得劳务移民常常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尽管孟加拉国称移民问题没有导致孟加拉与印度间的冲突，^[21]但实际上，两国国内的冲突和舆论都给两国政府交往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印度国内的反对党指责政府对非法移民放任，更有舆论认为这是伊斯兰主义扩张的结果。^[22]在英国，保守党为了拉选票，出台了很多不利于移民的政策。原本在英国工作五年就可以拿到居留权的政策已经被取消。^[23]

在美国，民意调查（Gallup Polls）结果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2001年开始，迁入移民都被大多数人认为对国家有好处（2003年58%，2006年67%，2010年57%）。在2006年到2008年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做出反馈的民众（74%、79%）认为非法移民并没有抢走美国人的饭碗，因为这些移民做的都是美国人不愿干的低收入工作。但到了2010年年底，这项调查发现57%的人认为非法移民给美国带来消极影响，39%的人希望非法移民减少，并且56%的人认为非法移民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24]随着各国公众对移民态度的改变，种族冲突、文化冲突和歧视可能随之而来，社会问题激化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并采取处理措施。这一过程需要迁入国、原籍国或是过境国之间协调政策，从而将国内对移民问题的关注，上升到国际层面。

（二）移民的权益保障危机

对接收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劳务移民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原籍国也受益于这些劳务移民的侨汇和生产技术经验，但劳务移民的生存环境与权利保护却往往被迁入国政府忽视。多数劳务移民从事的是低技术工作，工作环境恶劣，缺乏权益保障。尤其是占移民总量几乎一半的女性移民，其安全保护问题特别突出。^[25]有分析认为，种族主义、排外情绪及其他形式的歧视仍然影响着劳务移民的工作和生存环境。2012年6月，在三项与移民有关的国际文件中，即1949年国际劳工组织的《移民就业公约》（第97号）、1975年的《关于恶劣条件下迁徙和促进迁移劳工机会和待遇平等公约》的《补充规定》（第143号）和1990年联合国《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公约》，有83个国家已经批准了至少其中一项。^[26]但到目前为止，只有45个国家批准了《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公约》。^[27]许多劳工移民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并长期被孤立于当地社会网络之外。

此外，随着一些国家对跨境劳务移民数量的限制，非法移民以及走私和贩卖人口的现象增多。据估计，2012年全世界有2700万人被拐卖，其中包括强迫劳动、契约劳动和被迫卖淫。^[28]移民中的这一部分人口，其权利的保障就更谈不上了。由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把打击人口贩运和偷运移民列为工作重点之一。

当劳务移民的目的地国陷入冲突状况时，劳务移民就不得不寻求回家的援助。这种情况显现了劳务移民的脆弱性：在目的地国国内发生冲突或战争的情况下，劳务移民往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失去工作，身陷困境，回国道路危险而艰辛，回国后可能继续面临经济困难。这种状况被称为“搁浅移民的困境”。2011年9月利比亚危机发生后，利比亚境内滞留了大量无法逃离的外国劳工，尤其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劳工。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获准进入疏散通道，不得不分散躲避在的黎波里郊外的沿海地区等待救援。^[29]2011年，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展开一项大规模人道主义活动，即协助并遣返受利比亚危机影响的第三国国民。